小的时候，因为对世界一无所知，对师长们的敬畏是骨子里的，当他们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你错了”的时候，那种无地自容的感觉现在都能回忆起。当然人家也偶尔会对你符合预期的行为进行表扬，自己也会高兴到不辨东西。等到让师长们绝望的叛逆期终于到来的时候，对错之辨几乎最终都演变成鸡飞狗跳的大小战争。好在世界上还有好孩子这种怪物，帮助师长们维护尊严。等到成年后，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久了，经历了各种人各种事的各种折磨，自己也对各种人各种事进行折磨后，加之从乱七八糟各种渠学到的各种不系统的知识影响，才慢慢放下了“对错”的执念，不再着急判断谁对谁错，就像小时候看电影非要找出好人坏人一般。明白世界是多面的，人性是复杂的，知识是无涯的，自己是一无所知的。但即便如此，生活并没有变得更简单，因为活着世上，想躲开价值评判很难，想逃避选择更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做的无非是让这些判断更加趋于理性，更加不带恶意，更加不强调单一立场。这样就容易避开单纯的对错纠结，而聚焦于事情原本的样子。
按照黑格尔和马克思两个老人家的说法，“对错”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实我们聪明的老祖宗也早就有这个认知，譬如”福之，祸之所依；祸之，福之所伏“，只是角度不同而已。还有那个有名的“两小儿辩日”典故，我们小时候课文里的“盲人摸象“，说的都是一回事。只是西方哲学善于从科学角度推演，我们是从经验出发而已。但居然能得出差不多的结论，至少说明这个结论还是靠谱的（不评价对错），因此，不单纯以价值判断和对错之分作为探究之目的，可以作为认知的一个基本前提和假设。认知的第二个假设和前提就应该是探究事情原本的样子，这是现代科学一直孜孜不倦解决的问题，文艺复兴之后的进展之迅速，估计连上帝也被惊呆了。认知的第三个假设和前提是这种认知应该有助于解决我们的问题，包括形而上的问题，外太空的问题。有了这三个前提，才值得我们下功夫。
按照以上逻辑，很多争议就可以换个思路去解决了。因为对事情认知的底层逻辑变了，从是非对错判断转化为对事实本身的探究，很多争议就没有了鸡飞狗跳和火药味，成了一个很平和且有趣的事了。所谓的“蠢人争是非，聪明人辨真相”就是这个意思。但探究真相是一个很费心的问题，在西方文化中比较鼓励探究，但重实利的中国人其实对此不太感兴趣，更倾向于感性思维，如果非要理性的话，最好能有人提供现成的答案。所以工业革命后，中国在很多基础研究和技术上贡献与大国地位不匹配，不能不说跟这种思维习惯有关。
不进行是非对错争议，不代表不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这就是在“黑白”地带，划分出多元化且能自圆其说的价值标准，这比单纯的搞清事实又进了一步。这也是哲学家、科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家、宗教人士还有闲散百姓们乐此不疲的事情。所以才会出现不同的宗教、文化、风俗和意识形态等等。对于普通人来讲，出身和环境基本就确定了大部分价值选择，其余的少部分主要靠天分和勤奋了，而造成同族群最大差异的也恰恰是这少部分的因素。从这个角度上讲，人类历史是大家共同创造的 ，但人类进步应该是小部分优秀人推动的，这就像自然界种族差异也是因为极小部分基因差别造成的一样，完美地诠释了“二八原则”。所以在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时，也要保持足够的清醒，不轻易相信也不轻易否定一个结论，总是要看看它是如何求证的（证实或证伪）。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则“宁可信其伪，不可信其真“，或者说“保持质疑，一直质疑”是不会错的。这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决定相信某个结论的时候，要慎重又慎重，或者在没有确切论证的情况下，宁可选择不相信。这就是科学上所提倡的“质疑”精神，或者哲学上所说的“不可知”论。当然，宗教信仰是不能按此逻辑的，因为宗教信仰的假设和前提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人家能自圆其说，我们这些无神论者还是不随意评判为佳，否则不小心被那个神仙大哥给劈死就太不值了。
其实，对于科学领域和社会常识的价值评判，还是相对简单一些。科学自不用说，本来属于根正苗红，一是一，二是二，有图有真相。比如地球是圆的，太阳绕着地球转等，本身就经过严谨的科学论证，对普通人来讲也不用纠结，选择直接相信就行了，修正或推翻这些结论的事情，还是让大牛们去努力吧。一些社会常识类的判断，也还不太难，因为即无关生死气节，又不掺杂绝对价值判断，就更没必要抬杠了。比如：吸烟是是有害健康的，破坏环境是不对的，公民接受教育是必要的，没有诚信是要受到谴责的。虽然以上结论和判断也有前提，比如少量吸烟对健康不会造成毁灭性影响（其实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香烟会让人上瘾），医生对癌症病人隐瞒病情不应该被纳入谴责范围等等。但基本不会推翻这个结论。
让人纠结的基本属于社会科学、道德伦理、宗教信仰、事实真相等的是非判断。在这些领域，由于牵扯到大量的价值判断和立场选择，所以会出现各种不同观点和结论，有些观点和结论甚至是相反的。奇葩的是，在这些相反观点和结论指导下的行动，有时候都能做到风生水起。比如，在投资界索罗斯和巴菲特， 分别按照价值投资和投机的逻辑，结果都呼风唤雨，赚得盆满钵满。所以，傻子才会在这些领域无休止地争辩是非对错，而不管前提和假设，不管历史阶段和社会环境，不管事实数据和大趋势。
对于普通人而言，要想活得明白，了解自己内在的价值标准和决策逻辑很重要。因为正是自己内在的价值选择，决定了一个人的生命走向。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注定会庸庸碌碌过一生，但即使平凡又普通的人生，也要活得清楚明白，这是生命独特的价值所在。所以一个人越早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越会帮助自己活出该有的样子，而不是上帝或命运安排的样子。这就需要足够警醒，不随大流，不信天地，不服命运，就相信那个负有使命的自己，不管这个使命有多么卑微，然后行动就是了。
从一个人价值判断的内在逻辑看，只要不损人，不祸祸社会，别人就不应该说三道四。这个不损人，不祸祸社会，基本属于法律和社会规范层面，在正常社会一般就能主动或被动做到，做不到也该有法律或政府出面。但在道德和社会等层面就比较复杂了，特别是对现代人而言，还是需要了解一些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否则人家会认为你生活在中世纪。比如说对天赋人权的尊重，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的，这些据说是无容置疑的权利。忽然想到了几年前中日关系再度紧张时，国民用砸日本车来抗议的情形。这个逻辑就比较奇葩。二战后日本对东南亚国家造成的灾难反思不够这是事实，作为国人，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中间牵扯到很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因素，《菊与刀》那本书里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但从本质来看，我们对日本军国主义到底应该清算什么，日本需要反思的又是什么，这应该是学者们讨论清楚的问题。可惜我们很多研究中日战争的学者们也逃不出声讨与谩骂的逻辑。其实从国际社会战后对德国战犯的追究，应该肃清的第一宗罪是战争本身的罪恶，包括对无辜平民杀戮，这是反人类罪的一部分。如果脱离开这个大背景，无论对当下的日本如何仇视，如何用手撕鬼子的方式泄愤，包括与日本人如何老死不相往来，依然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中日战争对两国人民都是灾难，这也是一个认知基础，反思的目的是让悲剧不再重演。如果在价值判断逻辑里，还是把各种问题放在一起烙，终究堵住了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解决问题的通道。而这种选择，最终双方都要承担不可承受之重，可能会永远背着包袱前行。
解决了认知逻辑和价值判断问题，下一步应该就是如何在认知范围内去选择和行动了。讨巧的做法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按照自己的逻辑，照着一个方向先走下去，如果走不通，再换个方向走就是了，反正条条大路通罗马，干嘛非要纠结“why,how,what,who,when”的问题啊！也许我们的人生就在这无数次的尝试中，创造出无数的可能性。反正生命就这一次，何不多体验一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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