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历史上大唐盛世社会的发展，政治、文化、贸易等，对外相互交往、交流，中国道教也随之传入朝鲜、日本、越南、韩国及东亚等国。
其中，越南、朝鲜、日本传入的较早。在越南，史学界均认为在中国的魏晋南北朝之际，道教就传入并影响了其文化的发展，并对越南文人、士大夫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道”这一哲学思想，在越南文人的作品中，可以说随处可见。同时文人在仕途上失望、无能为力时他们都用“道家”的无为、清静、抱朴等来表现他们超然物外，追求宁静自在的情怀。“柔弱胜刚强”的道家哲学，也成为越南人在处世层面的指导思想，引领着人们的生活、生存方式。
而据朝鲜史籍《三国史记》记载：公元3世纪时，老子《道德经》、《列子》已在百济、新罗社会中流传。唐时，道教正式传入朝鲜。道教在朝鲜除吸引了大量的信奉者外，同时它还对朝鲜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日本和道教可谓历史渊源流长。道教的长生乃至成仙信仰，可直溯至我国的先秦时期，多少位方士去深山采药、大海中探险。其中，方士徐福就率三千童男、三千童女远达日本。即今日日本乃有徐福墓、徐福纪念馆等遗迹。在日本的习俗中，特别是在对“道”的崇拜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如他们把摔跤运动，称之为柔“道”；把散打称之为空手“道”；把高于一切的民族信仰则称之为武士“道”精神。
而韩国在医学方面，则受“道教、道家”，经典、养生、阴阳学说，医学等影响深刻。
在其它国家，随着华人的外出和文化上的交流，道教在世界各地分布也十分广泛。但道教与其他宗教不同的是：
一、不是教职人员外出传教（更没有强行传教的先例），而是历史上国外使节、商人等将道教带回自己的国土进行了不自觉的传播和信奉；华人、华侨远赴国外，往往将带着对祖国的眷恋和热爱，带着对祖先的崇拜、神仙的敬仰，而修建宫、庙、祠、堂等，加以供奉和朝拜。故有学者说：“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庙宇；有庙宇的地方，就有道教信仰”。
二、道教尊崇“道法自然”的思想，以“处下、不争、谦让、慈俭”为教义。对外、对内不求张扬但“得”柔弱（柔弱不同于字义上的软弱和懦弱）。这一教理和教义正和中华民族的性格“不强势、不霸权、不欺弱”相一致。
三、在世界各地，对道教信仰的角度、层面均有所不同。如：有信仰道祖、神灵，以期护佑吉祥、如愿的；有将道教视为哲学，加以学习和研究的；有将“道家”思想，作为政治、军事范畴，加以探索和运用的；有学习道教养生、气功、太极、强身健体的；也有学阴阳五行、中医治病的；也有将道教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艺术去追求和体验的……。
总之，国际学界公认为“道教文化，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可以说，每个人只要走进道教，不管是否有信仰、有何信仰，都会有收获。这也正如著名学者邓华祥、肖忠生所说：“《道德经》讲的是人生观、世界观和宇宙观。讲的是人类大悟性、大智慧、大超脱、大解放、大无为、大超越、大认识，是一种恬静的精神境界”。中国社会科学院胡孚琛教授则说：“道学文化是拯救世界的文化，是改变地球船航向的文化，是生生不息的文化，是海纳百川的文化，是弃旧创新的文化，是开拓前进的文化，是积极进取的文化，是无往而不胜的文化，是走向未来大同世界的文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内地道教与世界各国道教界联系极少，对世界道教缺少了解和认识。而在台湾的第六十三代张恩溥天师，则一直努力、从事着向国外宣传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工作，并且联系十分广泛。据1952年台湾《中华日报》编印的《世界要览》及台北“嗣汉天师府”驻海外办事处调查统计（注：仅和天师府有联系的道观）：北美洲设坛或庙54座、南美洲85座、欧洲98座、非洲54座、大洋洲130座。亚洲，包括日本12座、韩国11座、泰国9座、缅甸7座、印尼4座、印度2座、菲律宾258座、马来西亚135座、新加坡198座。同时天师府还在美国、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等国设有办事机构。（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没有人再做过统计，现在的数量将远远超过以前的数字）。
随着国际上对道教文化的认识和重视，二十世纪初及至七八十年代，世界上拥现出一大批热衷于研究东方文化的专家和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及影响，有力的推动了道教的传承和发展。这些国际著名学者主要有，日本：小柳司气太、武内义雄、吉冈义丰、福井康顺、洼德忠、酒井忠夫、石川忠久、蜂屋邦夫、三浦国雄、吉田纯等教授。英国：李约瑟、彼得龙、鲁桂珍(英籍华裔)等教授。法国：葛耐、马伯乐、石泰安、康德漠、施舟人等教授。美国：韦尔奇、西文、斯特里克曼、萨梭、顾立雅等教授。加拿大冉云华教授、澳大利亚柳存仁教授、瑞士霍曼教授、德国赛德尔教授、荷兰威舒尔克教授……。
在各国的著名学者中（注：近现代又出现了一批新的专家和学者，因篇幅有限，故未录入），公认为日本学者“人数多、成果丰、有深度”，而受到同行者们的青睐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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