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送别，实际只是短暂的别离，印象最深的有两次。
山村农家的孩子，自小方圆十几里的活动范围，过年过节走亲戚的距离也就十几里，远处不知道在哪 脑子里也没有远处。读中学时，骑自行车去过莱阳莱西县城，都是与同学一起去的。
第一次离开老家去北京，母亲才感到这是离家到远处去，是她心里的一件大事，十分的重视。
1966年9月末，我被学校推荐为第4次接见的赴京代表，要赶在十月一抵京。我们老家有“过了10月节，反天就是雪”的农谚。尽管天还没冷，母亲担心到了外地天冷受冻，把托人给父亲缝制的西式棉衣让我拿着。刚做好的新棉衣，黑面，粗布格子里，很时尚，只是我穿起来像棉大衣似的。
忘了母亲给我几个钱，估计没超过两元，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都没舍得花5毛钱拍张照片。同去的老师同学都留了影，唯我没有，这件事一直遗憾了好长时间。我家的钱用母亲的话说“太咸了”。
上中学住校，每次离家习惯了自己走，母亲连门口也没送过。别的同学赶集的日子有家长来看，我也没记得母亲来过。我是65年夏天入学，66年9月去北京。
这一次，母亲臂弯里夹着父亲的黑棉袄，从家里一直送我到南壃。一路上坡，有三四里，窄窄的山路上，一边是沟，一边是庄稼地。俩人脚前脚后，不能并排，山间路，只容一个人通过。
路上说的什么不记得了，只剩下母亲依依的情怀深印在脑海里。大概远行离开了母亲的视线，让她有点儿抓不住的担心，抑或是她意识到我已经长大，正在振翅？总之，那是我长到16岁，第一次感受到母亲的柔和绵密。
其时，母亲的内心是悲苦的，她的婚姻只剩下家庭的空壳，40岁的母亲高挑，还带着年轻时的漂亮，感情却迅速的枯萎。现在想来，那次母亲送我时的心情是复杂的，有自豪，有不舍，还有一部分感情依傍的被抽离。
到了南壃顶，该是下坡了。我们村与邻村的边界就在此，我接过棉袄走出好远，回头看看母亲，还站在壃顶上，我挥挥手，走下沟坡，走进沟底，再回头，看到的只有沟坡了。母亲在看不到我后是啥时离开的，她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的心情，我从没想到问一问，现在真想问问，没人可问了。
另一次的送别是71年8月我参加工作。出门总有自己的东西要有地方放，母亲把太奶奶出嫁时的一个木箱刷洗干净，又刷了新漆，涂成枣红色，将我冬天穿的棉衣棉裤，还有被褥都放进箱子里，还有一双新做的纳底布鞋。这些东西都是母亲自己收拾的，我脑子里什么也没有。
父亲安排了村里的拖拉机，把我送到单位还是送到公社汽车站，没有印象了。应该是送到县城单位的，不然我的木箱怎么拿到单位的？从来没有扛木箱的记忆。
也没有母亲送我的印象，只记得我坐在拖拉机里，手里拿着个玉米皮编的新提篮儿，感觉挺漂亮的。那时南壃修大寨田，一条主干道能跑开拖拉机了。
父亲是否在车上没印象，只有拖拉机走在村南边路上和手里草提篮的画面。
母亲给我的小木箱，伴我从商店进县委大院，到公社，又到供销社，起伏颠簸中，箱子一直跟随着。直到去石家庄时，又送回老家。93年接父母从老家搬来时，小木箱跟随父母又回来了。父母走后再没打开过。
算起来，我与母亲有过好多次离别，留在脑子里的唯有这两次特别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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