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焦虑与其他状态差异如此巨大，沙利文认为，在幼儿经验中，最首要的不是区分光明与黑暗或母亲与父亲，而是区分焦与非焦虑两种状态，由于是照料者引发了孩子的焦虑，沙利文称这种最早发生的区分为“好母亲”（非焦虑的）状态与“坏母亲”（焦虑的)状态之间的区分。
孩子与不同的照料者（不仅是亲生母亲）在焦虑状态下的经验组合在一起，形成孩子对“坏母亲”的经验；而与不同的照料者在非焦虑状态下的经验（照料者能够对孩子寻求满足的需要做出有效的反应）组合在一起，形成孩子对“好母亲”的经验。这些人的不同对幼儿来说并不重要，因为唯一重要的区别在于他们焦虑还是不焦虑。类似地，每个人都会有时焦虑有时不是这也不重要；因为照料者在这两种状态下对孩子的影响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孩子感到他（或她）是两个不同的人。
沙利文假定幼儿最初被动地体验各种心理状态；究竟是“好母亲还是“坏母亲”占据主导，以及随之而来的非常不同的影响，都是他不能控制的，然而，幼儿逐渐掌握了对自己命运的控制。他开始能预测靠近自己的是“好母亲”还是“坏母亲”。通过面部表情、体态的紧张程度、声音语调这些可靠的预测信号，幼儿能知道自己是在什么样的人身边：这个人能平和地回应他的需要，还是会把他带进无法缓解的紧张旋涡。
第二个关键步骤是，随着孩子发现“好母亲”或“坏母亲”的出现与自己有关，他发现了令人吃惊的事实：自己的活动和表现有些会让服料者焦虑，有些则会让照料者平静和赞许。沙利文设想这是一个多种联结逐渐建立的过程。
孩子的某些行为可能会让照料者感到焦虑；这种焦虑传递给幼儿，于是幼儿开始将其行为与焦虑的心理状态联结起来。孩子的某些行为可能会让照料者感到放松，并做出赞许的反应；这种赞许也同样传递给幼儿，于是幼儿开始将安静地休息与一种安详、被赞许的心理状态联结起来。
沙利文推测，通过这种方式，孩子经验中的不同领域具有了不同的价值。那些容易引发赞许（并通过共情联结转而使孩子感到放松）的活动被组织在一起赋予了普遍的积极价值（“好我”），那些容易引发焦虑（并因此使孩子感到焦虑）的活动被组织在一起腻予了普遍的消极价值（“坏我”）。
至于那些会引发照料者强烈焦虑（并通过共情联结转而引发孩子强烈焦虑）的活动则是另外一种情况。沙利文认为，强烈的焦虑会给人带来极大困扰，并导致人遗忘焦虑之前刚刚发生的体验。因此，孩子完全感觉不到那些通常引发周围成年人强烈焦虑的活动是自己的表现——这些内容变成了“非我”，变成了被解离的状态，无论在幼年还是成年以后，无论以何种形式，都不会成为被个体承认的自己的一部分。
孩子对自身经验的控制增加，这个过程中最后的关键步骤是，他意识到自己能够塑造自己的行为，从而使“好母亲”更常出现，而“坏母亲”更少出现。此时，一套更主动的过程（自我系统）发展起来，使“好我”成为进入意识的主要内容，而将“非我”完全排除在意识之外。自我系统使孩子避免做出与照料者的焦虑水平升高（因而也使自己的焦虑水平升高）有关的表现和行为，而促使他做出与照料者的焦虑水平降低（因而也使自己焦虑水平降低）有关的表现和行为。
自我系统缓慢而渐强地，同时也是必然地塑造着孩子，让他符合由重要他人的人格特点决定的小环境。孩子的种种潜能经过缓慢而无情的雕琢，成为这个特定母亲的儿子，这个特定父亲的儿子，孩子的人格轮廓是由父母的焦虑深深蚀刻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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