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文

中华文字博大精深，从出现文字的时代开始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文字既是华夏文明开始闪耀在亚洲东方的标志，也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它的一笔一画中无不蕴藏着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智慧的结晶，对亚洲乃至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

     中国文字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之前的三皇五帝时期的象形文字，由上古时代著名史官仓颉所创；仓颉原姓侯冈，名颉，俗称仓颉先师。据《说文解字》记载仓颉是黄帝时期造字的史官。在关于上古时期的故事传说当中，仓颉被描绘成拥有四只眼睛的圣人；相传，仓颉是根据沮诵受鸟兽足迹的启迪，集中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呕心沥血数十载，搜集、整理流传与先民中的象形文字符号并加以推广和使用，仰观奎星环曲走势，俯看龟背纹理、鸟兽爪痕、山川形貌和手掌指纹，从中受到启发，根据事务的形状创造了象形文字。在仓颉创造象形文字之前，人们是用画图的方式来表达脑海中的意图，自从仓颉创造出来的象形文字问世以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部落间的交流就变的方便了很多。几乎不约而同的，在距今四五千年左右的世界，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萌发了纪录和交流的愿望，于是依靠环境和经验用美丽的图画将自己所思、所想、所欲记录下来久而久之便诞生了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字；随着文字的出现和诞生，世界各地的文明也开始随之诞生；仓颉创造出来的文字使中国出现了华夏文明，与此同时在华夏文明发源地的西面，印度文明、巴比伦文明和埃及文明、爱琴文明也一同出现。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历程在文字的诞生之下由此展开；而中国的文字伴随着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所衍生出的中华文化在绵延将近数千年历史岁月的长河中奔流不息。

       自仓颉造字以来，中国人就逐渐脱离原始社会开始慢慢向文明社会迈进。到了青铜时期的商朝，随着文字发展的成熟，有着中国早期汉字鼻祖之称的甲骨文诞生了。甲骨文的发现始于一百多年前的清朝光绪年间，当时清廷国子监王懿荣得了大病四处求医问药都没有结果，直到有一天他在他所搜寻的药材当中发现了一种刻了特殊文字的龟甲觉得这应该是个很有价值的文物，于是便派人去收购经研究发现龟甲上的纹路应该是古老的文字，这个发现震惊了当时的学术界和文化界。从此，甲骨文受到许多学者、古董商和收藏家的重视。在夏商时期，人们把文字镌刻在龟甲与兽骨上为当时所流传之书迹，这便是甲骨文被发现时所得名的原因，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商朝时期，甲骨文则正式成为了商朝时代所流行的一种文字，由于商朝人普遍都比较迷信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无论是祭祀、气候、收成、打仗、外出、生育、患病等，无不求神问卦，以得知凶吉祸福再来决定行止。所以占卜便成为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朝廷为此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卜官，有刻字的甲骨文都作为国家档案被保存了下来。到了商朝后期，甲骨文已逐渐被金文所取代，金文又称钟鼎文和铭文，是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出现于商代末期至周代初期，在周朝时期极为兴盛，成为了周朝时期书体的主流。由于它的流传书迹多刻于钟鼎之上所以大体上比甲骨文更能保存书写原迹，具有古朴之风格，在写法上、笔法上为书法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许多诸侯国已经完全脱离了周王朝的统治开始各自为政，文字的重要性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受到诸侯国统治者们的高度重视，随着诸侯国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诸侯国的国君们在以西周铭文为基础上各自创造了属于本国所流行和书写的文字；但是在战国时期，除了秦国使用大篆以外，其余的六个国家开始统一使用通用于六国的“六国古文”；到了战国末期，秦国实行了商鞅变法之后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不断的大增，秦国的地域和疆土已经满足不了秦国统治者的需要，经长平之战胜利以后东方六国已经再也没有能力与秦国抗衡，当秦国的最后一任君主嬴政上台之后便立即发动了灭亡周朝统一六国的战争，公元前221年秦国消灭了最后一个诸侯国齐国之后秦国国君在泰山封禅建立大秦王朝，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五百年来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就在嬴政建立大秦王朝之后不久，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在政治方面作了一系列合理的改革。废除了周朝时期的分封制改设郡县制，并且建立了丞相制度和皇帝制度，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货币。然而最重要的一项合理的举措就是统一文字，即把战国时期流行于六国之间的“六国古文”完全废除统一使用秦国的大篆，文字的统一不仅扫清了政令推行和文化交流时的严重障碍，而且对华夏文明的发展和推动中国文化的传播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对文字后来的演变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秦朝的大篆开始流行于秦朝统治的各个阶层之后，在丞相李斯的帮助下秦朝后来又推行了小篆。李斯不仅是秦代的政治家还是秦代的书法家，他对篆书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为了改革文字他创作了《仓颉篇》主张取消大篆推行小篆并使其成为秦朝的官方文字。由大篆经审改而形成的小篆字形图画性减小，线条符号性增强，异体字已经很少，偏旁部首的写法和位置基本固定，字形比较简化，而且形体方长，用笔圆转，结构匀称，笔势瘦劲俊逸，体态典雅宽舒，是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象形文字的痕迹被彻底的根除。然而毛笔的流行和出现对于中国文字的写法和演变更是起到了推进的作用，毛笔发明于春秋战国时期，到了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秦朝之后，监督修筑万里长城的秦将蒙恬对春秋战国时期毛笔进行了一系列系统的改良变成了今天我们使用的毛笔。毛笔的发明和改良不仅改变了以往在竹简上刻字时候的繁琐工序从而让写字变得简单和随意，而且还从根本上简化了文字的写法和步骤，对中国文字的演变和中华文化的传播具有跨时代意义。随着现代毛笔的改良和问世中国先民开始在写字的过程中不断的简化文字的写法，而“秦隶”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诞生的。“秦隶”指的就是流行于秦朝时代的隶书，所谓隶书就是篆书圆转的笔法改为方折的笔法，在结体上更加的简化，隶书的发明者名叫程邈，他是秦朝时期的一名普通的狱吏，因得罪秦始皇而下狱，在狱中他用刚刚被蒙恬将军改良之后在民间流行的毛笔把篆书进行简化，变圆形为方形，变曲笔为方笔，出狱之后他把他所创造出来的隶书进行大力推广，很快就受到了秦朝时期统治者的赞扬和认可，不久以后隶书便取代了小篆成为了秦朝统治时期的官方文字。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因不满秦朝暴政在大泽乡举行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以“王侯将相，另有种乎”为口号组织义军揭竿而起动摇了大秦王朝的统治根基，然而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这场起义在秦将章邯的残酷镇压下最终失败。陈胜，吴广起义失败之后，随之而来的是项羽和刘邦两人所组织的起义。公元前207年，项羽在巨鹿之战中打败了秦军的主力，刘邦则率领义军进入秦朝的首都咸阳，大秦王朝的统治在项羽和刘邦的所组织的另外一场反抗暴政的起义运动之下灰飞烟灭。秦朝灭亡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楚汉之争；鸿门宴事件过去之后，刘邦和项羽之间的矛盾愈发的升级，在项羽欲在鸿门宴上让项庄在舞剑过程中乘机刺杀刘邦的计划失败之后，两人之间的同盟关系和兄弟之情彻底决裂，昔日的盟友变成了今日的死敌，为了争夺在中原地区统治的霸主地位率领军队相互厮杀拼的你死我活，经过了差不多四年的征战在经历过多场败仗之后的刘邦最终战胜了项羽把项羽逼死在乌江岸边成功夺得了天下，建立了大汉王朝。而中国文字也在这一刻开始，迎来了它发展的黄金时代；汉承秦制，汉朝建立以后它所继承的是秦朝的制度，在文字上也使用秦朝时期的“秦隶”，由于“秦隶”没有完全摆脱“小篆”的结构特点，于是汉朝时期的文人便开始在“秦隶”的基础上进行改良，为了发挥毛笔写字的特点，汉朝人便创造了“汉隶”，中国的汉字便是在“汉隶”问世的这一时期开始成形。而纸的发明和制造更是给中国文字的发展和演变带来了新生的土壤，中国的文化和学术也正是随着纸的出现而传承至今。纸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诞生于西汉时期，到了东汉和帝统治年间尚方令蔡伦在前人的造纸技术上进行了加工和改良发明了用树皮，破渔网，破布，麻头等原材料制造了适合书写的植物纤维纸，使纸成为了当时书写文字时普遍使用的材料，纸的出现不仅降低了以往把字刻在竹简或者写在帛书上的成本而且还使得中国文字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中日益成熟。在“汉隶”流行的同时因为纸的发明和改良“楷书”也正在这一过程中开始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中国文字的发展方向。汉朝灭亡以后，中国开始进入到魏晋南北朝统治时期，而楷书在这一时期开始盛行；楷书的创始人是被后世子孙称之为书圣的王羲之，它吸取了篆书圆转笔画，也保留了隶书的方正平直，去掉了“蚕头燕尾”使汉子的结构大体固定了下来。王羲之是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因为曾经担任过东晋王朝的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所以当时的人们便称呼他为“王右军”。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十二岁时经父亲授笔法论，少时师从著名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之后他游览山川，到处拜访当时著名的书法家进行学习集百家之长于一身创造出了属于他自己的一套书写风格；王羲之的书风最明显的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最大的成就在于增损古法，变法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仑美奂的书体，把汉字的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这是书法艺术的觉醒，标志着书法家不仅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出书法的美，使得后来乃至现代的书法家几乎没有不临摹过王羲之法帖的，这便是他书法的成功之处，故而拥有了被人称作是“书圣”的美誉。他所书写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北朝时期已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他的《兰亭序》被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视为至宝，后来在唐太宗死后被带入到皇陵成为了唐太宗陵墓中的随葬品。直到现代，他的书写风格依然能成为了人们学习书法时所必须要用到的模版。到了唐代，楷书已经迎来了它发展的全盛时期；著名的书法家颜真卿和柳公权都成为了楷书写法的佼佼者，他们两人在书写过程中所创作出来的书写风格至今仍被人们作为学习书法的范例。颜真卿的楷书书写风格被称之为“颜体”，颜体的楷书结体方正茂密，笔画雄强圆厚，气势庄严雄浑，结构周大端正博众家之所长在书法史上缔造了一个独特的书学境界。柳公权的楷书书写风格被称之为“柳体”，相对于颜真卿的颜体而言柳体的书写风格则显得细腻柔和，匀衡瘦硬，与颜真卿的颜体并称为“颜筋柳骨”就在楷书在民间盛行的同时，有些书法家们为了抒发自己的胸臆，寄情于笔端的创造，创造出了一种流动顺畅，一气呵成，极具有韵律和艺术的字体----“草书”。草书草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称之为早期草书，第二阶段称之为章草，第三阶段称之为今草；早期草书是跟隶书平行的一种书体，一般称之为隶草，实际上夹杂了一些篆草的形体，它打破了隶书书写风格的方整规矩和严谨，属于一种比较草率比较随意的写法。章草是早期草书和汉隶相融的雅化草体，波挑鲜明，笔画钩连呈波纹状，字字独立，字形偏方，笔带横势。章草在汉魏之际最为盛行，复兴于元朝，蜕变于明朝。今草是章草去尽波挑而演变成的，东汉末年随着章草进一步“草化”脱去隶书笔画行迹，上下字之间笔势牵连相通，偏旁部首也做了简化和互借，今草的书写风格因此而诞生，自魏晋南北朝时期今草的书写体盛行不衰，到了唐代，今草写的是更加的放纵，笔势连绵环绕，字形奇变百出，这种书写方式被称作“狂草”。草书书写的代表人物是唐朝时期的张旭，据《旧唐书》记载，张旭总是在喝醉酒的情况下号呼狂走，索笔挥洒，人们因此有把他称之为张颠。而实际上，这是在说明张旭对草书艺术的热爱程度，因而他被后世人尊称为“草圣”。张旭的草书与李白的诗歌，裴昱的舞剑在当时并称三绝；而他的草书之所以如此受人追捧和称赞这和他那为人洒脱不羁，豁达大度的个性是分不开的。据史料记载张旭是一个极具个性的书法家，他嗜酒如命经常在喝的伶仃大醉的情况下提笔落墨，一挥而就，甚至以头发蘸墨书写，因此有人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做张颠。张旭的书法始化张芝、二王一路，二王即是指的楷书的代表人物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他以继承“二王”传统为自豪，字字有法，另一方面又效法张芝草书之艺，再加上他那洒脱和放荡不羁的随意性格创造出潇洒磊落，变幻莫测的狂草来。相传他见公主与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之意，在河南邺县时看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并因此而得草书之神，颜真卿曾两度辞官向张旭请教笔法。张旭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他把满腔情感倾注在点画之间，旁若无人，如醉如痴，如癫如狂。唐代倡导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曾在他的《送高闲上人序》中对张旭赞道：“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鄂，一寓成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当代法籍华人艺术家熊秉明在他的《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中说：“张旭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他创造的狂草向自由表现方向发展的一个极限，若更自由，文字将不可辩读，书法也就成了抽象点泼的绘画了。”张旭书法功底深厚，并以精能之至的笔法和豪放不羁的性情开创了狂草书风格的典范，运笔自如，倾泻而下，奔放豪逸，一气呵成，给人以一种痛快淋漓之感，其创作的主要书法作品有《古诗四帖》、《草书心经》、《肚痛贴》、《郎官石柱记》为后世书法家所模仿和学习的重要教材。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书写字体，它既不像楷书那样的工整也不像草书那样的奔放；用形像一点的比喻就是，假如把楷书比作是人在坐，那么草书就是人在跑，行书则是人在行走。因为行书的书写方式比楷书随便，既不像草书写的那样的潦草让人看不懂又没有严格的书写规则，所以它普遍的受到人们的喜爱。大概在魏晋时期，行书就已经开始流行了；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就创作了很多行书作品，长期以来备受人们的喜爱。到了清代末年，随着钢笔在西方国家的问世和流行，传入中国之后已经完全替代了中国人使用毛笔的书写习惯和方式；而行书也在这个时期伴随着钢笔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应用和流行衍生出了一套全新的字体——钢笔字。随着纸在中国的诞生问世和应用，中国的另外一项重要发明活字印刷术也已经诞生了。活字印刷术诞生于北宋庆历时期，由印刷铺工人毕昇所创；他总结了历代雕版印刷的丰富实践经验，经过反复试验，把单字挑选出来，排列在字盘内，涂墨印刷，印完后再将字模拆出，留待下次排印时再次使用，这一发明是世界印刷史上的一场重大的革命，它比德国人约翰内斯古腾堡的活字印刷术要早四百多年。中国的雕版印刷技术起源于隋朝，人们在一定厚度平滑的木板上，粘贴上抄写工整的书稿，薄而近乎透明的稿纸正面和木板相贴，字就成为了反体，笔划清晰可辨，雕刻工人用刻刀把版面没有字迹的部分削去，就成了字体凸出的阳文，和字体凹入的碑石阴文截然不同，印刷的时候在凸起的字体上涂上墨汁然后把纸覆盖在它的上面，轻轻拂拭纸背，字迹就留在纸上了。这样印刷出来的字相对于毕昇的活字印刷术而言被称作是死字；但是这样的字通常只能印刷出一种版本的书籍，不可以进行循环利用，这就是死字的局限性；而毕昇的活字印刷术恰好就弥补了死字印刷术的这唯一一大缺陷；为了更好的使用活字印刷术，宋朝人为了适应活字印刷术的需要而发明了一种特殊的字体——宋体字。据说，宋体字的发明者乃是宋朝第一大奸臣秦桧。宋体字的发明是中国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后世的影响力极为巨大；它起源于宋朝，兴盛于明清，距今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是所有有形的文化中，千百年来一直仍然在使用却没有太多改变的一种字体；直到现代，我们在书籍上、文件上、电脑上所用到的字体依然还是宋体字。宋体字直接传承了中国书法楷书的精神，不着痕迹地把中国书法楷书转变成印刷宋体字，并且深深影响了我们的审美情趣，它方正平稳，对称均衡，起伏相让的字体结构，端庄典雅，舒展大气，利用得当，追求精致的精神内涵，已经深深的扎根在我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当中。为了减少汉字书写时候笔画所带来的复杂和繁琐，在发展汉字的过程中古人开始将一些偏旁和笔画比较复杂的一些文字进行简化，这就是现代我们广泛使用的简体字的雏形；简化汉字的过程由来已久，从甲骨文、金文变为篆书，再从篆书变为隶书、楷书、行书的这一演变过程中对汉字偏旁和部首的书写都在进行着一系列的简化；在楷书流行于民间的过程中唐代书法家虞世南在他的《孔子庙堂碑》中就出现了：状、弥、将、于、来、随、尔、涌、麦、继这几个字；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在书写草书的过程中就用过：东、岂、式、当、张、孙、杨、于、书等简化过的汉字；明朝时期的书法家董其昌曾用过：记、为、将、与、长、尽、览、诸；清朝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则用过：问、觉、剑、红、见、语等；到了近代，汉字的简化运动便开始进一步推广和盛行，最早的汉字简化运动起源于近代太平天国统治时期。当时，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人洪秀全为了提升识字率下令太平天国玉玺及其官方文件上都使用简化过的汉字，经非正式统计，太平天国总共使用一百多个简化汉字，其中百分之八十为后来采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之后，汉字的简化一直都没有停歇过，在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白话文运动时期，文字的简化和白话文运动相提并论，都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在此期间，许多中国当时最著名的学者提出了提升国人知识水平的方法，那就是要提升知识水平和识字率，而增加识字率的办法就是要将复杂的中国汉字进行简化。简化文字获得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赞成，主张让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赞成汉字简化，著名的国学大师胡适便是其中之一；他于1923年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的《卷头言》中写道：“中国的小百姓不但做了很惊人的文字革新，他们还做了一件同样惊人的革新事业；就是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就是'破体字'的创造与提倡。”胡适发表的这篇文章引起了当时国民党政府机关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的高度关注，他找来教育部部长王世杰询问汉字简化的可行性，并指示逐步推行简体字。1937年，北平研究所字体研究会发表的《简体字表》第一表业已收录简化汉字1700多个，但是因为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汉字简化工作才被迫停止。新中国成立以后，汉字简化运动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汉字的整理和简化也成为了协会研究的目标之一；1978年文革结束之后，中共中央随即公布了《第二次简化汉字》的草案。1986年国务院废止了二简方案，同年，由中国文学改革委员会组成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并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而且和文化部、教育部同时发表《关于简化字的联合通知》一致表示：汉字的形体在一个时期内应当保持稳定，以利应用。从此以后简体汉字便成为了我们现在普遍所使用的文字，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电脑、打印机和汉语拼音打字法的使用和普及，在电脑上打字和在打印机内打印文件已经成为我们工作、娱乐、生活和学习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中国汉字的不断发展，中国的文学、文化和艺术也随着文字和语言发展的那一刻开始以它那不同于外国文学、文化和艺术的独有魅力，在中华五千年历史长河岁月中不断演化和进步深深影响着亚洲乃至整个世界。文字是文学、文化和艺术的载体，文字的发展和演变必然会推动文学、文化和艺术领域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中国文学文化和艺术的发展是一部漫长而辉煌的历史，是五千年古国盛衰兴亡的风云在其中的舒卷，是中华文明最值得自豪和骄傲的瑰宝。在原始社会，人们在生产和劳动的过程中，由于筋力的张弛和工具动用的配合，自然地发生劳动的呼声，这种呼声具有一定的规律之后就产生了节奏，这种简单的节奏就是音乐，舞蹈的节拍和诗歌韵律的起源。在远古社会的村落中，每当春天到来，人们准备开始耕种之际，为了祈求能够获得好的收成，便要举行一场祭祀之类的活动。秋天收获之后，还要举行一场类似祭祀的活动和仪式，从而便产生了歌谣，这些歌谣就成了中国文学的源泉之一。随着文字的出现和问世，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一些耳熟能详的歌谣便以文字书写的方式被记录了下来；在古籍中时有记载，出现于神农时代的《蜡辞》云：“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本，归其泽！”这大概是农事祭歌，属于中国最早的一部记录农事的作品。而尧舜时期的《击壤歌》、《康衢谣》、《卿云歌》等从思想内容和词语来看显然是后人根据那个时期的原始歌谣而创作的。文字产生以后，中国的文学才渐渐脱离了传说时期，甲骨文和金文的产生使中国的书面文学开始出现萌芽，随着汉字的不断发展和演变，中国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诗歌诞生了。最初的诗歌是以音乐、舞蹈两者相结合在一起的，诗歌是一种起源于上古社会生活因劳动生产、两性相恋、原始宗教等产生的一种有韵律、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表现形式，而《诗经》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

       《诗经》是产生于中国奴隶社会末期的一部诗集，它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搜集了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古代诗歌305首，反映了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在西汉时期它被尊为儒家经典。《诗经》中诗的分类有“四始六义”之说；“四始”指《风》、《大雅》、《小雅》、《颂》的四篇列首位的诗。“六义”则是指“风、雅、颂、赋、比、兴”其中《风》、《雅》、《颂》是依据音乐的不同，也是诗经作品分类的主要依据。《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一些地方，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多半是经过润色后的民间歌谣叫“十五国风”即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郐、曹、豳，总共有一百六十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是指土风、风谣的意思。《雅》分为《小雅》和《大雅》，是宫廷乐歌，共105篇。“雅”是正声雅乐，即贵族享宴或诸侯朝会时的乐歌，大雅多为贵族所作，小雅为个人抒怀，固然多半是士大夫作品，但小雅中也有不少类似风谣的劳人思辞，如黄鸟、我行其野、谷风、何草不黄等。《颂》包括《周颂》，《鲁颂》和《商颂》是宗庙用于祭祀的乐歌和舞歌，其中《周颂》大部分是西周初年周王朝的祭祀乐章，也有迟至昭王时的作品。《鲁颂》主要是指春秋时期鲁国的颂歌，而《商颂》则是春秋时期宋人追述祖业之作。赋、比、兴是诗的表现手法，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关于赋、比、兴的意义，历来说法众多，简而言之，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数在诗歌的发端。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在周南中的《关雎》这首爱情诗歌中，作者运用了兴寄的修辞手法，除此以外还运用了一些双声叠韵的连绵字，增强了诗歌的音调的和谐和描写人物的生动性，在用韵方面，这诗采取偶句入韵的方式，这种偶韵式支配着两千多年来我国古典诗歌谐韵的形式，这种用韵方面的参差不齐的变化，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和音乐美。然而，最为脍炙人口的就是开头的那一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从古至今成为了历代文学家和作家津津乐道的一段千古名句。

       诸子散文是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学派的著作，反映着不同学派的思想倾向、政治主张和哲学观点；春秋战国时期，东周王朝的统治土崩瓦解各个诸侯国开始各自为政，逐渐脱离了东周王朝的统治；中国的文化也从这一刻开始受各个诸侯国不同的文化习俗的形象，从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流派；当代的史学家将这一时期称之为“百家争鸣”各种流派的代表人物纷纷著书立说，宣扬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在当时的文艺界掀起了一股“百家竞作，九流并起”的文化浪潮。

       在春秋战国之交具有代表性的有儒、法、道、墨四家，其代表作品主要有《论语》、《老子》、《墨子》。《论语》是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孔子和其弟子以及再传弟子言行语录为主的汇编，又被称为论、语、传、记，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之一。《论语》成书于众手，记述者有孔子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也有孔门以外的人，书中有对人物神情语态的描写，展示出人物的形象，而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除了孔子以来，《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与鲁莽，颜回的温雅与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与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他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论语》和《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尚礼》《礼记》、《易经》、《春秋》并称为四书五经，为后来古代读书人修身养性时必须要读到的不朽之作。《墨子》是记载墨家学派思想资料的总集，反映了墨家学派所代表的小生产者的思想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墨子》全书分为《墨经》、《墨论》、《杂篇》三类，《墨经》类有《亲子》、《修身》、《非儒》、《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墨论》从《所染》到《非命》共28篇；《杂篇》从《耕柱》到《杂守》共16篇；《墨子》一书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其中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军事思想都比较突出，其中逻辑思想已经成为了先秦逻辑思想史的奠基之作；《墨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反映在《尚贤》、《尚同》、《非攻》、《节用》、《节葬》、《非乐》诸篇中。墨家主张任人唯贤的用人原则，反对任人为亲，主张从天子到下面的各阶官吏，都要选择天下的贤人来充当。墨子反对统治者发动的侵略战争，声援被侵略的国家，并为此而奔走呼嚎，勇敢地主持正义。对统治者过的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极为反感，主张对统治者要进行限制。对死人的葬礼，墨子主张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这些客观上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墨子》的伦理思想，主要反映在《兼爱》、《亲士》、《修身》等篇中。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人们不分贵贱，都要互爱互利，这样社会上就不会出现以强凌弱、以贵欺贱、以智诈愚的现象。国君要爱护有功的贤臣，慈父要爱护孝顺的儿子。人们处在贫困的时候不要怨恨，处在富有的时候要讲究仁义。对活着的人要仁爱，对死去的人要哀痛，这样社会就会走向大同。墨子的伦理思想虽然抹杀了阶级性，带有空想的色彩，但它却是广大劳动人民要求平等、反抗压迫、呼唤自由的心声。《墨子》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非命》、《贵义》、《尚同》、《天志》、《明鬼》、《墨经》诸篇中。墨家哲学思想的最大贡献是认识论。墨子主张把知识分为"闻知"、"说知"、"亲知"三类，"闻知"是传授的知识，"说知"是推理的知识，"亲知"是实践经验的知识。这就否定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墨子》的逻辑思想，主要反映在《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6篇中，这主要是后期墨家的思想。在《墨经》中，后期墨家提出了"辩"、"类"、"故"等一套完备的逻辑概念。在《小取》篇中论述了辩论的作用，即辩论是要分析是非的区别，审查治乱的规律，弄清同异的所在，考察名实的道理，判别利害，解决疑似。还阐述了辩论的几种方式，对推理的研究也甚为精细。后期墨学建立了相当严谨完整的逻辑理论，在中国逻辑思想发展史上起了开创作用，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直到今天，它仍是人们学习中国逻辑思想史的重要材料，给人以智慧的启迪。《墨子》的军事思想，主要反映在《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等篇中。由于墨家学派主张"兼爱"、"非攻"，反对侵略战争，所以它的军事理论主要是积极的防御战术，这虽然不及兵家的军事思想全面深刻，但它却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厌恶战争、渴望和平的心理愿望。《墨子》一书所蕴含的思想极其丰富，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墨子》思想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正因为如此，它不被统治阶级所赏识，到了秦汉，墨学已没有多大影响，墨子的事迹已知之甚少，连史学家司马迁为墨子作传，也廖廖数语。今天，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研究《墨子》，进一步发掘其思想学说的蕴涵，批判地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对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老子》是道家创始人老子的著作，它以玄深的哲理思辨和精妙的诗一般语言相结合，显示着独特的艺术风格。《老子》又叫《道德经》，它是一部道家哲学著作其特点主要有三种，一、音韵之美《道德经》句式整齐，大致押韵，为诗歌体之经文。读之朗朗上口，易诵易记。体现了中国文字的音韵之美。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二章)、“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三章)、“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四章)、“其政闷闷，其民淳淳”(五十八章)。这些词句，不仅押韵，而且平仄相扣，有音韵美，也有旋律美。朗诵经文，是一种美的享受，在音韵之美中体味深刻的哲理。二、讲究修辞《道德经》的语言非常讲究艺术性，运用了多种修辞方式，使词句准确、鲜明、生动，富有说理性和感染力。1对偶。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一章)、“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三十九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五十八章)、“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六十三章)。对偶句子看起来整齐醒目，听起来铿锵悦耳，便于记忆、便于传诵。2排比。排比可以增强语言的气势、鼓动力。《道德经》中排比句较多。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心妨”(十二章)、“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二十二章)、“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二十四章)、“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四十一章)。3比喻。《道德经》中比喻亦多。如：“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六章)，以玄牝喻“道”，生养万物。又如：“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八章)，通篇以水喻人，把水拟人化，赞颂得道者的高贵品质。再如：“专气致柔，能婴儿乎”(十章)、“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二十章)、“复归于婴儿”(二十八章)，皆以婴儿喻道者的纯洁、天真、朴实无华。又如，“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塔，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六十四章)，连用三个比喻，讲明从小做起的道理。这些比喻，增强了语言的形象性，加深了读者的印象。4设问和反问。如：“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十三章)、“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二十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七十四章)，这些设问与反问，增加了语言波澜，扣人心弦，起到了引人注意、思索的效果。5联珠。联珠又叫顶真，是把前一句后边的词语作为后一句开头的词语，把语言连续说下去的一种修辞手法。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又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章)，联珠使语气连贯，结构严密，更好地反映事物的有机联系。三、语言精辟《道德经》有些语言极为精辟，是至理名言，至今是成语、格言、座右铭。如：“天长地久”(七章)、“上善若水”(八章)、“少私寡欲”(十九章)、“弱之胜强，柔之胜刚”(七十八章)、“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四十六章)。有的原句，今已演变为警句，广泛流传。如：“功成，名遂，身退”(九章)，现为“功成身退”；“知其白，守其黑”(二十八章)，现为“知白守黑”；“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四十五章)，现演变出“大智若愚”；“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七十三章)，现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知足之足，常足矣”(四十六章)，现为“知足常乐”；“宠辱若惊”(十三章)，现为“宠辱不惊”。对中国文学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战国中期的诸子散文以《孟子》和《庄子》为代表。《孟子》反映了战国中期儒家思想的面貌，体现着语录体向专题性论文的过渡，其突出的文学成就在于高超的论辩艺术。《孟子》一书七篇，是战国时期孟子的言论汇编，记录了孟子与其他诸家思想的争辩，对弟子的言传身教，游说诸侯等内容，由孟子及其弟子（万章等）共同编撰而成。记录了孟子的治国思想、政治观点（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政治行动，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属儒家经典著作。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主张德治。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自从宋、元、明、清以来，都把它当做家传户诵的书。就像今天的教科书一样。《孟子》是四书中篇幅最大的部头最重的一本，有三万五千多字，从此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孟子》这部书的理论，不但纯粹宏博，文章也极雄健优美，其主要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道德天

孟子认为现实世界是道德的世界，而道德根源背后的标准，便是天。天表现于人，便是性。人若能有足够修养，便能知天，达致天人合一。

二、心性论

性善与四端 —— 道德价值的根源。孟子的“性善说”，主要发挥孔子“仁”的观念。孔子中的“仁”缺乏了理论基础及尚未解释“道德价值根源”的问题。因此，孟子要建立“道德价值根源之自觉心”，认为善是人的基本自觉，这种自觉是表现于恻隐、羞恶、辞让及是非四端。“四端”说明道德价值的自觉，是与生俱来的。这便能补充孔子“仁”学理论的不足。

三、义利之辨

孟子认为“四端”是内在于自觉心的，属于人的“本质”，即所谓人的“性”。人之性，必有异于禽兽之处，这种“异于禽兽”的性，便是“善端”。他指出，人之所以不善，是由于受私欲蒙蔽。因此，人应放弃私利，以达到社会的公义。目的是建立良好的个人道德观。

四、政治思想

民本说： 孟子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政府要保障人民的利益，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决条件。因此，天命在于民心而不在于君主，若君主无道，人民便可推翻他； 但若君主有旨，人民便应谨守岗位。法先王：孟子主张行仁政，必须效法先王(尧、舜、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的王道统治政治，这样便能把仁政施行于天下。仁政与王道 ：孟子主张施行仁政，必须先有仁心，然后方推行仁政。孟子认为人有不忍之心，乃有不忍人之政。仁政，是统一天下者必具备的条件。而仁政的具体表现，就是使国家给百姓安居乐业的王道，要实行王道，又要尊贤使能。

德治观念

孔子论“仁”，是自觉的道德； 孟子的“仁”，则兼具教化的功能。君主应培养出德性，这是施行仁政的条件，故主张“有德者执政”。反对霸政 孟子提倡以德服人的仁政，反对武力服人的霸政，目的在减轻民生痛苦，缓和社会矛盾，故孟子主张“王道政治”，反对霸力服人。恢复井田制度 孟子认为理想的经济制度是“井田制度”。“井田制度”即土地为国家公有，国家授田人民耕种，但人民亦要助耕公田，当作纳税，因此，农民便有“恒产”(恒常固定的田产)，国家自会安定。

教育主张

孟子认为要“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提倡人格和道德教育。他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而且，孟子认为修养是求学的基点，但又认为人善性，是无法从外在培养(教育只可起感化作用)，最终都要凭自己的思考来达致。修身方法上，主张自由发展，因势利导。此外，孟子也十分重视学习环境，置学子于优良环境中，施以自发的教育，方能成功。孟子学说对后世的影响启发未明理学。 孟子提出“内圣之学”指出人的天性是善良，只要每人扩充善性，压抑物欲之性，自身反省。这种内省的修养方法，成为后世儒家思想的主流。程颢、程颐、陆九渊、王阳明等宋明理学家，都是继承孟子这方面的学说。

道统观念

孟子时，更把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等，视为儒家的“道统”(一脉相承的知识系统)。从此，儒家的道统观念与儒家思想之间，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孟子的民本思想，行仁政的主张，一切以民心向背为标准。这套革命理论，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创见，虽然此说缺乏现代的民主精神，却成为传统治制度中，抑制君权的合理性渊源。孟子“为民制产”的主张，更成为历代经济制度的最高理想，如隋唐的均田制。

民本思想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认为君主应以保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 正因此原因，《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到五代十国的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并成为“十三经”之一，《孟子》的地位才被推到了高峰。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满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人删除《孟子》中的有关内容。

仁政学说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而且，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

养气与成德

孟子提出必须靠修养及发挥善性的功夫，以全力扩充存于内心的“四端”，孟子称之为“尽性”。“尽性”的修养，培养出浩然之气，使人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再以”心志统气“，控制自己的情感，便能成德。为后世人在法制与道德认清这条道路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庄子》是庄周及其后学的著作，也是道家学派的一大经典，其文章以独特的艺术造诣绝响于先秦诸子之中，奇妙的构思、汪洋恣肆的语言、浪漫风格，都体现了在诸子散文中的独特地位和辉煌的文学成就。《庄子》分为内篇、外篇、杂篇约成书于先秦时期。《汉书·艺文志》著录五十二篇，今本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全书以“寓言”、“重言”、“卮言”为主要表现形式，继承老子学说而倡导相对主义，蔑视礼法权贵而倡言逍遥自由，内篇的《齐物论》、《逍遥游》和《大宗师》集中反映了此种哲学思想。行文汪洋恣肆，瑰丽诡谲，意出尘外，乃先秦诸子文章的典范之作。庄子的生活年代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前369年—前286年。庄子逝世的时候，宋国已经覆亡。《庄子》中有“旧国旧都，望之畅然”，显然宋亡以后才称呼“旧国旧都”。

庄子属于道家，从《庄子》中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司马迁评价：“庄子著书十万余言”，而今本《庄子》仅33篇6万5千多字，分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汉书·艺文志》载“《庄子》五十二篇”，可能是在晋代郭象注《庄子》删去了《天下篇》后半部分极其之后内容。至于唐以前，有完本五十二篇与残本三十三篇鱼目混存，原来学者认为《庄子》全部为庄子所著。各篇基本为先秦道家所作，秦简亦可证。从宋代起，竟成问题，认为内篇为庄子本人所著，而外篇和杂篇是后人托名。总的来说，《庄子》一书其思想还是统一的。庄子写书风格独特，自己称（《杂篇·寓言》）以不拘一格的寓言写作。《庄子》在元初遭到禁毁，其各家注本也大多由此消亡《庄子》一书反映了庄子的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哲学思想与人生观。分内篇、外篇、杂篇三大部分，原有五十二篇，现存三十三篇，大小寓言二百多个。其中，内篇为庄子思想的核心，有七篇；外篇十五；杂篇十一。该书包罗万象，对宇宙、人与自然的关系、生命的价值等都有详尽的论述。其思想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全生保身，逍遥无为。全生保身是道家学说的中心问题，庄子对此作了系统的论述。他认为，人既不能表现得有用，又不能表现得完全无用，要“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更重要的是，要追求精神自由——逍遥无为。逍遥无为，是全生保身的最好形式或最高境界。

与道为一。道是道家学说，也是庄子哲学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概念，庄子认为：道是世界的本原，是大地万物的本根，道没有具体的规定性，亦无差别对立。要实现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即“得道”，有两条基本途径：一是相对主义的认识的方法，即“齐物”的方法；一是直觉主义的体验的方法，即“体道”的方法。“齐物”就是发现并取消事物或概念之间的差别和对立，这种方法使人在精神上从贵贱、寿夭、生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进入无差别对待的自由世界。“体道”就是按照一定的修炼程序，不用语言和概念，以达到与道为一的直觉体验。把人生不可避的磨难变成磨砺意志的时遇，积极无为，自强自爱，烦恼和痛苦也只是水中月、镜上痕，体悟大道路上的过程罢了。这种方法可以摆脱哀乐情绪的干扰，舍弃日常世界，以求得精神的解脱与超越。

无为而治。庄子明确否定现实的社会政治制度以及虚假文化生活，他向往远古的至德之世，在政治上主张不干涉主义和提高个人素质修养，实行无为而治。庄子反对当时社会上实行的仁义礼乐等社会道德与政治制度，认为这些都是罪恶与祸害的根源。他用“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来说明“仁义”已经成了统治者窃取国家权力的手段。庄子认为，随着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发展，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及争斗也会随之产生和激化，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发展也并不意味着人类社会是按照必然上升的进程前进。他认为自然的本性是最完善的，如果人为地加以改变，便会损害事物的本性，造成不幸和痛苦。统治者应任随社会的自然发展的良性要求，不要加以人为的治理；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可以说是最早的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庄子的散文哲学思想博大精深，是我国古代典籍中的瑰宝。因此，庄子不但是我国哲学史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也是文学史上一位不朽的散文家。无论在哲学思想方面，还是文学语言方面，他都给了我国历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以深刻的、巨大的影响，在我国思想史、文学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到了战国末期，诸子散文大多都放弃了对话体的形式，改为以专论文的形式进行创作。其代表作品有《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荀子》一书为荀子自作，其思想体系博大精深，是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文章结构严谨、论说周详的专题性论文，标志着先秦说理散文进入了完全成熟期。《韩非子》是战国时期法家韩非及其弟子的作品集，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文章峭拔锋锐、质朴无华、体现着法家文章的基本特色。《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韩非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实属罕见。《难言》、《说难》二篇，无微不至地揣摩所说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趋避投合，周密细致，无以复加。 《韩非子》一书文章构思精巧，描写胆大，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风格。《吕氏春秋》是吕不韦集门客的集体创作，体制宏大、内容博杂、兼收并蓄是先秦学术思想的一次大规模总结，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纪、览论。“纪”按春夏秋冬十二个月分为十二纪，如春分三纪，孟春、仲春、季春。每纪包括五篇文章，总共60篇。“览”按照内容分为八览，每览八篇，八八六十四篇（第一览有始览缺一篇，现有63篇）。“论”也是按内容分为六论，每论六篇，六六三十六篇。还有一篇序意，即全书的序言（今本已残缺），放在十二纪后边。总括起来《吕氏春秋》全书共160篇，结构完整，自成体系。它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以及它所保留的科学文化方面的历史资料，是我们民族的一份珍贵遗产。《吕氏春秋》是一部产生于战国晚期的理论著作，出于众人之手，风格不完 全统一。但是其中有些文章精练短小，文风平实畅达，用事说理颇为生动，仍然 可以称得上是优秀的文学散文。如《重己》篇讲自己的生命如何重要，先从人不爱倕之指而爱己之指、人不爱昆山之玉而爱己之玉之说起，层层深入，语言朴素恳切。《贵公》篇讲“圣人之治天下也，必先公”的道理，先提出论点，再以荆人遗弓、桓公问管仲等具体事例说明，叙述生动明快。其他如《贵生》、《用众》、《顺民》、《正名》、《察传》、《似顺》等篇也各有特色。《大乐》篇讲音乐的产生、本质和功用等，语言简洁流畅，有《老子》的文风，其中有些段落本身就是声中音律的押韵散文。《吕氏春秋》在文学上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寓言。据初步 统计，全书中的寓言故事共有二百多则。这些寓言大都是化用中国古代的神话、 传说、故事而来，还有些是作者自己的创造，在中国寓言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寓言的创作和运用上很有自己的特色，往往先提出论点，然 后引述一至几个寓言来进行论证。如《当务》篇先提出“辨”、“信”、“勇”、 “法”四者不当的危害，然后就连用“盗亦有道”、“楚有直躬者”、“齐人之勇”和“太史据法”四个寓言来说明道理。《察今》篇为了说明“因时变法”的 主张，后面也连用“荆人涉雍”、“刻舟求剑”和“引婴儿投江”三个寓言。如《刻舟求剑》：“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 亦惑乎？”该书的寓言生动简练，中心突出，结尾处往往点明寓意，一语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