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喻论证何以成立
——兼谈《种树郭橐驼传》的比喻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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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论证是议论文常用的一种论证方法。
议论文首要的论证方法,是理性分析,即逐步由既定的公设(公理)、已知的事实、定理或者定义出发,推理而获得结论。
例如,我们确定可以以任意一点为圆心,任意长为半径画出一个圆(欧几里得几何五大公理之三),那么我们可以推理而知,圆上任意一点,到圆心的距离都是相等的,如果该圆外的另一个圆的圆心到该圆的圆心的距离正好等于这两个圆的半径的和,那么,这两个圆一定只有一个公共点。
通过理性推理所获得的结论,在预设的条件下,自给自足,自我融洽,是绝对可靠,绝对成立的。这种论证方法,是议论文的根本。
人文领域,理性的推理论证,也是根本的论证方法。
例如“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这段论证首先预设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有三,天时、地利和人和。然后在推理中逐一比较三者,最后推导出人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因素。在作者预设的条件中,这个结论绝对成立,没有例外。预设与结论是自洽圆满的,互相之间有明确的因果联系,没有任何矛盾。如果有人想反驳,只能先申明作者预设的条件为假,例如,增加第四个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然后重新建立理论。
但是,理性的推理是非常难以理解的,对作者和读者的要求都很高。因此,作者为了让说理显得更加形象生动,更加平易近人,有时也会采用比喻论证的方法。因此,比喻论证首先是一种将观点形象化,生活化的写作技术。
例如,“写文章,做演说,著书,写报告,第一是大壹贰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还有大ABCD,小abcd,还有阿拉伯数字,多得很!幸亏古人和外国人替我们造好了这许多符号,使我们开起中药铺来毫不费力。一篇文章充满了这些符号,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中药铺,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
毛泽东的中药铺比喻,并不是为了要论证什么,而是为了要表现某些文章的核心特征,让人有形象的感受。如果有人说:这文章只是靠批评中药铺就来批评某类作文,逻辑上并不成立,两者只是相似而已。那这个人就属于“抬杠”,因为比喻论证的目的不在于此。
比喻论证是为了让议论文也具有了形象性,可能并不是说理的首要选择,但这并不是说比喻论证就不是有效的证明方法了。
辩证法认为,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没有绝对孤立,绝对自我圆满的东西存在。比喻论证作为一种证明方法的成立,主要依靠的不是理性,而是作者对于事物普遍联系的敏锐直观。即作者意识到不同范畴事物之间往往存在着神奇的相似,如果我们能把握到这种相似,我们就可以豁然开朗,如同高僧彻悟一般,了解事物的本质。比喻论证跳过了繁琐的推理过程,凭借对事物的本质直观,直接把握根本。
例如,“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网上有很多人攻击孟子这段议论,说它完全没有逻辑可言,观点的成立,只靠一个比喻。并由此推广到对我国古人整个话语体系的攻击。然而,这种攻击恰恰是哲学没有学到家的表现。将人类认识世界,获取知识的途径局限在理性的圈子内部,成了唯理性论。
实际上,孟子的这段议论,借助鱼和熊掌两个价值天差地别的事物,来比喻生命与道义的关系,两个都是我要的,但是如果不能兼得,我就要更好的那个。再配合铿锵的句式和节奏韵律,跳过所有的理性推导,不依靠分析,而依靠语言本身的感染力,直指人心。
如果我们把论证过程比喻为登月,那么理性的分析,就是科学的坚实发展,最终人类借助火箭和登月舱登上月球。每一步都扎扎实实,清楚明白,即使失败,也能分析出败因何在。一旦登月成功,其巨大的喜悦和幸福,是无法言喻的。
比喻论证,则是在地球上仰观夜空。跳过了科技发展的漫长过程,在貌似最浅薄的现象层面,直接面对明月。虽然这不能与真正登月相比,但是,人所获得的幸福感,却没有稍损。甚至,我们可以反过来问一句:登月的人,你们真正了解登月的意义吗?月亮对你们来说,只是一个征服的目标吗?一盒月球土壤和月夜诗心,究竟哪个才是人类该努力追求的?
除此以外,比喻论证也可以进一步融合文章的结构,一个比喻构建整个世界,展现作者的构思之能。
《种树郭橐驼传》就是这么一篇文章。
文章先提出一个比喻层面的观点,解释郭橐驼为何能把树种好:“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
下文主要阐述“顺木之天”的具体内容,并以“他植者”的做法使“木之性日以离”为对比,突出正确的种树方法。
到这里为止,思路很顺畅,但还没有进入正题。于是产生一个问题,文章已经去了大半,但都是在比喻层面讨论,这是否有必要?
下文通过一个过渡,引出正题——治民之术。这时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即文章进入正题之后,作者似乎没有亮出正面的观点。治理民众,究竟应该如何?柳宗元只说“长人者好烦其令”这时错的,要批判的,正确的做法呢?没有。
但是,如果我们将上下文配合起来看,就恍然大悟,原来,作者早在上文就有了安排。过渡之前,有正面的做法,但是不出正题,过度之后,有正题,但是没有正面观点,两者一结合,正好互相补足,形成一个完整的自我问答。
《种》就是利用了比喻的本体与喻体的相似关系,将种树与治民两件本无关联的事情关联了起来,无形中将后半篇的问题,在前半篇已经作了回答,将前半篇没有的主题,在后半篇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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