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一下，一个曾经年轻漂亮、安分守己、端庄文静的女子变成了尖刻泼辣、势利贪婪、搬弄是非，自私庸俗的女人，是不是很可怜？
《故乡》里的杨二嫂，就是这样的让人恨不起来。
二十年前的豆腐店里，她“擦着白粉”，颧骨和嘴唇都长得周正，是远近闻名的“豆腐西施”，可想而知她的美貌。
而让我对她产生好感的，是她拥有如此得天独厚的资本，却能“终日坐着”，我便想着，这样的女子，穿清淡素朴的格子旗袍，平底的鞋，头发在脑后挽成好看的髻，戴最简单的簪，不垂流苏，不坠珠子，笑容恬静，言语温和，举手投足都是春风秋月，让人舒服。
可生活是什么呢？现代人戏说，是杀猪刀，刀刀催人老，不曾对谁刀下留情，格外开恩。王国维不是说了么？“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任谁都在岁月的深河里浮沉打滚，最终逃不过人老珠黄，美人迟暮的命运。
可这都是正常的。如若只是闭花羞月的容貌不再，只是添了皱纹，枯了双手，花了两眼，白了头发，这都是正常的。可如若连性子都变了，学会了诬陷中伤，学会了切切察察，学会了顺手牵羊，学会了恣睢刻薄，还正常吗？
不正常。
因为丢了容貌不可怜，毕竟人人都会老，就像文中写二十年后的她：“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那又如何？可如果面对“我”忘却了她就不平，就鄙夷，就嗤笑，就讽刺“我”贵人眼高，是不是太无理了？面对“我”实事求是说自己并没有阔，也须卖了这些木器换来钱生活就无中生有，拿“放了道台”，“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这样的话讥讽“我”，是不是太刁蛮了？面对“我”无话可说所以闭口只是默默站着的应对，依然没有放过“我”，而是继续讽刺挖苦，且捞了母亲的手套塞到裤腰里才出去，是不是太偷摸了？
可这些还没完，课文在离故乡时补叙，母亲说，自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杨二嫂每日必到，且从不空手而归，更要捎带污蔑闰土一嘴，为自己有功之臣必得报酬找来借口，更是等不及主家开口就拐走了“狗气杀”。当我读到她“飞也似的跑了，亏伊装着这么高底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时，仿佛眼前是一溜烟的她，正松松垮垮又着急忙慌的跑着，生怕主家追来，忍不住想笑了。
可还是没有笑出来。同是女人，我生出一丝悲悯来：可悲，可恨，可怜的杨二嫂，谁把她变成了这个样子？
当然，我不想掘地三尺的赘述那个社会了，我只想说，写于1921年的这个小说，它披挂的时代灰色，也黯淡了“我”的故乡。深冬的时令、隐晦的天气、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这样社会下的人，这样环境下的人，怎么可能不压抑，不堕落，不失去生机和希望？这哪里只是我的故乡如此，而是它所代表的旧中国全面衰败的总体概貌啊！
如果农村经济不衰败，她豆腐店的生意一直那么好，她不为一日三餐而忧虑，她用得着小偷小摸虚情假意损人利己贪婪尖利吗？为了生存下去，她变了，她自以为聪明，自以为瞒天过海，自以为能说会道，可谁又是傻子呢？人们当然无法尊重她，爱戴她，甚至无法真正的帮助她。她彻底沦为一个可怜人！
可谁又能保证，我们自己，有时不会忘了初心，忘了最初的自己，而变得面目全非呢？
仓央嘉措里有这样的对话：
“我问佛：为何不给所有女子羞花闭月的容貌？佛曰：那只是昙花一现，用来蒙蔽世俗的眼，没有什么美可以抵过一颗纯净仁爱的心，我把它赐给每一个女子，可有人让它蒙上了灰。”
卢梭说：女人最重要的是温柔。
毕淑敏说：“我喜欢爱读书的女人。书不是胭脂，却会使女人心颜常驻。书不是棍棒，却会使女人铿锵有力。书不是羽毛，却会使女人飞翔。书不是万能的，却会使女人千变万化。”
这些话，女人真的该好好读读，不要只是涂脂抹粉，装扮外在，而忽略了内在的修行。如果不为社会所影响，不为他人所比较，保留善良，言行有度，气质优雅，又不失童心，怎么会变得像杨二嫂一样，让人唯恐避之不及呢？
女人们，一定要找到，自己精神的归宿。这样，才不至于可悲可怜，又不自知，这真是天下女人们应该思考的事，不然，层出不穷的“杨二嫂”出现，也见怪不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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