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满的理想，骨干的现实

丰满的理想，骨干的现实

《如果这是宋史》第五部王安石变法卷和第六部后改革年代。(249章至342章）讲的是宋神宗时的改革，高太皇太后时的复辟和宋哲宗的重起改革三个阶段，由于执政理念的不同，决定了宋朝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在反反复复中折腾，一切理想都在内耗中消失殆尽。

宋神宗是个有理想的皇帝，一心想征服西夏，收复燕云十六周，完成太祖太宗未尽的事业。可他面前的现实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大量冗兵无战斗力，文官队伍雍肿，俸禄优厚，社会矛盾激烈，土豪官僚兼并土地，大量发放高利贷，逼迫普通老百姓苦不堪言。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的落差使得神宗不得不改革。他改革的出发点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而不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决定了他的改革得不到最广大人民的支持，一方面触动了既得利盖者，引起官僚地主的激烈反对，另一方面又没有得到人民的拥护，这种仅仅是少数人强推的改革，先天不足，后天乏力，注定是个悲剧。触动统治阶层的改革，历来就不是容易的事，除了利益集团的阻力重重外，还有儒家思想的崇古理念，祖宗的法规改不得，就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自伤一样。萧规曹随才是正理。秦孝公和商鞅的完美组合，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商鞅还是落得五牛分尸的下场。宋仁宗和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开始时雄心万丈，实施一年不到只能草草收场，宋神宗和王安石的改革，虽然实施了十五年，但由于战争的失败，最后还是被全面否定。宋哲宗和章惇再次重启，取得了难得的战场胜利，终究还是逃不脱人亡政息。唯一取得成功的是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因为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虽然触动了利益阶层，困难重重，但挡不住改革的潮流滚滚向前。

王安石是个君子，他长期生活在基层，了解社会的弊端，有改变世界的决心和信心，在得到皇帝的信任后，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推出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保甲制等等一系列改良社会的制度和政策，他的管理方式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就是收取营业税，用中央银行取代民间借贷，义务兵役制等，他的这些做法超越了当时的社会现状，绝大多数人不理解，不支特，精英们都站在他的对立面，只有少数人围绕在他身边。更何况他企图用君子的方式对待政敌，把他们赶到洛阳，形成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用强大的意识形态宣传来丑化和扭曲改革成果，使得各项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走歪，利民政策变成害民政策，这让王安石等改革派时时处于救火状态，心疲力竭应付内耗，无力完善改革方案。王安石是优秀的实干家，不是合格的政治家，政治家要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要求同存异在全社会形成合力，要以点促面，不断完善再逐渐推开。而他的周围吸引了一些投机分子，左右摇摆分子，这些因素都决定了改革措施无法延续下去，无法深入人心。变法强化了宋朝的党争，这是王安石的悲哀，也是宋朝的悲哀，党争向强大内耗成了宋朝灭亡的因素之一。

司马光砸缸是小学生都听过的故事，假如把宋朝比作缸，司马光高举孔孟之道重重地把这个缸砸出了裂痕。他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却是个投机主义者。他主持的《资治通鉴》不修宋史，以免引起麻烦。他的政治主张是儒家正统思想，祖宗之法不可变，一切的变都是邪恶的，变法的人都是小人。从这点出发，他终身不遗余力地反对变法，竭力阻止变法，努力丑化变法，并以著书立说的宗师地位拉帮结派，处处设阻，时时攻击。在神宗归天后，他和高太皇太后结合在一起，全面清算变法派，彻底废除新规，最可恶的是为了全面彻底否定变法成果，把变法时期几十万将士浴血奋战收复的西部大片国土，全部放弃，名义上以国土换和平，导致西夏国在边境为所欲为，这是对人民的犯罪，是国家的罪人。多年以后宋哲宗时代被迫再次用无数血肉去重新收复这些土地。这样的君子党，这样的司马光在宋史中，至今还闪闪发光。

王安石变法的是非对错，历史上都是贬王安石崇司马光，因为修史者都是儒生，这是儒家最大的缺陷，他们不是站在国家民族的角度，不是站在人民的角度，纯粹站在士族阶层，为统治者服务的角度，所以封建社会无法避免朝代更替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