癫汉和朝巴

童年的记忆总是朦胧的。

这个事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胶东地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

记忆中，在村里大队屋的南墙根，总有两个人在一起，或站或坐，或趴或躺，一年四季，形影不离。

这两个人，一个是癫汉，一个是朝巴。

我们这里称疯子为“癫汉”，称傻子为“朝巴”。

癫汉，叫“大学”。大学有个姐姐和身体不好的爹，他娘在他小时候就去世了。大学从小学习就很好，姐姐为了让他有出息，上完小学就辍学在家，一边干着农活，一边伺候爷俩，就盼望着大学能够考上大学。大学也很争气，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学校里的前几名，村里人都叫他“大学趴子”。但在高考的时候，大学没有发挥好，没考上，精神上受到了刺激，疯了。

朝巴，叫“真好”。朝巴比癫汉得大了十来岁，父母是姑家表兄妹，生下来不会哭，就会咧着嘴笑。家里人一开始感觉这是个好事，给他起了这个好听的名字。但随着慢慢的长大，真好脸上这种神秘的微笑和一天到晚合不拢的嘴，越来越证明，他是个朝巴。

癫汉住在村东头，朝巴住在村南头。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两个人每天都准时在村里大队屋的南墙根下碰头，一呆就是一天。天黑了，两个人就各回各家。癫汉和朝巴，是村里人对这两人的称呼，至于“大学”和“真好”，只有在他们的家人面前才偶尔叫叫。

癫汉的衣服上很多补丁，但每天来的时候都是干干净净。他身上总是背着一个黄书包，里面放着煎饼、卷子这些吃食，还有一个装水的食盐水瓶子。这得益于他有个好姐姐。姐姐二十七八了，能干，模样也俊俏，村里给她说媒的真不少。但姐姐非要带着这个疯弟弟一块出嫁，“只要俺俩有一个不死，就得在一块”。癫汉在四乡八里也算是个“名人”，所以眼看姐姐快三十了，还是待字闺中。

癫汉平常表情木然，两眼发直，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能说话，从早到晚，嘴里嘟嘟囔囔的说个不停。谁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他重复最多的，声音最大的，就是“大树喝水，大树喝水”。大树为什么喝水？开始大家也都纳闷。后来，还是俺村里的老师揭开了谜底——他可能在说“代数函数”。

朝巴的条件可比癫汉差了不少。秋天就开始穿起了棉袄棉裤，一直穿到第二年夏天，夏天就光穿条裤子，光着膀子。脸可能从来没洗过，身上的灰厚得都能揭下来。朝巴饿的时候，就从怀里、腰里随便掏出点东西啃着，地瓜、煎饼……有什么吃什么。

但癫汉不是一直癫，朝巴也不是一直朝。朝巴没有东西吃的时候，癫汉就把自己的给他吃。朝巴也会自己把癫汉的食盐水瓶子打开喝两口。癫汉的话语也不是所有人都听不懂，朝巴就懂。每次在一起的时候，癫汉就不停地对朝巴说，而朝巴也不说话，一边听，一边咧着嘴笑，还经常笑出声。天好的时候，朝巴就躺在地上，让癫汉给他抓虱子。

这两个人已经成了村里的一个固定而平常的影像，固定得像村头的老井和石碾，平常得像场里的两个草垛，大家都在地里忙活，谁也不会在意他们。

一天，住在大队屋旁边的四爷爷喝喜酒回来，看着这俩青年，心里面产生了一丝怜悯。醉醺醺的他拿出来剩下的半只烧鸡，“癫汉、朝巴，过来，给你俩尝尝烧鸡”，四爷爷把烧鸡一掰两半。

癫汉和朝巴先是用嘴咂么了咂么，接着喉咙里发出来“咕噜咕噜”的声音，就和猫吃耗子，狗啃骨头一样，狼吞虎咽了起来。“慢点，慢点，别噎死了……烧鸡可是个好东西……以前没吃过吧，哈哈……”四爷爷既被他们的吃相逗乐了，也为自己的善举而得意。

然而，这以后的四爷爷就得意不起来了。四爷爷住在大队屋旁边，每天来回必然经过这俩人。每天，癫汉和朝巴一看到他，就上去问他要烧鸡吃，“四爷爷，烧鸡”“烧鸡，四爷爷”，一直把四爷爷追出好几里地。

这天，四爷爷被缠得没办法了，就随口扔下一句，“你俩兔崽子，别他娘的跟我腚上；你们家里那么些鸡，想吃自己烧！”

第二天，朝巴没来大队屋。

上午时分，村南头冒起了滚滚浓烟，是朝巴家。

家里人走了以后，朝巴点着了锅灶，抓起一只鸡就往灶膛里塞。鸡被点着后，疼得连抓带啄，一下子就挣脱了朝巴的手，钻进了里屋的炕上。鸡身上的火点着了炕上的被，炕上的被点燃了这个不太大的草屋。

这只鸡终于还是成了烧鸡，陪它去的还有朝巴。

从那以后，只有癫汉自己来大队屋的南墙跟了。还是那身打扮，还是不停的嘟囔，只不过“烧鸡”两个字，也加入了他大声絮叨的行列。人们看到孤单的癫汉，有时会经意不经意地来上一句“癫汉，想朝巴不？”这时，癫汉就会从地上捡起石头、土块，朝问的人扔去。

小孩子们成了恶作剧的常客，癫汉的石头、土块偶尔也会打着几个孩子。于是，大人们找到了大队，大队找到了姐姐，姐姐把癫汉关在了家里。

朝巴死后三个来月，我就随父母搬离了农村，来到了父亲的工厂。

再过了大约半年，村里的亲戚来我家串门，说癫汉的姐姐出嫁了，嫁给了邻村的一个羊倌，四爷爷保的媒。

亲戚又说，结婚那天，四爷爷喝醉了，醉得不省人事，醉得和个癫汉、朝巴似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