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经载北斗六开阳又名北极所示6000年前星象的意义再谈

上天作证，有文可考华夏文明史前推上千年——道经载北斗六开阳又名北极所示6000年前星象的意义再谈

（本文系原载于《中华文明》2020年第1期第107-120页的拙文《上天作证，有文可考华夏文明史提前上千年——道经载北斗六开阳又名北极所示6000年前星象的意义略谈》升级版）

易宏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红军战士想念毛主席》）

大河向东流哇，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哇……（电视剧《水浒传》片尾《好汉歌》）

由上歌词可知，北斗，在族人心中，是多么崇高，多么神圣（参见图1）。

族人的这种北斗崇拜，由来久远，广见于传世典籍。特别是，在《道藏》所收《太上正一盟威法箓》等多部早期道经中，有关于北斗第六星开阳又名北极的记载（参见图2），这实为对大约6000年前天北极接近开阳时，人们以之为北极星这一天象的记述。有关考察，笔者已撰文《华夏天道信仰和道家思想萌芽与初成的几个节点略探——以拱极星为线索》，于2019年9月在兰州“第四届昆仑高峰论坛”交流，该文会后修订稿被集刊《东方哲学与文化》录用。据该文而成《上天作证，有文可考华夏文明史提前上千年——道经载北斗六开阳又名北极所示6000年前星象的意义略谈》，刊发于《中华文明》2020年第1期。今据作者于2020年11月在涡阳“第五届昆仑高峰论坛”所发《同天共地——天道信仰视域中的人类文明起源与发展略探》等新发现，升级再谈相关价值和意义。

一、星斗崇拜萌芽与北斗崇拜形成概说

星斗崇拜，几乎是人类共有的现象。但是，对拱极星给予特别关注和崇拜，并发展成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天道信仰（参见王卡《天道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似乎是吾族特有的现象。

在这样一个天同地殊的环境中，或许由于择时选地采集狩猎水平的提高和定居农耕的发明与进步带来生活安稳和内心安适，吾族先民特别注意探索变化不断的自然现象的稳定规律。

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可能逐渐注意到，在昼夜运行变化的日月星辰中，北天星辰，特别是拱极星的运转变化幅度较小，其规律较容易观察和掌握乃至运用。华夏先民对拱极星的特别关注和崇拜，大概就在这样一种地上生产（包括在采集狩猎农耕等）生活的环境和需求中，萌芽和发展。

北斗崇拜是星斗崇拜和天道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

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以及相关传说中的北斗崇拜，基本都是对它作为拱极星的崇拜。但是，北斗，和全部岁差圈（参见图6、图9）外侧拱极星，以及岁差圈内侧的近圈拱极星，都不是永恒拱极星。

北斗星，明亮且形如生活器具斗勺，或许因此而成为最早受人关注的斗状星座。或因被特别关注，古人还给这七颗星的不同分组以及每颗星都分别命名。人们把形似斗身的那四颗星合称为斗魁，简称魁。将犹如弯曲把手的另三颗星合称为斗柄或斗杓，简称杓。至于那七颗星各自的名称，从斗口起，顺时针，依次为：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参见图3）

但是，在远古，北斗曾经离（赤道）北极很远。比如北极在织女星附近的时候，北斗基本不会出现在中原（姑从黄河流域说）测者的北方视野里，可观测的视角不佳且时间很有限。那时的北斗，也许只是被称作斗，或大斗，就像英语里的Big Dipper。人们对它，虽然可能有所关注，但也未必多么崇拜。（笔者老家称北斗星为打斗星。打斗，是水稻脱粒用扳桶在笔者老家的说法，口约五尺见方，深约两尺半，底略小，成斗形）

仅就当前这个柏拉图年（参见图6）来说，据杜甫诗等言“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之类星象和相关传说中神鸟的存在，以及神鸟运四时（参见图4）纹样或器物等考古发现，古人对拱极星的崇拜，很可能是由迎近北天极的天津四以及整个天津星官（大致对应西方天鹅座）和织女星等这一亮星群激发而萌发，其时，早在距今18000多年乃至20000年左右之前。

大概是由于，夜空第19亮恒星天津四并天津星官诸星（大致对应西方天鹅座。在此天区，中国有喜鹊，西方有天鹅，中西神鸟异形同位）和第5亮恒星织女星整晚不落耀星空，刺激人们的视觉，吸引古人的眼球，强化了人们对北天极的关注，并呈现出一个神鸟般拱极运行的指向授时星座（参见图4），其功能类似后世北斗，这可能是此类星座之第一。随后，天纪、天棓、女床、贯索、七公等诸星官（当时的诸星官构成，不一定和传世文献与星图所记完全一致。参见图6），相继进入恒显圈，长条形的七公，成了第二个回旋指针状授时星座。

基于发现于距离黄河壶口东岸不远处的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且据考绘制于大约距今10000年前的女巫禳星岩画（参见图5），笔者认为，在那时，人们礼敬膜拜的主要星官，还不是北斗，而是当时正在北极附近的七公（岩画中女像上方七星点，但当时人们所关注的那七星的组合，不一定同传世文献和星图中的七公星官完全一致）。

至于岩画女像下方星点，很可能是天纪星官或/和附近诸星的某种组合。特别是天纪，还可能就是步罡踏斗又称步纲蹑纪、飞罡蹑纪所说的“纪”。或说，蹑纪，就是道经对脚踏天纪、祭拜七公的柿子滩岩画女巫那样的祭祀礼仪步伐的描述和传承。若能判定这一点，不仅可以肯定，道教踏罡步斗，起源于万年之前，并传承至今，而且，还能确定，道经记述着上万年之前的华夏先民活动。

实际上，不论那些星点表示哪个星座，似乎都在暗示，脚踏拱极星，接近北天极，以亲近上帝或道，是族人礼星斗、敬天道相关礼仪的基本形式，由来久远。后世道教科仪的踏罡步斗，很可能在那时已有雏形萌芽。柿子滩岩画中那位女巫的原型，可能也就是后世道士的老老前辈，或为天师之祖。当然，也可能是政教合一的远古通天王者。

天津星官（和附近诸星）构成的拱极飞天神鸟崇拜，大概是人们对回旋指针型授时拱极星座崇拜的开端。对这样的星座，古人把它看作主宰或掌控天地万物和岁时变迁的神明加以崇拜。

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大概逐渐模糊地意识到北天极的存在，但还不能确定。

北极与时俱变，天津、织女和七公渐相继远去，北斗逐渐靠近。大约在距今7000年前的时候，北斗七星进入中原地区恒显圈，整夜全斗七星高悬北方天空，不落入地平线，开始成为名副其实的北斗。“七星高照”吉言，或由此诞生。

在回旋指针授时星座从七公向北斗七星过渡期间，即大约在距今8500~6500年之前的约两千年间，加上玄戈、招摇二星的五星长杓北斗九星（参见图6），很可能曾经充当过时空衔接桥梁。

北极继续移位，大约在移动到左枢和右枢两星之间的时候，一些观测者以左右二枢为双极星，这大概也是此二星名称之由来。又鉴于，北极，在古代可同太极互释（参见葛兆光《众妙之门——北极与太一、道、太极》），太极图中的两个小点，或许就取象于此二星。另一些人，或因重视亮度和北斗团队，则以当时真北极附近最亮星——北斗第六星开阳为北极星。左右二枢和开阳-北极，是吾族传世文献和星图所见最早被视作极星的星辰。其时，大约在距今6000年之前（参考电脑仿真数据，以开阳大致可排他被视作北极星的位置推定，而非距北极最近点。参见图6、图9）。

不知岁差的古人，没有预知未来极星的能力。先到的开阳-北极和左右二枢双极星认定，让后来大约在距今约5000年前时非常靠近北极的右枢，始终顶着“右派”帽子，没能在华夏文明中以独立极星之名垂留青史。

至于北斗之得名，或许是先贤在构建二十八宿周天坐标体系的时候，看中了隔着北极，远在赤道附近的一个较暗的六星斗状星座，于是，为了区分二者，便把早先关注的当时正在北方的那个明亮七星大斗，称作北斗；把后来注意到的那个在南方的暗弱六星小斗，称作南斗。

七公退，北斗进，靠近北极者最受尊。

至迟初成于七公近极时代的拱极星与北极崇拜及相关礼仪，在人们把崇拜中心转移到北斗以及新的北极之后，被改造和发展，为后世道教所传承。这也是，尊天道，顺天时，法自然。

北极，看上去，大约自商周之交开始明显远离北斗。由于角度差异，唐代之后更显快速离去。如今，摇光、天玑二星已脱离北纬36°（大致在兰州-固原-临汾-安阳-青岛一线）恒显圈（参见图7），其中摇光，甚至已脱离北纬40°（大致在喀什-酒泉-乌海-大同-北京-秦皇岛一线）恒显圈。

北斗，正再次远离人们的视线，逐渐难称“北斗”了。天变，道亦变。吾族贤达已新造“北斗”送上天，不分东西南北全球昼夜永恒“显”（参见图1、图8）。教也莫等闲。（在当今世界几大卫星导航系统中，唯有中国，以其传统的星斗崇拜和天道信仰的主要对象或象征——北斗，来命名，并用它的形象作LOGO）

二、关于道经记载北斗六开阳又名北极实为约6000年前天象的考定及其价值和意义略谈

 

（一）文献价值

通过电脑仿真可知，北斗第六星开阳，是北斗诸星中曾经最靠近北极的一颗。其时，大约在距今5500年之前。大约在距今4500前的时候，北斗最近极星转移到玉衡，然后是天权、天枢。（参见图6、图9）

更具体说，就北斗诸星充当极星的资格来说，开阳在没有明显亮度劣势的同时，更大优势则是几乎一直保持无明显位置劣势约3000年，大概这也是开阳能在传世文献中留下极星尊号的重要时空保障。玉衡如果曾被认作极星的话，大概是以亮度取胜。至于，摇光、天权、天枢三星，曾被认作极星的可能性都相对较小。综合位置排他和亮度等因素的考虑，开阳被认定为北极星年代范围，当在开阳星极距小于摇光的BC4344年到它最近极的BC3387年之间。说6000年前，是一个概数。

又，自商代中晚期以来，在北斗七星中，最靠近真北极的那颗星，一直是北斗第一星天枢。因此，道经记载北斗第六星开阳又名北极，肯定不是见存文字成熟之后的实时天象记述。

这是由于，在东晋天文学家虞喜（281～356）独立发现岁差之后，族人才逐渐知晓，天极不是固定不动的。但当时的测算值，同近现代科学计算值相差甚大。至于虞喜之后的中国古代天文学家，甚至有唐代李淳风等反对岁差说，支持岁差说者也各有不同计算结果。因此，后人根据岁差现象，篡改曾经的极星相关记载或其在星图中位置的情况，应当可以不考虑。正如冯时先生言：“……岁差发现之后的伪造或误记，那是完全不能令人相信的。”（参见氏著《中国天文考古学》）

于是，我们可以确信，开阳又名北极，只能是远古天象记忆，经师徒口耳相传后的文字化。（此处之所以限定师徒传承说，是因为，笔者认为，相对于关注北斗的大众性，关注北极的，似乎一直是小众，或许就是古代天文世家，而这些世家的祖先，很可能就是落败的通天王者。这一思路，或为洞见道经的众妙之门）

也就是说，在《道藏》所收约出于南北朝的《太上正一盟威法箓》等多部早期道经中，关于北斗第六星开阳又名北极的记载，实为对大约6000年前天北极接近开阳时，人们以之为北极星，这一天象记忆传承的文字化记述。

《尚书》首篇《尧典》，是传世文献中成书年代最早的天文学文本，虽然它的成书年代多被认为在西周，但并不影响人们依据天文考古方法确定，其中记载了距今约4700年前的昴宿星象，和商末的火、鸟、虚三宿星象。（参见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

同理，虽然《太上正一盟威法箓》等多部记述开阳又名北极的道经，其成书，可能早不过东汉，但也并不影响我们凭借天上证据判定，有关记载，实为距今约6000年前的天象。这些记载，可能既是见诸传世文献且年代可考的，人类最早的北极和北极星认定，或广义天文观测，也是载于典籍且年代可考的族人最早文明活动。把有文字记载且可考的中华文明史，前推了上千年。

这些道书，保存了比《尧典》所记更早的天文观测史料。可惜，未被足够重视。这，大概也是独尊儒术的一种遗害。

不论人们怎么看，道经的文献价值，苍天作证，不可忽视。

（二）对道教乃至中华文明史研究与讲述的价值

时下说道教史者，关于道教起源时代，多有东汉末年说，也有较早的西汉说、春秋说、西周说、黄帝时代说，似更有较晚的六朝说。

此前，笔者并未详细具体考证，但仅凭直觉，似乎更愿相信早期说。特别是，对道教起源于据传约5000年前的黄帝时代说，过去虽未曾试图证明，但似乎也可接受。近年，借用天文考古方法，对《尧典》和天一、太一二星以及出土汉式等文献、天象和文物，加以考察之后，感觉可以认为，虽然难以确定到具体人物，但说作为道儒之源或百家之宗的，天道信仰或宗天礼教，在距今约5000年之前，已初步形成，是大致讲得通的。如图10例示，见存汉式天盘所示北斗，当系玉衡近极时天象，其时，大约在距今4500年前。其北斗之形，取（镜像或）地上不可见之背象（图2和图11所示亦为此类，还有见于神像所执圭板者），堪称超然天外的上帝视域中的北斗，足显造式意象之宏阔。另外，又据《老子·第二十二章》“圣人抱一为天下式”等，《北斗经》中的“玉局”，作式解，或更通道理。

如今，在考察吉县柿子女巫禳星岩画，和道经所记开阳又名北极之后，把道教的源头，从约6000年前的开阳近极并得名北极说起，或从约万年前的岩画禳星女巫说起，感觉也都是可以的。特别是，有关开阳又名北极的记载，就在《道藏》所收道经里，更不可视而不见。

且由此可知，在中华文明史上，成书年代不算早的道经，实际其中不少，有着同吾族文明史同样久远的传承。

对这些文献与考古发现和道教关系的揭示，进一步证明，华夏传统文化的核心的确是天道信仰。众所周知的鲁迅先生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所指“道教”，也应该理解为源自远古并发展传播于广阔天地的“大道教”，整句话则“表达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根基是天道信仰”（参见王卡答记者问《民间宗教纳入“大道教”》）。唯有如此，从来源久远的天道信仰传统上理解道教，才合“根柢”之本义。知根明柢，方可根深柢固而不离，以致干壮枝繁叶茂果盛而不衰。

具体讲，就《道藏》来说，堪称繁星满藏。将此，同开阳又名北极实为约6000年前天象的发现相结合来看，我们或可进一步推定，早期道士多出自司星世家，高道被称天师，教团住所活动场所被称观，大概也是源于此。反言之，不观星或少观星教团，传如此群星灿烂的经典，是不可设想的。

因此，传世道经所记北斗六开阳又名北极，实为约6000年前天象。同时，这一发现所揭示的，可能是有关华夏天道信仰和天道文明年代可考的最早传世记录。又鉴于中国传统上对北天极的特别崇拜，而且北极、太极、道、太一可以互释，北极又可称天心，于是可说中华文明之初心在天心，天道信仰是华夏文明之根脉。因此，天北极的确认，是以天道信仰为核心的华夏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对中华文明探源，华夏文化寻根，不忘初心，讲好中国故事，具有重大意义。（笔者虽然初学工，但在做技术的同时常被兼做翻译，也常被讲中国故事，由此而留意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对道经以及全部传世典籍中的涉星记载，进行全面综合考察，或有更多振奋人心的发现。

如果说，从前讲五千年中华文明，还被人质疑缺乏依据，以致底气不足。但如今发现，道经有记，更早千年，且苍天可证。现在，讲华夏文明六千年，也可理直气壮了。

（三）天时价值

吾族古人，通过观天象，察天道，而知时节，故将时间、时节称为天时。

天时，是天道的表现。天时观，也是天道观。注重天人合一的族人行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历法，是人们计量天时的方法，是人们对天时的认识，也是一种天道模型。因此，合天，乃历法之本。

如《周礼》，将式称天时。足见先贤对天时之重视，并认为可择，可用。

历法，是模型，也是计划和预测。人的其他一切计划和预测，无不基于此。特别是作为历法先驱的观象授时，或许是包括星占在内的一切预测之滥觞。

天时有无始终，人们不确知。但若要对之进行计量、记录、计算，必须分段标识。于是，人们观天象、察物候，由短到长，认识了日、月、年，把日细分，又确定了时。（时多义，初指季节、时节，后又指时辰，再指小时等。在本文内，用作计时单位，指时辰或小时，其他随文自明）

纪年、纪月、纪日、纪时，也就成了历法的基本元素。

年、月、日，周而复始，绵延不断。如何分段计算，全在人为。因此，历法的制定，绝非纯粹科技工作。

把年、月、日之始，分别定在冬至、朔日、子时，都是至暗时日，是吾族特色。不难看出，这正是道家思想在历法制定中的体现。这样的起始点的确定，仅凭日常生活观察是做不到的，是要科学技术作支撑的，同时也是极大限度不分割人们方便活动的时间的做法。是道心精微、科技发达和人文关怀的高度统一，是见微知著智慧的生动体现。同以春分为岁首、新月初见为朔望月月首、太阳出没为日始的历法相比，在细微处显示着巨大的文化的差异。

如果说年月日之始的确定，还有天象可依的话。那么，一个历法的起始或起算年（称历元，但不限于年）的确定，则基本都是人的纯粹主观行为，几无例外。实际多数是由宗教信仰决定的。至于所谓“科学的纪年”说，本身就不科学。

中国传统历法，以夏历为代表，是阴阳合历，遗憾的是其阳历在确定二十四节气后犹豫不前，没有完善并通行的纪日系统；其朔望月阴历，同阳历的配合，虽然比其他阴阳合历都好，但也还需进一步协调。

夏历，虽然堪称人类最好阴阳合历，但没有与时俱进，未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在清末和民国被极大贬损，以致曾被民国政府废除。被用作指称夏历的“废历”、“旧历”、“古历”、“农历”等民国造词，实为当时自贬之称；以偏概全，用“阴历”指称本为阴阳合历的夏历，扰乱阴阳，大概也是源于民国的对阳（洋）自卑乃至自残。这些文化垃圾，遗存至今，致使历法认知混乱者甚众。夏历虽然还在同西历并用，但其被认知度和影响力，显然已大不如前。

而且，如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1999年版）“农历(曆)”词条释文曰：

指中国现行的夏历。属阴阳历。以其与农业生产有关而得名。其实，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只是夏历中的二十四节气，而节气是以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而决定的，属于阳历部分，与月相盈亏的阴历部分并无直接联系。况且这种历法并不仅仅服务于农业。故将中国传统历法的阴阳历称为“农历”具有片面性。

几乎完全被忽视，实在遗憾。

又，或因吾族“一王教”（笔者对王权统众教现象之简称）传统，各宗教特别是本土宗教，基本没有自己的专属教历。于是，道教祭祀活动的被认知度和影响力，难免同其赖以建构的传统历法本身的衰落，形成一种负相关发展状态。

实际上，教历民历不一致是常态。众所周知，犹太历岁首至今依然保持民历岁首在仲秋、教历岁首在仲春的差别。古代中国，在夏历之阳历立春前后按夏历之阴历正月初一过的新年，实为民历新年；皇帝祭祀昊天上帝或道教祭祀元始天尊的阳历冬至（从这个意义上讲，道教和帝王的通天是一致的），实为教历新年。中国民间的冬至大如年之说，大概正缘此而生。

因此，道教完全可以借鉴古今中外所有历法的优越性，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传统历法，在教内行用。而且，不论改历与否，确定一个真正与道教相符合，并兼顾社会影响的起算年（历元）和年号名称是很重要的。

众所周知，现行道历，也是后世才用的。而且，道历的纪年起算点就有两种说法，其一，是以老子降世于商代武丁九年为说，现在三千多年了；其二，也就是黄帝纪年，现在四千七百多年了。

关于黄帝纪年，在清末就有严复、刘师培、宋教仁等提出，或为倒清，或为复兴，但具体起算年代，众说不一，相差数百年，认可度有限。道历所用，只是其中说法之一，或因被同盟会（或和民国）短暂用过而沿用。

有鉴于此，基于《道藏》所收道经关于北斗第六星开阳又名北极，这一同大约6000前天象相符的记载，道教完全可以重新选定一个上天作证的道历历元，制定符合新时代的道教历法。

关于开阳又名北极的记载，虽然暂未发现道经之外的存在，但它本身并无明显宗教色彩，几乎纯粹是古人的天文观测记录，是道教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不易导致非道教信众反感。

因此，将据此确定的纪年，直接名为开阳纪年，或开阳-北极纪年，都很好。斗极，似也可，但不如开阳明确。另外，BC3897年，好像是甲子年，或可作历元候选。为便于同作为当前参考使用的西历换算，从BC4000年起算，亦无不可。

因此，将据此确定的纪年，直接名为开阳纪年，或开阳-北极纪年，都很好。斗极，似也可，但不如开阳明确。另外，BC3897年，好像是甲子年，或可作历元候选。若类儒略日，并参照人类纪年（Human Era，缩为HE。AD2020=HE12020），将历元定在万年之前七公二乃至天棓五、织女星、天津四等为极星的年代，并以星命名，也无不可。甚至结合当前形势，并参考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的《世界正面临新的纪年法，新冠元年前和新冠元年后》，把开阳-北极纪年元年定在6000前的那个庚子年（对应BC3981），以纪念华夏天道文明在开极6000年之后，在中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世界流行的伟大斗争中率先胜出并支援世界人民完胜，而再次走向辉煌，也很好。

总之，历法是天道观的直接体现。独立自主历法体系的有无，直接决定着独立自主的历史记忆与传承的有无。因此，一个宗教，一个民族，乃至一个文明，有无和如何确立自己的历法体系，对确立这个宗教或这个民族、这个文明的自信心，乃至软实力，非常重要。

当然，道经载开阳又名北极实为约6000前天象的发现，在文献、历史、天时等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并不局限于道教。

上天作证，道经记了6000年前的天上事，我们可以引经据典、理直气壮地讲六千年中国故事了！

夏历庚子年正月二十三日下弦/西元2020年2月16日初稿发于作者简书
夏历庚子年二月初四日/西元2020年2月26日应邀投《中华文明》稿
夏历庚子年闰四月初十日/西元2020年6月1日收《中华文明》赠刊加注版
夏历庚子年七月初四日处暑/西元2020年8月22日补注数据版
夏历庚子年冬月二十日/西元2021年1月3日据新发现升级版

【作者主要相关文章】

1、《华夏天道信仰和道家思想萌芽与初成的几个节点略探——以拱极星为线索》， 第四届昆仑高峰论坛暨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2019年年会论文集，兰州，2019年9月21日，第43-55页。集刊《东方哲学与文化》收录。

2、《道教天文考古尝试与道教天文学传承略谈》，连载于《弘道》2020年第1、2期，已见文编目录。

3、《蹑天纪 拜七公——柿子滩万年前岩画禳星场景或为道教踏罡步斗祖形》，先发于作者简书，2020年2月。又刊载于《恒道》2020年第1期·春季号，第24-33页。

4、《同天共地——天道信仰视域中的人类文明起源与发展略探》，安徽涡阳·“第五届昆仑高峰论坛”暨2020年老子道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20年11月，第457-478页。

5、《“真”“道”“人”“身”“德（得）”“大”“天”“地”——道家道教几个核心概念的身体渊源略探》，《东方哲学与文化》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9月，第114-138页。

6、《上天作证，有文可考华夏文明史提前上千年——道经载北斗六开阳又名北极所示6000年前星象的意义略谈》，先发于作者简书，2020年2月。又刊载于《中华文明》2020年第1期，第107-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