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下江南十五

风雨下江南十五

宋代著名史学家、词人宋祁说：“《离骚》为词赋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这就是说，《离骚》不仅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文学领域，而且是中国诗赋方面永远不可企及的典范。

《离骚》作于楚怀王二十四、五年(前305、前304)屈原被放汉北后的两三年中。汉北其地即汉水在郢都以东折而东流一段的北面，现今天门、应城、京山、云梦县地，即汉北云梦。怀王十六年屈原因草拟宪令、主张变法和主张联齐抗秦，被内外反对力量合伙陷害，而去左徒之职。后来楚国接连在丹阳、蓝田大败于秦，才将屈原招回朝廷，任命其出使齐国。至怀王二十四年秦楚合婚，二十五年秦楚盟于黄棘，秦归还楚国上庸之地，屈原被放汉北。

汉北其地西北距楚故都鄢郢(今宜城)不远。《离骚》当是屈原到鄢郢拜谒了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后所写。诗开头追述楚之远祖及屈氏太祖，末尾言“临睨旧乡”而不忍离去，中间又写到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等情节，都和这个特定的创作环境有关。

《离骚》是一首充满激情的政治抒情诗，是一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杰作。诗中的一些片断情节反映着当时的历史事实(如“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伤灵脩之数化”即指怀王在政治外交上和对屈原态度上的几次反覆)。但表现上完全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方法：不仅运用了神话、传说材料，也大量运用了比兴手法，以花草、禽鸟寄托情意，“以情为里，以物为表，抑郁沉怨”（刘师培《论文杂记》）。而诗人采用的比喻象征中对喻体的调遣，又基于传统文化的底蕴，因而总给人以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

由于诗人无比的忧愤和难以压抑的激情，全诗如大河之奔流，浩浩荡荡，不见端绪。但是，细心玩味，无论诗情意境的设想，还是外部结构，都体现了诗人不凡的艺术匠心。

从构思上说，诗中写了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由天界、神灵、往古人物以及人格化了的日、月、风、雷、鸾风、鸟雀所组成的超现实世界。这超现实的虚幻世界是对现实世界表现上的一个补充。在人间见不到君王，到了天界也同样见不到天帝；在人间是“众皆竞进以贪婪”，找不到同志，到天上求女也同样一事无成。这同《聊斋志异》中《席方平》篇写阴间的作用有些相似。只是《席方平》中主人公是经过由人到鬼的变化才到另一个世界，而《离骚》中则是自由来往于天地之间。这种构思更适宜于表现抒情诗瞬息变化的激情。诗人设想的天界是在高空和传说中的神山昆仑之上，这是与从原始社会开始形成的一般意识和原型神话相一致的，所以显得十分自然，比起后世文学作品中通过死、梦、成仙到另一个世界的处理办法更具有神话的色彩，而没有宗教迷信的味道。诗人所展现的背景是广阔的，雄伟的，瑰丽的。其意境之美、之壮、之悲，是前无古人的。特别地，诗人用了龙马的形象，作为由人间到天界，由天界到人间的工具。《尚书中候》佚文中说，帝尧继位，“龙马衔甲”。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动物龙的原型之一即是神化的骏马。《周礼》中说“马八尺以上为龙”，《吕氏春秋》说“马之美者，青龙之匹，遗风之乘”。在人间为马，一升空即为龙。本来只是地面与高空之分，而由于神骏变化所起的暗示作用，则高空便成了天界。诗人借助自己由人间到天上，由天上到人间的情节变化，形成了这首长诗内部结构上的大开大阖。诗中所写片断的情节只是作为情感的载体，用以外化思想的斗争与情绪变化。然而这些情节却十分有效地避免了长篇抒情诗易流于空泛的弊病。

淳蜀阜是一位四川籍的老先生，他有很深的古汉语造诣，把一首《离骚》，咏颂得抑扬顿挫，又讲得生动形象。在讲述完之后，淳蜀阜明确指出这是一首充满爱国主义情怀的作品，表现出诗人屈原的一种精神。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伟大诗人，同时他又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人”；但以他在文学创作的成就而言，他却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却是一位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不可动摇地位的伟大诗人。 屈原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是一位具有崇高人格的诗人。他关心国家和人民，直到今天仍作为坚定的爱国者受到高度评价。

在后面的讨论中，日籍学生和华籍的学生发生了激励的辩论。辩论的始末就是因为杏子在自己的观点中，明确表示屈原不值得歌颂，因为他在对抗大秦，强大的武力，那是一种不识时务的表现。

方晓东兄妹先后从多个角度，表述了屈原是一个有着极为强烈自我意识的诗人。他把自己看作国家的引路人。对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人生理想有坚定的信念，为追求自己的理想，不惜与自身所属社会集团的大多数人对抗，宁死不渝。作为理想的殉难者，后人曾从他身上受到巨大感召。

杏子恼羞成怒公然在课堂上羞辱方氏兄妹。

“方晓东、方晓华，其实当时的楚国与秦国之间，就很像今天的中国与日本。我们大日本帝国，有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你们应该和日本亲善，而不是对抗。你们看看自己站在哪来？这里是日本。你们为什么在这里，就是来学习日本的先进文化。”

方晓东站起来斥责，“杏子同学，各国之间相互学习，这个世界才能进步。难道你不懂这个道理？如果不懂，你去好好学习一下日本历史。”

方晓东滔滔不绝，讲起了日本历史上的两次重大变革，一次是大化改新，一次是明治维新。

正当社会危机严重的时期，推古朝时期派到中国的交流生陆续回国。僧旻于632年，南渊请安和高向玄理于640年回到日本。他们在中国交流二、三十年，经历了隋唐两代，吸收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和统治经验，归国后积极进行传布，在部分贵族中发生强烈影响。在归国留学生传授隋唐封建制的影响下，皇室和贵族阶层内出现了主张改新的新兴势力，其代表人物是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

中大兄皇子是舒明天皇之子。中臣镰足出身于世袭祭祀官的家庭，幼年好学，博览群书，曾就学于僧旻，又同中大兄皇子一起受教于南渊请安。中大兄和中臣镰足都憎恶专横的苏我虾夷、入鹿父子，所以两人共谋打倒苏我入鹿，推翻苏我氏，夺取朝廷大权。中大兄接受中臣镰足的建议，首先争取与入鹿素有矛盾、又有声望的大夫苏我石川麻吕，分化苏我氏的势力，然后联合反苏贵族，组成了革新派。

645年（日本皇极天皇四年）6月12日，日本飞鸟板盖宫太极殿。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等人在皇极天皇接见高句丽、百济、新罗（称“三韩”）使节，举行“受贡”仪式。

这时，随着“嘎吱吱”的一阵响声，宫门全部关闭，中大兄皇子突然拔剑，刺杀了大贵族苏我入鹿，在场的许多贵族大惊失色。原来这是中大兄皇子联合中臣镰足等人，为改革而发动的政变。皇族和多数贵族站在中大兄一边，苏我虾夷见大势已去，便在入鹿被杀的第二天，焚宅自尽。这一事件史称乙巳之变。

消灭虾夷、入鹿父子后，革新派成立新的政权，轻皇子即位为孝德天皇（645—654在位），中大兄皇子为皇太子，中臣镰足为内臣，苏我石川麻吕为右大臣，阿倍内麻吕为左大臣，留学生僧旻和高向玄理为国博士。两位回国的留学僧灵云和惠云于大化元年（645）跻身佛教界最高权威的“十师”之列。

革新政权建立后，建年号为大化，仿“法式备定”的唐制，有步骤地实行改革。645年8月，分别向东国和倭（大和）六县（高市、葛木、十市、志贵、山边、曾布）派遣国司和使者，造田籍，校田亩。9月，下诏：“从今以后不得卖地，勿妄作主兼并劣弱。”这些措施为下一步变革打下基础。12月，首都由飞鸟迁至难波。

646年元月，新政权以诏书形式，颁布了《改新之诏》，并全力向全国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