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用人之法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历时近三百年。而大唐盛世，离不开前期几位皇帝所做的努力。其中，唐太宗李世民功不可没。他以高明的用人之道，网罗了大量人才，为“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这也为今天的领导者在选人用人方面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与方法。总结《贞观政要》中关于唐太宗的记载，他的选人用人之法可概括为以下几条。

1.思想上高度重视人才的选拨

唐太宗把人才选拔当作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贞观二年，唐太宗对时任左右仆射（相当于宰相）的房玄龄、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唐太宗认为，宰相的主要职责应该是协助皇帝选拔人才，而不应过多陷于日常具体事务。由此，唐太宗命令琐碎小事都交给左右丞处理，重大疑难事务才禀报仆射，把房、杜二人从繁忙的事务中解放出来，让他们重点考虑如何帮助国家选拔人才。

同样，今天，成功的领导者要善于识别人才，明白什么样的人适合做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岗位承担什么样的职责，确保人尽其用，用尽其能。尤其不能让适合做管理、把握大方向的人陷入日常具体工作中，降低工作的效率。

2.视“德”为选才的首要标准

道德品质的好坏是唐太宗衡量人才的一个重要标准。贞观三年，唐太宗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杜如晦回答：“两汉取人，皆行著乡闾，州郡贡之，然后入用，故当时号为多士……”唐太宗发现吏部选人只重文笔口才，而忽视对德行的考察，于是采纳杜如晦的建议，依照汉代选拔官吏的办法，希望得到德才兼备之人。贞观六年，唐太宗又对魏征说：“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唐太宗认为，即使能力再强的人，如果品行不好，那造成的危害可能远远超过他的成绩，所以“德”应成为超过“才”的首要人才选拔标准。

在市场改革中，个别企业为了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获胜，个别员工为了谋取个人利益或取得岗位晋升的机会，采用一些不正当手段。从长远来看，这样做既损害了企业利益，也不利于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因此，领导者既要看重企业和个人的成绩，也要关注成绩取得所采用的方式方法，考察个人的道德水平，坚持企业和个人的道德底线，建立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

3.空出岗位等待最适合的人才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唐太宗认为，大治天下的关键在于周密地处理政务，任命官员要根据才能情况。他引用前人提出的“任官惟贤才”，“谋夫孔多，是用不就”，“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等观点指出，任官不得人，再多也没有用。为落实这一原则，他命令房玄龄大力精减官员，任用人才要求宁缺勿滥。房玄龄受命后，对中央机构进行了裁减合并。改革后的唐中央机构文武官员总数大为减少。唐太宗很满意，他把岗位暂时空下来，等待最适合的人才。

将人才放到合适的岗位上，才能激发其工作的热情和潜能，尤其一些专业性要求比较高的岗位，要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

4.英雄不问出处

不论出身、门第，不拘一格选人才也是唐太宗成功的用人之道。原来杜如晦不过是李世民的兵曹参军（训练士兵的军事参谋），后来要被调走，房玄龄对李世民说：“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不可。”李世民听后立即把杜如晦调到身边，后来杜如晦果然成为一代名相。在唐太宗的官员集团中，魏征、尉迟敬德、李靖等都曾是敌对营垒中的重要人物，被唐太宗纳入帐下后，逐渐成为中流砥柱。这种胸襟和气度，使李世民网罗了大量人才，也对唐代的繁荣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很多企业把“英雄不问出处”放在嘴边，但真正选拨人才时却常以“名校”、“名门”、“名师”等作为选拨人才的条件，把真正有能力的人拒之门外。领导者应该建立健全人才选拨机制，确立一套能够全面考察人才的管理办法，防止以个人好恶选拨人才或者因偏见埋没人才的情况发生，真正客观、公正的选拨企业需要的人才。

5.完善人才考核激励机制

网罗了大量的可用之才后，唐太宗还十分重视对人才的考核，他在吏部设考功司专门负责此事，并以考核结果决定奖惩，考核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是国家对各级官吏提出的四条共同要求：“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要求各级官吏维护统治，谨慎廉洁，公正称职，勤奋不懈。“二十七最”，则是根据二十七种不同官职提出的考核业务才能的标准。官吏考核的奖惩条例周密细致，种类多样，主要有俸禄增减，品阶升降，职位变动，荣辱与夺等。除此之外，他还给人才提供了诸如休假等多种福利保障，从各个方面解决人才的后顾之忧，使之专心为国效力。

领导者应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让人才不仅从工作中获取相应的物质回报，更能把工作当成自我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