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讲仁义，基督文化也讲仁义，东方、西方都讲仁义，仁义应该是普世公认的道德观。虽然大家都是在讲仁义，可是对仁义的解读未必都是一样。
儒家文化对仁义的解读，是基于忠孝。东方人普遍认为，没有忠孝在先，所谓仁义就是假的！所以，忠孝被标榜为最大的仁义。杀身成仁，舍身取义，首先是为着忠孝，然后才考虑其他。
基督文化对仁义的解读，是以爱为根本。西方人普遍认为，没有爱的智慧，就不会有仁义。所以，爱是他们践行仁义的前提条件。他们从爱推导出来自由、平等，将自由、平等当成是爱的原则。
儒家文化用忠孝来解读仁义，只需要无条件忠君孝亲就行了，不容许存疑。因此，我们的传统社会崇尚的是品德为先，所以才有礼仪之邦。譬如说我们在选人用人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就是能否信任，然后才看是否有能力。传统的科举制度，不是重点考核才能的制度，而是偏向考核道德学问的制度。首先考虑能否信任，那就必须从品德高尚优中选优。
所谓品德高尚，忠诚度显然是排在第一位的。判断一个人忠诚度最省事的方法，就是‘’举孝廉‘’。在家里是个孝子，而且不贪图享乐，那就是重点举荐和提拔的对象。能够孝亲，必定很听话，应该也会效忠领导，这样的人就是品德高尚。至于能力问题，儒家认为是可以在实践中逐渐培养出来的。
领导们普遍不喜欢太有才的人，因为越有才越可能恃才自傲，越有可能不将领导放在眼里，越容易走向不忠。儒家只知道从品德高尚来选人用人，以便防范背叛行为。然而‘’举孝廉‘’的结果，是催生了大量伪君子。他们没有办法甄别伪君子，也就没有办法从‘’举孝廉‘’真正做到用人不疑。上下之间、同僚之间互相疑忌，互相勾心斗角，都没有心思干正事，是传统社会的普遍现象。他们只能普遍选用中庸之材，要拿得住才敢信任。所用之人尽是庸才，还避免不了勾心斗角，当然就很难让社会实现飞跃性发展了。
基督文化用爱来解读仁义，但是爱需要从智慧来体现，那就容易产生各种疑问，必须以自由、平等为原则，通过分析判断才能决定怎样爱。因此，西方传统社会崇尚的是智慧优先，所以才成就了科技文明。
西方人首先是对人性存疑，不相信人性本善，认为人心难测。其实，判断人性是善是恶没有多大意义，关键是人心难测。有了对人心难测的认识，那就不会偏重要求他人品德高尚了。所以，他们选人用人首重才能，然后想出用制度和法治来防范人心的有效办法。基督文化也讲忠诚，那是要你对上帝忠诚，而不是要你对人忠诚。上帝的教诲，就是道义。你对上帝忠诚与否，是你自己的事。也就是说，仁义道德是你个人的选择，而不是社会的考究。你出了问题，有制度和法治来追究和惩处就行了。
基于忠孝来解读仁义，决定了文化会走向越来越虚伪。因为人们不学会演戏，就很难被社会重视。都是会演戏的人才，也就很难干成什么正事。
基于爱来解读仁义，那就只能选择智慧，决定了文化会走向偏重规则。人们只能通过对规则的不断完善，来实现和谐社会。健全的规则让伪君子们没办法演戏，人人都只好依靠真才实学去干正事，用实际成就去换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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