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医院辞职后心情很郁闷,沉寂了一段时间有位恩师介绍我去了博山区医院工作。正值八月十五,我骑着我的小电动车去了英雄路的城北社区。
刚跌倒的我,哪认识英雄路?城北社区在最北头的一个门头房,上下两层,周边全是练歌房,红色的紫色的灯,夜晚还有烧烤摊。
我心怀苦郁,我就要在这个环境里了?
当时分管护理的一个孙院长说:城北社区要迁了英雄路最南头,文园底下。
我这份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搬家”。
那个搬家好有意思,张姓的护士大姐骑着小自行车蚂蚁搬家样一点一点的往英雄路南头文园那里的门头房运。我也很不情愿的跟着运。
谁体谅了我的心情?第一医院高大上的环境里呆惯了,哪受得了这种地气。
慢慢的,文园的城北社区五脏俱全了,我像是它的一个细胞,苟活又残喘。
还好那时病号特别多,我能独自在房间里给电机厂的下岗工人或者给淄博一中的生病的人打打针,看看书。
2008年,好像是那一年医疗改革,全国实行公共卫生服务。
我们城北社区的人像是门外汉一样工作,同时像门外汉一样家家户户去推销自己,让居民拿出户口本为他们建档立卡。
工作中确实也是“门外汉”,接纳我们的并不多。
还好有个孙姓的老师,她是铝土矿的退休老大夫,有她在城北社区还是有一些人流量的,其次就是邮局离休的老干部。
工作第二年,电视台去城北社区采访了,当时记得很清楚,山东电视台的《新闻追踪》或者是《**追踪》,本来说要去采访的,早上又说不去了,刚和张姐撤完准备的新被服,记者的车却到了。
记者翻档案厨,一份打通的电话都没有,气愤的大喊“死档!死档!”
我哪里来的勇气,拼一把吧,随手拿了一本档案,说:“档案上都有地址,我们去居民家里吧!居民说是死档才是死档。”
记者跟着我的身后,去了文园。
还好,居民说:“城北社区不错,里面有个姓孙的大夫,护士也不错。”
我哪认识这家居民,守着记者说起我们如何的工作。
早上一早就给患者抽血,然后骑自行车送区医院化验,中午再骑车取结果,测血压测得耳朵疼,测血糖都是免费的……。
记者说:“姑娘,你觉得这么做值不值?”
我当时的回答是:“值,就当为人民服务了。”
采访结束了,我的生活如常,采访播出了,我的生活也如常,我还是游走在英雄路的小菜摊或者水果摊,如常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化。
多年后,来到了南博山卫生院,我惊呆了,采访我所回答的和所做的,竟是《国家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的服务内容。
再回城北社区,城北社区已经搬到了书香花苑的门头,服务人口还是那些服务人口,只是以前的同事都不在了。
我很后悔在2008-2010年间没有更好的服务于城北社区的辖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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