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赤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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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有严重视力障碍的人,但其实他应该跟我一样姓陈。听母亲说,因为眼睛始终睁不开,也因为当时贫苦而不能就医的原因,他在出生后没几个月就被送给了隔壁镇上一对不能生育的夫妇,随了他们的姓氏,并且双方承诺不再联系。
但是,后来他的双亲没能再生育,而后,他就被接回来了。隔年,他经别人介绍娶了一个外地寡妇,一并过来生活的还有她一个不到五岁的女孩儿。几年后,老张的双亲相继过世,他继承了他们的所有遗产,得到了院子里靠近南侧的一个厨房和三间房间。
你很难想象,在当时那个还管盲人叫瞎子的年代,人们对老张显得格外地包容与敬畏,会给予他力所能及甚至物质上的帮助,很多人慕名而来叩响他那间昏暗的用来待客的房间,只因为他会算命,听说还很准。人们开始恭敬地管他叫张先生。
人们愿意相信他是看不见的,即便他在回来后没几个月便开始不再用木棍探路,即便他每次点完烟都能把火柴盒差不离地放在烟盒上面。当我把所有的不解都告诉那些大人的时候,我以为会受到一番褒奖。但事实证明我当时太小了,他们甚至没工夫听我把话说完就笑着走开了。而我始终认为他是能看到的,至少他唯一开出一道缝的左眼是隐约能看得到一点东西的,尤其是那些来找他算命的人当着他的面拨弄某一个人的发旋然后安静地坐着听他讲那些我现在想来才懂的阴阳五行和生辰八字的时候。
80年代,普遍的小孩儿都是难生养的,而导致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其实是物质条件的不富足和医疗条件的落后。但是,人们愿意相信通过过继的方式基本是可以让孩子更好养的,至于为什么,没人能答得上来,大家也不愿去深究。在老张嘴里,我是临近的所有小孩儿里“八字”是最差的。我打小就体弱多病,八岁那年,我从楼梯上踩空摔下来摔折了脖子;同年,我生了一场大病,试了很多办法,半年才好。那之后的一天晚上,老张穿过院子的过道来找我父母,在饭桌边摸索着从上衣内兜掏出烟,抽出一支点上,然后把火柴盒搭在烟盒上面,吐着烟圈开始说话,像平时在他那间兼作客厅的房间里算命一样。我躲在不远的楼梯上看着,但是听不见,只是记得老张说了很久才走。后来我被带着去了很多寺庙,喝了很多泡着烧完的纸灰的神水,我开始讨厌老张。
老张的生活是富足的,在我三年级的时候,他成了院子里第一个用上海燕收音机的人。他喜欢放大悲咒,会把声音调得很大,直到传到差不多院子里的每个角落,没人会说什么。但是我不喜欢,我经常会在他走出“客厅”的时候溜进去把卡带换掉,随便放什么都行。然而我发现这么做也只能换来那么几分钟的清静,于是就在一次和小伙伴们玩找东西的游戏的时候把“大悲咒”扔到沟里冲走了。后来事情败露了,老张把事件上升到了偷盗的高度,在舆论压力之下我被狠狠地打了一顿,那天晚上我屁股肿得只能趴着睡。
其实从辈分来说,我应该和原本一样叫他张伯,但那晚之后我开始叫他老张,当着大家的面也这么叫。我原本是想叫他张半瞎或者对他做出一些更出格的事情,但我忘了当时为什么没有那么做,或许是为了让大家好受点,进而让我也好受点,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什么原因,记不起来了。刚开始老张和大家都很不舒服,直到把我归类为劣童之后,他们也就释然了。我会挥着改完发下来的试卷跑到老张够不着我的地方冲他喊,老张老张,你算算,我这次考了多少;我会在他老婆带着他从外面回来的时候,跟在他们后面学他走碎步的样子;会在他打开收音机的时候,跑到自行车边上一遍一遍地按铃……当然,所有的这些事情老张都是不作回应的。
暑假的一天下午,院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在把赢来的玻璃弹珠都装到矿泉水瓶里之后,我也待不住了,就提着篮子打算去院前的田里摘莲子。到门口的时候撞见了老张的继女雨芳,她比我大六岁,看见我不耐烦地说,小屁孩儿,不出去玩在家待着干嘛。我回了一句要你管,就跑出去了。刚到田里,我就听见后面一阵急促的跑步声,回头的时候看见雨芳带着一个男的朝院子里走去,年纪和她相仿。我拨着荷叶在田里一深一浅地走着,每一脚向前的时候总会先点一下水把蝌蚪赶走,累的时候就坐在田埂上折一枝荷叶,在靠近荷叶杆的地方拧断,把带杆的荷叶心戴在头上,剩下的圆环部分穿过头披在肩上。后来我走不动了,就从田里起来提着篮子回院子里。在我拧开水龙头开始洗莲子的时候,雨芳房间里突然安静了下来,然后就看见窗帘被掀起了一个角,很快又合上了,接着就是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一会儿门开了,他们从里面走了出来,看了我一眼很快就把眼睛移开了。我问了一句干嘛,雨芳没有回我,就带着男的跑了出去。那天晚上,我向着坐在院门口的老张说,老张老张,你算算今天下午院子里有几个人。老张还是不说话,我朝他走了一步接着说,知道你算不出来,有三个,雨芳也在,还有她认识的男的。老张好像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很急地去了雨芳房间。在一阵对话之后,老张的声音变得严厉起来,接着就是一连串责骂,中间夹杂着雨芳的一些类似海誓山盟和大逆不道的话。后来老张从房间摔门出来的时候撞到了旁边的墩子,跌倒在了地上。
之后雨芳被关禁闭了,直到暑假结束。几个月之后,雨芳被发现怀孕了,老张几乎晕厥过去。那段时间,没有收音机的声音,院子里一下变得安静下来,大多数的时间老张是在那间昏暗的房间里的。打胎之后,老张让他老婆去给雨芳办了休学手续,休学半年。老张仍然会在在“客厅”里或者由他老婆带着他出去给人算命,只是找他算命的人不像以前那么多了。
我总以为除了玩之外,在院子里老张过着和我一样的生活,一样可以吃饱三餐、洗澡、睡觉,另外,还有很多愿意听他说话的人。直到那天,老张和他老婆不知道因为什么大吵了一架,后来他老婆带着雨芳出去了,两天后才回来。那天,老张在饭桌边一直坐到夜里,最后脚贴着地从一地狼藉中扫出一条路,进了房间。第二天,老张笑着回绝了其他人让他过去吃饭的邀请,一个人在“客厅”里。第三天早上上学前,我推开那间“客厅”,看见老张坐在凳子上,一脸憔悴。我跑进去往他手里塞了一个馒头,然后跑了出去。
我心里开始有些难受,具体因为什么,也说不上来。
在那之后,我经常会在经过的时候停在门口看他一会儿,只是很少跟他说话了,也很少叫他老张和让他算什么了。
之后我们家从院子里搬走了,后来其他人也都陆陆续续地搬了出去,直到剩下老张一家。
几年前回老家过年,听周围人谈起老张和他家里的事,说雨芳后来没有再去上学,开始跟社会上的小青年混迹在一起。刚开始的时候她还只是管老张要钱,后来就直接到老张房间里去翻找,周围邻居去劝过几次,但都没用。接着就经常听到院子里有吵架的声音,老张在里面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少。这么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有一天,老张老婆和他女儿都消失了,带走了他所有的积蓄。再之后,老张搬进了养老院,没人再找他算命。
后来有一次,我经过养老院,老远就看见老张坐在椅子上盖着毛毯晒太阳。走进去之后才看清楚老张的样子,太久没见了,虽然裹得很严实,但是从脸上还是能明显看出老张清瘦了很多,脸上堆满了褶子。老张把头往左边稍微偏了一下,知道有人来了。坐下来的时候我发现他手边的茶凉了,刚想起身帮他换杯热的的时候被叫住了,老张说,不用了。我原本是想叫他张伯的,可是一开口还是说:“老张,你算算看我给你带了什么。”老张笑了,像在院子里的时候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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