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我们路过篮球场时那小子正在场上热汗淋漓。而我们惊奇地发现这厮今天怎么没戴眼镜，然后我们撇下场上乱七八糟的比赛，专心寻觅眼镜。乐子跟这家伙有夺妻之恨，对仇人的东西分外敏感，几秒钟后就找到了。找到后乐子抬头仰望了一眼蓝天说道，“他爷爷的，今天天气好好。”我顺着乐子临走前最后那条视线看过去，果然看见王静静手里拿着一副眼镜，紧张地看着场上。
在某个时候王静静天天骑着一辆可以折叠的白色脚踏车。乐子以相同的渠道证实了是那篮球队长送的。一天我和乐子经过一个卖车的地方时，我们专门进去问了一下价格。出来的时候我和乐子一起说了句“他老爷的”。这车的价格等同于我和乐子两个人加起来一个学期的生活费。然后我觉得乐子这次是真的受伤了。
果然乐子在这一年初冬一个既没有太阳也没有雨的日子里突然对我说：“老子要去削那队长一顿。”
要行动自然就要有部署，乐子的计划是这样的：下了晚自修后跟在队长身后，在队长孤身一人的时候从后面用麻袋套住他，然后猛踢一阵。如果刚要套的时候被队长发现了就谎称是晚上出来抓青蛙。他不信就打死他。如果正在踢的时候被路人看见，那就邀请那路人过来一起踢。如果那人没兴趣。那没办法，只有受累多解决一个。
当天乐子对着计划、路线彩排了几遍后，雷厉风行，当晚就行动了。乐子的真实行凶经过是这样的，乐子没跟两步就被那队长发现了。然后那队长一声吆喝。从附近冒出了一帮人。然后这帮人把乐子揍了一顿，理由是乐子以前跟王静静用一个碗吃过饭。
我要说的是，当天当时当分，我不幸地出现在了乐子的旁边。所以被误认为是乐子的帮凶。荣幸地也挨了一顿揍。
一个星期后我和乐子被学校开除。理由是聚众打架。学校在开除我们的时候显得格外义愤填膺。个中原因是那篮球队队长是市里一位高官的侄子。
这是一个因冲动而被动的年纪。当天乐子和我用我们所有的钱买了酒，然后解决掉它们。我们砸了电脑、烧了书。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回家了，因为没有钱和没有换钱的东西。
我们寻遍外溪各个平日里热闹得沸腾的场所，想看看有没有哪个商城组织抽奖。结果没有发现抽奖，倒在一个街角看到一个家伙抽风。然后很多人往这人的面前丢钱，我们站着看了大概10分钟，发现这人面前已经有三十多块钱了。我们看着感慨万千。恨不得也去找个角落。
被学校开除的那一刻，我们没有半点感觉，对于我们来说被学校开除远没有买不到宵夜来得严重和恐怖。被学校开除就是拿不到一张纸。而买不到宵夜证明这个晚上就要挨饿。
若干个一刻过去以后，我们同时明白了那张纸的重要。这证明我们要长期挨饿。
知道我们被开除了的那个晚上，王静静跑来找乐子。乐子打了她一巴掌。动作之轻，难以形容。王静静却被打哭了。这时我觉得王静静是一个好妞。因为没有一个女人是会吃饱了撑着跑去给男人打的。王静静哭着说了很多的话，乐子一直不语。王静静最后说“乐子，我求求你，跟我说句话，行吗？”乐子沉默良久，缓缓开口说：“你有没有一千块钱？”
乐子之所以要钱，是觉得他那些诗不能白写。乐子管这个叫做诗人的尊严。
我们拿着这一千块钱出去吃饭。
吃饭的时候乐子对我说，有很多职业是不需要文凭的。
然后我惊讶地问，你想去做鸭？
乐子挥挥手说，那活太累。
乐子走后便再也没有消息，电视上，报纸上，书本上都没有。我想乐子是打算当作家，然而中国作家太多，乐子没能作出样子。或者说乐子现在正在沉淀，因为沉淀是为了有分量。
若干时间以后，我发现，往往越有分量的东西就越难浮出水面。张爱玲的那句“出名要趁早”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我悟出这话之后，受到刺激。次日回到南昌，问遍所有亲朋好友凑整两万块钱。然后在鄱阳湖边的村舍租了间房子。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本正经地花了五个月的时间写了两个长篇。然后又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反反复复修改了几遍后投给了国内几十家出版社。结果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杳无音信。
我突然发现写小说给出版社和写情书给校花，概率上是相近的。内心的期待和波动也是一样的。
写书期间，我时常在鄱阳湖上泛舟。也去候鸟保护区看过几次鸟。一次在看台上吃薯片不小心掉了一块下去，结果被边上一个自称的动物保护管理员的大妈罚款50元，理由是这边不准给鸟喂食。等我看腻了出来的时候，正巧看见那大妈跟随一个旅行团上了一个旅游车走了。我才知道这保护鸟的地方有个鸟的保护人员。
住的地方附近就是石钟山。这山矗立在湖中央，风景绝佳。每次都想体会下把身体从山上直接插入湖里的感觉。因为种种尽人皆知的原因——怕冷、怕死等，一直没能体会。一次我站在一个利于发力的点上，然后鼓足了勇气，打算一落千丈的时候。突然一个漂亮的女孩出现在我面前，那女孩用温柔的声音解救我。她对我说，“可以帮我和我的男朋友拍一张照吗？”
这女孩的“拍一张照”水准很高。那天我被他们带着绕了这山两圈。那女的在每个不恶心的地方都要求拍照。直到拍到相机没电。我的酬劳是一瓶一块钱的矿泉水。等做了这些事后我发现我已经对跳崖那种事没了兴趣。还差点对摄影产生了兴趣。
这一年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还是没能收到出版社的消息。严格来讲，我不光没有收到出版社的消息，而且我没有收到任何外界关于我的消息。
我在附近一个艺术学校举办的画展中买了两幅关于海的油画。主要不是那两幅画有多好，而是画这画的女孩长得非常好看。有四分之一D的感觉。尤其是当我买下这两幅画的时候，那女孩对我报以感激或者说是知遇的一笑。我的思绪瞬间飘到了外溪大学附近的山坡上。山坡上D一边画画一边看着我看书；我一边看书一边看着D画画。恶心的是，如此看着，还是把人看丢了。
我似乎对画画的女生，也许是画画这件事本身，有着一股莫名的好感。这股好感也不知道是天生的，还是因为D的缘故。我喜欢这股好感。无论是上天给我的，还是D带给我的。
我相信是D带给我的。因为这样至少D还给我留了一点东西，而且这种东西不像一样物品，它不会残破，不会遗失。
这一年秋天的一天晚上，我在街上瞎逛的时候遇到一个卖碟片的贩子，碟子是论斤卖的，五块钱一斤，我随便抓了两斤，差不多有近百个。拿到住的地方，一个一个地放，结果没有一个是能正常播放的，表现最好的就两个片子，一个名字叫《信不信由你》看了半天原来是一个A片，为了防止扫黄的检查，所以前面8分钟播出来的是个国产的不黄的片子，8分钟后马上切入真正的片子，片名让我恍然大悟，叫《性不性由你》。然后男主人翁历经千辛万苦骗得女主人翁脱衣服的时候，片子卡住，并死也不再前进。这让我很郁闷。我决定将这个片子包装起来送给他人郁闷，结果发现无人可送。
另外一个能断断续续播放的是周星驰的《喜剧之王》。据说这是周星驰最有内涵最具现实的影片，所以也是最没有意思的影片，因为现实本身没有意思。这碟子磕磕绊绊艰难地走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在这影片中一个小时十一分五十一秒的时候停止不前，并在那处卡带，反复出来一句：“屎，我是一坨屎，命比蚁便宜……”
然后我在这句歌声中离开了房间。走到广场，有个女孩在广场边上卖唱。然后一帮热闹的人围着，然后有人往摆在前面的一箱子丢十元钱点唱。然后我坐在不远处的草坪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路人，并猜测这些人的生活是怎样的。
那女孩一首接一首地不停地唱。声音非常好听和干净。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无人点唱的时候，那女孩自己选唱的几首歌。几首不知道谁的歌。很符合这秋天的夜。
正当我被歌声带着的时候，有两位长相牵强的家伙过来要点唱《老鼠爱大米》和《两只蝴蝶》这类水准的东西。那两个家伙相当猥亵，钱丢进箱子里后对那女孩淫笑着说，“小妹妹，唱那个《两只护垫》和《老鼠爱大咪咪》。”
当我看见那女孩张口唱的时候，感觉格外悲伤。觉得很多人的人生就像这女孩在唱歌。为着某种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声嘶力竭，投放感情。
至此我没有再去过那个广场。
这一年的秋天，树叶落得特别的多。满世界一派凋零的景象。我发现身上只有一百六十七块五毛钱了。我决定来一次没有目的也没有目的地的流浪。我出门坐上一台出租车，把身上所有的钱给了那司机，指着前面一个方向说，“师傅，往那，给我打表，到这些钱的时候，把我放下车就行了。”然后那司机带着我往那个方向飙了几十分钟。然后我越看越不对，果然最后我到了一座荒山的顶部。然后那司机催我下车，并好心地指引我说，“小子，想跳崖的话，往前再走个100米，然后左转，那里风景很美，成功地死过不少人，祝你也同样成功。”
我下车环视了一周吓了一跳，这鬼地方连个鬼都没有。然后我在那司机调头的时候，马上窜回车里。并开始编出种种悲情故事来哀求那司机把我带下山。那司机很认真地听完一个又一个故事，然后对我说：“不行。”
这司机这种占我便宜的做法严重激怒了我，以致我萌生下一分钟要在这荒山上行凶劫车的念头。那司机抬手看了一下时间后不耐烦地说，“兄弟，有没有钱啊？没钱就赶快下车。别浪费老子时间。”这家伙这一抬手把我吓矮了半截，这家伙的手毛比我的头发还长。然后我怕这家伙一时兴起，把我打劫了还把我丢在山上，于是很主动地自己搜刮自己。这时候我责怪自己怎么没有穿金戴银的喜好。全身上下除了衣物就只有一个手机了。那家伙看我搜出手机，笑得格外灿烂。那家伙把我带到了山下不远处的一个广场边上，把我丢下车，带着我的手机一溜烟消失了。
我看了看手中的手机卡。想着可能这时哪个出版社有眼了正联系这个号码呢，我被这自欺欺人的想法欺骗着，两分钟后我把手机卡折断了，丢在地上，“去他妈的写书人”！
这时一个手臂上绑着红布的老头，淡淡地盯着我，幽幽地道：“小伙子，乱扔垃圾哈，你看，是自己捡起来，还是罚款十元？”
这老头满面红光、十分精神，与这颓废的秋色形成鲜明的反差。我想我肯定跑不过他。
对于他给出的选择，我没得选择。没得选择好像一直是我的选择。我不喜欢这个选择，但我没得选择。
打发了这老头的寂寞后。我来到了一条街上，我看到了一家书店。规模很小，但门店装饰十分雅致。书店在中国是稀缺产物。在中国这种十步就有一家药店的国度，看见一间书店会让人感觉像是一股清流，我被清流冲进了店里。
看店的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孩，坐在一长凳上专心地看着一本诗集，一头长发散落在手臂上，娴静迷人，似曾相识。然后我用了一句人类历史上使用频率最高的开场白，我说：“姑娘，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据说如此开场者没有一个有好下场。说完，我等待着自己的下场。那女孩子缓缓抬头，看了我好几秒，然后做了一个吃惊的表情，书都掉了。我看得尤为紧张，以为她要打我。接下来的事情可以用峰回路转，不可置信来形容。
这女孩就是王静静。乐子唯一或者唯二（算上我的话）的读者。王静静比大学期间更加好看迷人。以至于我都没有认出是她。王静静说以前的自己不懂事，乐子才是她真正喜欢的人，她喜欢乐子的才情，她喜欢乐子对她的那份喜欢。她也真正喜欢诗歌，喜欢文学。因此还开了这家书店。她笑着说她也开始学着写诗了。
我佩服乐子在女人方面的洞察力，明白了被开除的那个晚上，乐子最后那一巴掌其实是摸了一把王静静的脸。王静静肯定也是这样的感觉才哭的。王静静说因为她的事情导致乐子和我被学校开除，内心一直十分愧疚，说着王静静从内屋抱出了两万块钱，要我无论如何要收下。王静静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觉得乐子真是太幸福同时也太不幸了。我之前从没发觉王静静如此光彩夺目，现在这么发觉，可能是因为她要给我钱的缘故。我差点把她看错成是D了。
朋友妻不可欺，虽然是前妻。我对王静静说：“我拿一万，另一万你留着吧，实体书店是濒危产业。需要保护。”
王静静摇头道：“你都拿走吧，你拿着了就拿走了我的愧疚，你不想我愧疚地过每一天吧。”
我说：“你见到乐子的时候，给他吧。他可能希望你对他一直愧疚。”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他？”
“我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能见到他？”
“我不知道。”
“我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
“我不知道。也许哪天你的书店架子上会有乐子和我的书哦。”
“我一定把最显眼的位置给你们空出来。”
我们彼此都笑了一下。我想抱她一下，又怕她骂我流氓，又怕乐子骂我流氓。结果她走过来，抱了我一下。很轻地说了一声“谢谢”。我没有骂她流氓。
隔天，我把上次画展买的两幅油画寄给了王静静，让她摆在她的书店里。为我和乐子的著作先占个位置。
又一年的冬天，在火车站的时候，我不自觉地买了去往西安的票。也许在这种类似晚年的生活里，特别惹人回忆，我想我是想念D了。我要去干一件概率学中的大事，我要穿梭在西安几百上千万人中去偶遇D。我多么想再见到D一面，并跟她说一句：你给我的画被我弄丢了，你能再给我画一张吗。
我有策略性针对性地在西安美院附近租了一个房子，此后我流转于周围的每座城市。天天积极参观各类画展，可惜一直没有看见D的名字。我惊讶地想，D是不是改了名字或改了行业。毕竟在当今社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多么奢侈。
可我知道她会一直待在她喜欢的东西里。
我想象着我和D见面的场景：
在一个画展中我见到了D，我一直看着她，然后D也盯着我看了半天，然后D对我说：“先生，需要帮助吗？”；或许D看到我，还记得我，并对我报以微微一笑，笑里充满故事，接着D的动作是指着边上的一小孩说：“这是我的女儿，来，叫叔叔。”或许D见到我后十分激动，归心似箭。哪怕已经成家生子，也会立即抛夫弃子和我浪迹天涯。
以上的种种，告诉了我天马行空和乱七八糟只有一线之隔，就像天才和疯子一样。
之后我琢磨着是不是在某个画展明目张胆地偷个几幅画，或者火烧几个画展、美术院什么的。闹出点动静来，这样D看新闻的时候，就知道我来找她了。
最后我没有这么干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敢。
在整整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想，在D的那件事情上，我是不是过于狭隘。画画的为什么不能给别人画了，好歹比给自己自画像更轻松和客观吧。我就一直觉得写书的不能给自己写自传，那是一种被装上滤镜的产物，你并不能从中看到真实的那个人，你只能看到作者想让你看到的那个人。思想触及于此，我觉得D是对的。
我那时的气愤，自然跟艺术毫无关系。换个女生那般做，我肯定大义凛然。这跟大多数男人都希望街上的女人都穿短裙而不喜欢自己的女人出门穿短裙是同类的道理。我想跟D讲一讲这个粗鄙的道理。
我想起了D给我画的那幅画。作家懦弱，喜欢用象征、隐喻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作为同分在艺术家范围的画家，应该也好不到哪去。D的那幅画里一定有所答案。不承想离开学校那么久，我还要像小学生一样，挖空心思在一个作品中找中心思想。我比小学生还惨，小学生好歹是开卷的，而我连作品都不见了。只能靠瞎想。一个小时的瞎想无果后，我决定场外求助、集思广益。
接着我报了个美术速成班。天天学以致用照着记忆临摹D给我的那幅画，半个月画了一百多张，在众多惨不忍睹的成品中，挑了两幅乱七八糟的。这两张画使命艰巨。如影随形地跟着我在这个城市转了无数个地方，这个无数不是没有数（第四声）的意思，是没有数（第三声）的意思，毕竟脚力有限。
每到一处新地点便要拿出那两张画吓人。询问每一个路人，这画里画的是什么？答案是没有答案。
一次被一个老外看到了画，赞不绝口，出价两千要买我的画。我被这老外的艺术眼光震撼着。这件事的结果是，现在只剩一张了。之后这仅剩的一张画又被一北京老头看中，出价三千要买，这令我后悔不已。这张画现在是孤品。我不敢卖了，因为我自己也画不出来了。一个字盯得时间久了就会忘了这是什么字，一幅画也是一样的，我已经记不清D当初给我的是一幅什么样子的画了。
那北京老头得知我上一张画卖给一个老外后，对我一顿大骂，说我卖国，被外国人窃取了艺术，骂我太年轻，不知道珍重。我听得毛骨悚然，哑口无言。我的写作生涯能有美术生涯那么好养活就好了。
那段时间我带着我的孤品问遍了我眼睛能扫到的任何一个人。结果是没有结果。
这一年冬天要结束的时候，一个乞丐拦住了我，把手里的罐子伸在了我面前。我看着罐子里有好几张一百的，面额最碎的也是五十元。百感交集，现在乞丐这个职业比写作这个职业更令人期待。
我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暗骂自己的笨，怎么早没想到。我带着这乞丐到了一家复印店，我把那画复印了一百份。复印的时候，我再一次暗骂自己的笨，怎么早没想到。画是可以复印的，那就可以把孤品卖给那北京老头了，兴许日后真被那老头给炒成国宝了，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跟着沾光。当然，比起未来的沾光，我更心疼的是那即将到手的三千块钱。
我把复印件交给那乞丐，并给了他五百元钱，托孤般地对他说：“这些画你好好收着，你的同事多，你让兄弟们都帮忙打听打听。看有没有人知道这画里画的是什么东西？有消息了，我再给你五百。”
那乞丐盯着那画看了良久，若有所思。我估摸是这个报价没能打动他，毕竟他的确有不接这业务的实力，我刚要忍疼提价，此人喃喃道：这不就是畔山吗。
我震惊了。“你确定吗？”
“大概吧，不过这画得太难看了，我可以带你去现场看看。”
“你怎么不早说？”
“你又没有给我看。”
然后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这幅画我画了半个多月，在脑海里待的时间就更久了。当这座山真的竖立在我的眼前，我坚信眼前这座山就是D给我的画中的那两团黑黑的东西。我紧张了。
我照约定给那乞丐尾款，那乞丐没收，摆摆手说：“算了，看看你这个样子，也不容易，脑子还失忆了，自己留着好好生活吧。”
此人用的是“看看”而不是“看”，让我十分费解。十秒钟后，敏锐的文字基本功告诉我，这个叠词，不是此人结巴，而是此人对我的一种嫌弃。我没有为我的“样子”反驳是因为我一直觉得真正的文人是不修边幅的；我没有为我的失忆反驳，是因为小范围而言这是个事实，我无从反驳。
我没敢贸然上山，因为我还不是真正的文人。
返回住处，从镜子里审视自己。得出的结论是要换一套衣服。理个发。锻炼一个笑容。女孩子爱艺术，不意味着一定爱艺术家。
次日清晨，第二缕阳光照在山脚的时候，我再一次出现在这座山的面前。第一缕阳光肯定是打在了山上，打在了D 的画板上。
一股被晨光烘着早熟的春风，沿着山坡顺势而下。企图苏醒着什么。太阳又升上来了一个毫米。视野也跟着清晰了。梦想、生活和希望一直都是存在的，就看你怎么去联系它们或被它们联系了。无非是谁多走了一步，谁晚走了一步而已。一味较劲、冷战不免幼稚，我们年轻，我们多走一步又有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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