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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亚香茅带回家的那一场旅行，给我十三年来的亚洲之旅画上了句号。
从亚洲西端的伊斯坦布尔到东端的日本，那场几乎花了一年的旅行，也是作为生于日本的我回归本我的最后一场旅行。
最终，那场旅行耗时一年零三个月，转了一圈，日本又回到了我的眼前，当我重新关注起这片土地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几乎已经丧失了这十三年来对日本的记忆。
已经进入八十年代的日本，无论是风景还是家还是人的存在方式，几乎已经变得让我看不明白。我就像一个失忆症患者一样，去重新观察那每一片风景，每一样事物，每一个朋友和我住过的家，我重新去听以前听过的旋律，摘下并去闻以前摘过的花的香味。我靠着这每一样事物里残存的微弱的记忆，努力拾回对过去的记忆。我在东京穿梭，遥望着东京，闻着东京，触摸着东京。
当我再次凝望日本的风景，街道和人们时，它们变了。人们变得开朗起来，风景和街道变得规整而干净起来，巷子里挤满了这样那样的东西。只是，有某种不自由的和平之光照耀着人们，让他们看起来比以前更缺乏生气了。
而在芝浦的这条运河上钓起那些乌鱼却放任它们干涸致死的毫无感情的小孩们便是缺乏生气的最好佐证。
人的喜怒哀乐也好，灵魂也好，开始隐藏地越来越深，生死的界限也变得模糊起来，就好像我这十三年间经过的亚洲各个地方间闪耀着的人性的光辉，到了这片土地上却被某种看不见的巨大的力量约束，封印着一般。刚刚从旅途中归来的我的那双纯粹的眼睛里，最先看到的是那种封闭式的情感流露，只有越过了每个人的那层“地表”才会涌现各种更丰富的情感流露。
地表下的那个东西，我们就姑且叫它“密室”吧。
如果把那些“密室”看作一种社会现象的话，那就是大家共同幻想着的风俗文化及习惯的一种呈现。如果把那些“密室”看作一种精神病理学的话，那就是一个用来净化自己的“设施”。
那些密室或是设施是在各个时代的人群完全互不干涉，甚至是互相怀有恩怨的前提下堆砌起来的。
例如八十年代初，有两种最主要的“密室”几乎同时像传染病一般在日本国内蔓延开来了，它们便是漫才和卡拉OK。我旅行结束归来后，到处都能遇到这两种除了日本这个国家以外根本见不到的、最能代表日本国粹的“密室文化”，这实在是让我有点惊愕。对我来说，人类这种啪嗒啪嗒张开嘴巴的奇异行为，简直跟第一次见到水下景观的“鱼族”惊愕地张开嘴巴时的样子一模一样。
我就这样观察着这两种“鱼族”，然后我逐渐意识到，支撑漫才和卡拉OK这两种文化习惯的世代间的关联性。据我观察，卡拉OK是在昭和第一世代前后开始流行开来的，而正巧漫才流行的时期是昭和第一世代的下一代。在世代间的恩怨中，各种文化习惯早已把根越扎越深。
（D）
现代日本社会为什么越来越倾向于“管理”人和事物？
这个问题就好比是在问：我们人类为什么总是有要好好活下去的倾向，以及这种倾向的目的一样，是一个单纯却又费解的问题。
有人可能会说，这种活下去的倾向根植于人类的基因，也就是说，有限的人类生命仅仅是暂时寄生在了基因里面，一直存活了三亿年的并不是人类，只是一种基因而已。也就是说，人类要活下去的倾向仅仅是遵从了基因要活下去的意志，真是一个有趣的诡辩。
套用这个诡辩论，日本人民的基因，是从六〇年代的高度成长期开始转变的。收入成倍增长的高度成长期中，日本民族的基因骤变成了一种劳动的基因。“提高生产率”“高效主义”“交流与扩张”变成了最高命令，消费成了美德。
我并不打算全盘否定这种理论。大概在那个平穷的年代里人自然想要变得富裕。但是，从这种理论的结果来看，现在的我们成了一个个背负着各种悲剧的存在，其中的一个悲剧便是对人和事物的管理。
现代社会开始管理人类，排除异己的倾向，可以说起源于现代商业主义的诞生。
在崇尚生产，效率和扩张的现代商业主义漩涡中，人类和人类生活是为了生产而存在的一种功能，这与之前提到的、“家”从为了人类好好生活而存在的一个场所开始变成为了生产和扩张而存在的一个场所是一个道理。
生产力的理论便是，如果把人作为一个部件或是一个记号去管理的话，效率就会提高。而人类的情感和行为是妨碍效率的，拥有风俗文化及习惯的近现代人际关系和社会构造更是没有意义的。比起家里摆上神棚、仏壇，让香火随着此生和来世的信仰，以及四次元的价值在屋内飘荡，每天把赎罪意识根植在心中，还不如摆上一个电视机，听着“奋斗！”的激动声音，让那画面中映出的物欲不断地刺激自己，由此宁愿断绝和家人的关系也要劳动，这样生产效率才能得到提高。
所以“管理”人和事物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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