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赋予每一个自然人的意义均不同。
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的《Freedom》被《时代周刊》称之为 “ A Masterpiece of American fiction “ 他更是被加冕为21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
作者以悲喜交织的手法，戏剧性地刻画了拥有太多自由带给人的诱惑和负担：无论是满怀情感纠结的家庭主妇帕蒂、坚持当好人的丈夫沃尔特、还是精神飘荡不定的摇滚歌手理查德、以及叛逆、迷茫的青春期孩子乔伊，原来自由的定义带给他们的，是幸福之外一切......
除了主要人物——帕蒂、沃尔特、理乔伊、理查德，小说涉及的人物众多，创造出拥有独特多样化的人物个体。通过作者情节、技巧上的精雕细琢，“自由”之定义下的个体人物，展现出非常之多，又复杂的侧面。
自由的“迷失-拒斥-悔悟”是这部优秀作品的索引。人情感、意识形态的迷失，难免对物质有所贪婪，欲望难以遏制；便或多或少地陷入自我迷失，而不自知。关于欲望，作者形象夸张的写实主义手法，摒弃了菲茨杰拉德和早期阿道司·赫胥黎的一些特点——即美学禁欲主义。
人物刻画上，另一突出的特点就是，虚无主义。这里的意识形态，意味着“摆脱全部法律、常规和宗教，采纳每一种可以想到的态度，步步紧跟自己，直到堕入“深渊” 。而后拒斥，幡然悔悟。存在主义者发明了一种同样是虚构的人类学：所有的因素，比如可以施以一般论述的人的身体属性或其理性都被排除在外。
帕蒂
小说中的灵魂人物，一个骄傲、内心脆弱缺乏安全感的家庭主妇。
大多数的面孔都是不对称的。她曾是高中、大学时期的篮球明星，可她既快乐又悲伤；一边是自信，而另一边是缺乏自信，这种矛盾恰恰体现在她身上。
青春期那场毫无防御的“遭遇”——被父母政治盟友的儿子强暴之后，父母没有选择站出来维护她，而是选择了沉默。这或许是她内心缺乏安全感的根源。成人后，离开她那个漠然冷酷的母亲和不善表达情感的父亲，倒是她那骄傲叛逆的性格使然。
诗人奥登把这种陷入黑暗中的孤独焦虑，即给予与被给予之间的关系，解释为“终极目标”。一个人被爱，意味着成为他人的“终极目标”，这有助于增强自我被重视的感觉，前提是自我感觉到爱的给予是属于他人的自由行为。帕蒂从沃尔特那里很难相信他对她的爱是自由的，只是出于一种责任。缺乏安全感的她患得患失，陷入孤独、焦虑的深渊而不能自拔。她开始怀疑自己的婚姻，冲动之下，她出轨了——和丈夫的好友理查德。
在“堕落”的恍惚间，帕蒂对自由的希望，就是希望不要在错误和低劣的善中发现“终极目标”。她在两种希望之间摇摆，其一是希望像上帝一样获得彻底的自足，其二是希望找到一个偶像可以为自己的存在承担所有责任，自己则成为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沉迷于第一个希望，其结果是带来孤独感和意义的丧失；沉迷于第二个希望，其结果将是不断遭受心理上的挫败。
美，是将被时间剥夺的有限品质。就像在瓦格纳歌剧中，塔米诺和帕米娜他们之间的浪漫激情只能是短暂的，它最终通向丈夫与妻子之间严肃的非浪漫爱情；而帕蒂与理查德之间的短暂“激情”，倒像是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除浪漫激情之外，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不能通过有限的品质而形成。它只能通过自身内部的有限性而形成。
涅槃重生（Nirvana），多样性回归原初统一体，“光从黑暗中重生”
沃尔特：
对沃尔特的父亲埃纳尔（从瑞典来的移民）而言，美国是一个瑞典无法与之比拟的自由国度，是有着大片开阔空间的地方，在这里，一个儿子仍然可以想象他自己是特殊的。但是，这种特殊感最受不了的就是其他同样自觉特殊的人的存在。他恨黑人，恨印第安人，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恨自以为是的人，而且，尤其恨联邦政府；他爱他的自由（喝酒的自由，抽烟的自由，和伙伴们长时间躲在为冰下捕鱼而建的小棚中的自由）耳濡目染，对自由主义的迷恋，让沃尔特对辛勤工作的家庭的困境缺乏同情心。
从学生时代，优秀的他就是帕蒂身边那个默默的守护者。他如此地爱帕蒂，对她一直很忠诚，并想尽办法取悦她。但这种意识建立在充满骄傲与自我满足上。就是说，他将自己描述为一种拒绝有限性的显现，一种对没有本质缺陷的存在的渴望。当那个他心目中的女孩变成一个郁郁寡欢的中年女人，对他来说，帕蒂已经不再是一个真实的伴侣。他开始觉得厌倦和孤独。
从策略上看，沃尔特选择了一个糟糕的时机来发放他的“自由理念”。这个国家已陷入了深度经济萧条，而他到这个时候还沉迷于鸣禽，这似乎几近可憎。投资的缩水让邻居的退休夫妇取消了每年去佛罗里达或亚利桑那过冬的计划；街上的两个年轻家庭，已经付不出分期房款，很可能失去他们的家园，等等......焦虑像一群拟蚊蠓一样盘旋在坎特桥街上空；网上满是令人心焦的信息，而沃尔特请求人们去关心和保护的那个啾声一片、自由飞翔的世界，是个多余的焦虑之源。
沃尔特杀了邻居琳达的一只猫：鲍比。在他看来，猫对户外小小的偏好践踏了鸟禽类的权利。他从来也没有喜欢过猫。在他看来，猫是宠物世界的反社会分子，是为了控制啮齿动物而驯化的一个祸害，随后又被盲目迷恋，就像不幸福的国家迷信自己的军队一样，当猫主人抚摸着他们猫咪那漂亮的皮毛并原谅它们的利爪和尖牙时，就好比在对着杀手的制服敬礼。在猫的脸上，他只看到过傻乎乎的麻木和自以为是这两种表情；你只需要用老鼠玩具逗逗它，就会看到它的真心放在哪里。
从猫的身上，他意识到自己性格中的一个致命的弱点：哪怕是他最痛恨的生物也会得到他的同情。对猫科动物的偏见开始膨胀成为那种持续的苦恼和委屈，显然， 他需要这种苦恼和委屈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意义和质感。一直以来他的那些苦恼——现在结束了，他需要新的东西。
现实已经胜过了可怜的沃尔特。自由空间项目的挫败，隐含着极大的讽刺意味：在资本主义利益当道的美国，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只是痴人说梦而已。
乔伊：
儿子乔伊似乎继承了帕蒂叛逆的性格，但更像是父母性格上的综合体。他处处与母亲作对，早恋，逃课，做些令人瞠目结舌的荒唐事。所有人看到的都只是他的外表。
他的南美洲之旅：贫瘠的土地，政府的腐败，以及利益集团的丧失人性的垄断蚕食， 让他看清了人性的真善美。在人生价值观面临挑战，需要抉择的时候，他用理性、善良的一面，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理查德：
典型的自由主义先锋人物代表，性格不羁却并非丧失理性。如以歌词来描绘施予任何“终极目标”的人（给予帕蒂的爱），就像《笛河上的磨坊主》说的：他可以歌唱对于自由和中立的欢愉，但之后别无其他可做，只能沉默。这种终极目标其实是对事物的偏执，但是很明显这样一种人只能做出随意的选择；他的天性和环境中没有什么强迫他做出选择。
社会、家庭的关系：
在与沃尔沃分开的六年间，帕蒂第一次意识到她的父母比他们的任何一个孩子，包括她自己，要富有和成功得多。然而没有一个孩子继承了一星半点母亲乔伊斯和父亲雷的社会责任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可是一辈子都受到这种责任感的鼓舞的。她知道母亲乔伊斯为此感到愧疚，几个不像话的孩子对乔伊斯的自尊一定是可怕的打击。而乔伊斯或许把孩子们的古怪和无能归咎于父亲雷的基因。乔伊斯的政治事业并不仅仅造成或加剧了她的家庭问题，它同时也是她从这些问题中逃脱的方式。回首过去，帕蒂从乔伊斯抛开家庭去从政，在为这个世界做些事的同时也拯救她自己的决心中，看到了某种令人心酸，或者甚至值得敬佩的东西。她自己不是一个也像她那样采取极端手段去拯救自己的人吗？ 乔伊斯，一个贫穷的布鲁克林犹太女孩，当年在学校里拿奖学金的她被雷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家庭出身、家族财富和社会理想主义的雷所吸引。她不知道自己被卷入了一个怎样的家庭，不知道她最后将要付出的代价：在以后的数十年里她忍受种种令人厌恶的怪癖、孩子气的金钱游戏和雷专横无礼的对待。很快她就用爱默生家的钱去像许多从政人士一样开辟自己的人生轨迹。乔伊斯不是个健全的人，她甚至比帕蒂还要不健全。她需要觉得自己非同一般，而嫁入爱默生家加固了她的这一感觉。她需要觉得她的孩子们也非同一般，唯有这样才能弥补她内心的某种欠缺。
“我想我的人生并不总是幸福的，或者说轻松的，或者说完全是我想要的。在某个时刻，我只能努力不去过多地想某些事，不然，它们会让我心碎。 ”这就是帕蒂从她母亲那里得到的全部解释，当时或者以后。不是很多，也没有解除任何疑惑，但也只能如此了。
在父亲的葬礼上。那些为雷致悼词的人都说着同样的内容：他不仅是他们所认识的最能干的律师，也是最友善、最勤奋、最诚实的律师。帕蒂并没有完全被这一切吹昏头脑（她深知在这个世上，行善的背后是家人付出的巨大代价），但她还是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不由得想起了沃尔特。现在她只是感到后悔，在沃尔特为保护其他物种而斗争时，她却处处为难他；她发觉自己当初那样做是出于忌妒——忌妒那些鸟儿在他眼中那么纯粹地可爱，忌妒他拥有这种去爱它们的能力。她希望她现在可以走到他面前，在他还活着的时候，清楚地告诉他：我敬爱你，因为你的善良。她很快发现她尤其要感谢沃尔特的一点是他对金钱的淡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足够幸运地培养出自己对物质的淡漠，然后，就像幸运的人会拥有更多的好运气一样，她嫁给了沃尔特，她一直视之为理所当然地享受着他对物质的不贪婪，直到雷去世后，她被拽回到家人与金钱有关的噩梦当中。
女儿杰西卡选择的文学出版行业，无论是沃尔特还是帕蒂，都帮不上忙，对此，她像她爸爸一样，投身于一份正在走下坡路、濒危且无利可图的事业，而乔伊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了有钱人，这令她感到沮丧。她也无法掩饰对儿媳康妮的忌妒。乔伊仍然在帕蒂面前竖起一道铁门，一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冰冷、更加难以突破的门，她知道只有当她能够向儿子证明她已经接受了康妮，这道门才会向她敞开。康妮对待乔伊的方式里有某种东西，某种无情的占有性、竞争性和排他性，某种不对头的东西，让帕蒂毛发倒竖。虽然她想在每方面都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但她已经开始悲哀地意识到，这个理想很可能是无法企及的，而她的失败将永远横在她和乔伊之间，无休止地为她在他身上犯下的错误而惩罚她。
分开的六年间，沃尔特没有和她离婚，她能够想到几个令人失望的原因——他或许，比如说，仍然痛恨她，所以无法让自己和她有哪怕一点点联系。她曾不好意思地向她的孩子们打听过，当听到“没有”的答案时她欣喜万分。并不是因为她不希望他幸福，也不是因为她有任何权利，或者什么意愿去感到忌妒，而是因为这意味着，还有那么一点点希望的影子，也许他仍然认为，她自己也比以往更多地认为，他们不仅仅是对方人生中所发生的最糟糕的一件事，同时也是最美好的一件事。她一生犯了那么多错误，所以她有充分的理由推论，她这一次的想法也是不现实的，没有看到阻碍他们复合的某个明显的关键因素。然而这个想法不肯放过她。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来找她，她渴望他的声音、他的愤怒和他的好。
尽管帕蒂没能成为最好的那个人，但一个让她在人生相对迟暮的时刻，仍然能够这样做（一心一意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的宇宙不能说是个全然残酷的宇宙。
社会矛盾：
‘地球上的肿瘤’恰恰是那种我们一致认为缺乏建设性的说法，沃尔特把环保问题和没有受过教育、试图改善他们的生活的人对立起来，其实是在传递一个毫无裨益的信息。他无法隐藏这种情绪，而是大声地把它说了出来。
事实上，他处境的荒诞性让他感到苦恼。他终于发泄了他的愤怒，先是对帕蒂，并由此从他的婚姻和蔚蓝山基金（利益集团打着环保的幌子，去谋取最大的利益）中脱了身，就这样，他除掉了愤怒的两大主因。
资本主义自由之实质，是赤裸裸的利益集团之间关系的权衡、无视生命和对法律规则的亵渎。而在赤裸裸的利益诱惑面前，有人选择了善，有人选择了恶的一面。
生活，就像是自由与寻求之间一场场失衡、平衡之间的博弈。《围城》里耳熟能详的那句：城里的人想逃脱出去，城外的人想挤进来。好在，迷失的人，终归找回了丢失的幸福和人性本善的真谛。如帕蒂和沃尔特，乔伊和康妮。作者善意安排的结局，让人从过错，遗憾中找回些安慰。
引申想法：作者似乎呼唤（暗示）着美国精神的回归：由宪法构建的完整的精神大厦，这座大厦里居住的人们，生而平等，对生活和自由都有不可被剥夺的权利。但是现在，这座大厦，仰望它的人极多，了解它的人极少。这是对神圣，正式的诺言的亵渎和背弃。
涵盖的内容极广，无法用一篇小小的读感阐述的深刻作品。
原文摘录：
To Seth Paulsen, the Perglunds were the super-guilty sort of liberals who needed to forgive everybody so their own good fortune could be forgiven; who lacked the courage of their privilege. 在塞思看来，伯格伦德夫妇是那种负疚感极强的自由主义者，他们需要不断地去原谅所有人，这样才不会为自己的好运气感到内疚，他们缺乏足够的勇气去坦然享受自己的优越。
Once this interesting news had percolated through the neighborhood, the early-morning walkers left Walker alone again--- less,perhaps, because they were disturbed by his extremism than because his hermitlike existence now strongly smacked of grief, the terrible sort of grief that it's safest to steer clear of ; the enduring sort of grief that, like all forms of madness, feels threatening, possibly even contagious. 有趣的新闻一经传开，那些清晨散步的人就又不理会沃尔特了——或许，主要还不是因为沃尔特的极端言行让他们不安，而是因为他这种隐士般的生活状态现在散发出浓烈的悲伤味道，那种可怕的、避之大吉的悲伤——就像疯狂的所有表现形式一样，那种绵绵不绝的悲伤让人觉得害怕，甚至或许还会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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