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的反恐怖主义战争，追溯到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甚至到遥远的希波战争，东西方之间似乎一直有一股“永恒的敌意”在搅动着世界的格局。这场文明的冲突绵延了两千多年，似乎仍有不绝的余劲。
对于这股“永恒的敌意”，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政治科学和历史学杰出教授安东尼·帕戈登，在《两个世界的战争》中给出了一针见血的解释，“欧亚大陆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因为人类起源的不同，和种族更没有什么关系，真正的原因在于二者对人和神的世界有着完全不同的构想”。
为了揭示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历史根源，安东尼·帕戈登把焦点放在了冲突的中心——欧亚交界地区，梳理了2500年来的东西方政治、宗教、思想和文化的发展历程，详细解析了双方冲突是怎样积累和发展起来、最后形成今天的局面。这本《两个世界的战争》也因此获得了2008年美国近东政策研究所图书奖。
现在我们常说的东西方，早已不是纯粹的地理概念，而是社会文化上的区分。在这本书中，东方和西方所指代的内涵，也集中在欧亚交界地区的国家和民族。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双方的生活方式、对政治权威的理解和人性观的差异。而二者之间这种根深蒂固的敌意，也是多方面长期累积的结果，积怨越来越深。
最初的利益冲突引起了民族仇恨，民族仇恨反过来又加剧了利益冲突。
双方的纠葛可以追溯到古典文明时期甚至更早。欧洲起源的神话故事劫掠欧罗巴，以及特洛伊战争的故事，就已经点出了双方早有利益冲突。这种冲突在早期相邻的民族之间很常见，但是能够以神话故事的形式流传下来，可见矛盾由来已久而且给后代留下的印象很深，甚至有些宿怨的意味。
民族性格的不同也导致了双方互有成见，更加隔阂。在希罗多德笔下，希腊人和波斯人是如此的不同：希腊人简朴自然，波斯人讲究排场；希腊人狡猾，波斯人诚实。更重要的一点是，处于古典文明中的希腊人在文化上有强烈的优越感，认为只有希腊人足够理性，而其他所有“蛮族”不但不理性，甚至是野蛮、低级的，可以当作动物看待。这种态度很容易加剧双方的宿怨。
第一次希波战争就是这种宿怨的一次大爆发，也深刻地改变了欧亚关系。薛西斯的失败被西方人看作是“伟大的失败”，因为他的失败“确保了欧洲永远的自由”。实际上就是让西方保留了原有的民主政体，没有被东方的专制政权吞并。
政治理念的不同，让双方的差距越拉越大。
希腊城邦制度逐步发展成熟，民主自治的理念深入人心，希腊人看重自由和思考，希腊的艺术文化更加繁荣。相比之下，东方的波斯一直处于专制统治之下，民众惯于服从，创造性受到限制。公元1世纪的罗马史诗诗人卢坎甚至嘲笑说，“亚洲人永远都无法知悉丧失自由的痛苦，因为他们从未拥有过自由”。
罗马吸收了希腊文明的营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统治理念。为了维护长久的统治，罗马创造出了“罗马精神”形成特定的身份认同，试图同化被征服民族，激起他们的忠诚心。罗马的美德也受到雅里斯底德的极力赞誉。
源于事实的罗马法，也跟东方的法律内涵迥异。罗马法律基于经验和事实，是可以根据不同时代环境做调整的。东方专制统治下的法律，往往是神圣不可更改的，是受宗教信仰控制的。可想而知，两种法律所营造的社会环境，必定进一步对各自的社会文明和民族性格产生深远影响。
当宗教因素渗入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之后，东西方的矛盾被推向了顶峰。
君士坦丁改变了基督教在西方的命运。实际上，君士坦丁信奉基督教并不是想象中那种被基督教的教义所征服而彻底虔诚皈依的情况。他更像是把基督教当成一个适时出现的趁手工具，用来把正在分崩瓦解中的罗马再次整合起来。324年，他曾在一封信里把基督教简单地称为“法律”。
但基督教给西方带来的影响却远超过了君士坦丁的想象。基督教虽然宣称“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但在统治权方面，还是跟欧洲君王贵族产生了很多争执。对教义的不同解读，又造成了教派的分裂和各国之间的分歧。最终基督教在欧洲内部引发许多战乱。教会的压制，也让欧洲社会文化在近千年的中世纪时光中裹步不前。直到欧洲君主们统一支持“教随国定”的主张，让宗教信仰不再左右政治，混乱分裂的欧洲君主国才逐渐演变成现代国家。
相比之下，坚持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牢牢控制了东方。真主要求信徒绝对服从。而伊斯兰国家遵循的法律就是教法。教法是神的话语，是神圣不可更改的。这与西方社会上基于事实、可更改的成文习惯法完全不同。教义像“紧箍咒”一样扣在信徒的头上，“让他与科学绝缘，不能学习任何新知识，无法接受任何新观点”。这也使得东方社会的创造力被紧紧地束缚住，东方民众在西方人眼里的形象变得更加教条刻板、冷漠、不爱思考、缺乏活力、惯于被奴役。东方人对教义的不同理解也引起了内部不同教派的分裂，但更主要的矛盾仍然在东西方两种教派之间。
在第一次希波战争中有个小细节，自大的薛西斯曾经烧毁并抢劫过希腊神庙，这仿佛为东西方后续的宗教冲突埋下了隐患。数个世纪之后，教皇乌尔班二世打着“为信仰而战”的旗帜所发动的十字军东征，让双方陷入长久的混战之中，牵连甚广。即使武力的“圣战”停止了，思想和语言上的“圣战”也一直持续着，甚至现代的恐怖分子坚持认为恐怖手段是“唯一能让西方理解的语言”。
二者之间这种根深蒂固的鸿沟，导致了两千多年间东西方世界冲突不断。那为什么东西方的纠葛如此难分难解？双方不同的民族性格、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宗教观念，都在不同程度上加深了“永恒的敌意”。究其根本，正如作者所说，“真正的原因在于二者对人和神的世界有着完全不同的构想”。
在书的末尾，作者说道，政教分离原则让西方得以实现世俗化，而伊斯兰社会以神的法令为根基，这种根基很难动摇。这本《两个世界的战争》追溯了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历史根源，但也无法给出未来的方向在哪里。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根本原因无法消除，那么，“两个世界的战争”就很难真正结束。
2018.12.04雾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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