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何，午夜十二点仍穿着暴露在街上晃荡，潜意识里很难将这种女孩归类于好女孩。
说来话长，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宿舍毗邻学校的后门，从宿舍的窗户望下去，后门那条商业街一览无余。常常会有豪车出现在街边，一律在引擎盖上放着一瓶饮料，品种不一，驾驶室里多半坐着一个举止不俗的中年男人，墨镜大的几乎能遮住半张脸。不多时，便有一个打扮时髦穿着迷你短裙的女孩出现在门口，同样带着一副硕大的墨镜，以一种高高居上，旁若无人的表情走到车前，扬手抄起饮料然后钻进车里，熟练的竟如同训练有素的狗。几秒钟之后，汽车便扬长而去。
而此时站在阳台上的学生们，则停住手中准备晾晒的衣服，目瞪口呆的看着汽车消失在视线里。
濯缨濯足的年头。
大学时代我曾经历了两任辅导员，第一任是科班出身的年轻女老师，刚刚硕士毕业，正式工作之后带的第一届学生便是我们，教授形而上学课，九头身、身段婀娜、五官清秀，标准的美女，兼之气质不凡，学贯中西，几乎成了所有学生眼里的“女神老师”。然而不幸的是，在带了我们两个月的课之后就闪电离职了。再次见到她的时候，是在电视上了，她坐在一位本市明星企业家的旁边，俨然一位总裁夫人的模样，举止投足间已经完完全全看不出曾是教育工作者的痕迹了，多少让人理解了歌德那句“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上升”的精妙之处。
第二任辅导员算是临危受命，叫人大跌眼镜的竟是个年近花甲的老头，经历倒和他稀疏的头发成反比：经历过文革，当过知青，做过工人，后来考上大学，较早些的时候因写过几篇针砭时事的报告文学而在业内声名鹊起。被学校特聘来教我们文学鉴赏课。成天摆着不苟言笑且严肃古板的单调表情，衣着也同样单调：夏天两件棉格子衬衫，一件蓝的一件灰的；冬天两件洗旧的斜纹呢子大衣，一件黑的一件灰的；裤子则是一律灰色的中山裤。除此之外便再没见过他穿过别的样式的衣服，总之是一副让人一见便会产生焦虑的形象。有意思的是，他固执地认为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一定是指向两个主题——幻灭和救赎。在他的课上，他对学生肆意睡觉的行为视若无睹，而一旦被他发现一个学生在看言情、玄幻或者是鸡仔文学之类的通俗小说，他便认为你侮辱了他的课堂，几秒钟之类就会将这个“大逆不道”的学生轰出教室。
“避席畏谈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都是垃圾”。他捏着书的一角一边抖动着书一边说。然后我们呆若木鸡一般看着他将他刚没收的那本书丢进垃圾桶里。不过他的这种鲁莽行为多少让他付出了一些代价，毕业之后，据说有几个被他视为“烂泥扶不上墙”的学生特意开着豪车去拜访他，其意不言而喻，倒成了同学群里百听不厌的笑料。
便是这么一个奇怪的人，老实说，没人喜欢这样的老派学者，倘若叫我以“我敬爱的导师”为题写一篇纪念老师的文章来，我恐怕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就如同现在的小学生写不出“我的父母是一位让人尊敬的农民”这样的作文一样。
等我回到家的时候，已是凌晨两点了，我一头钻进盥洗室，洗了个痛快的热水浴。洗完澡，我裹着浴巾将收衣篮里攒了几天几乎变的硬梆梆的脏衣服一股脑扔进全自动洗衣机里。在洗衣服的时间里，我换上睡衣，煮了杯咖啡，因为明天是周末，加之也没有什么睡意，我便躺在阳台的折叠椅上边听蓝调爵士乐边玩游戏，随机播放babyface、莎拉·寇娜、艾丽西亚·凯斯的歌曲，这是属于他们的时代，不想落伍就只能听他们的音乐。夜色不错，从太平洋上吹来的海风裹挟着凉意扑面而来，是个醉人的良宵。阳台上的花草疏影婆娑，荼蘼花则几乎零落殆尽——春天已然奄奄一息了。
我的母亲每周末来我的住处一次，替我收拾房间，打理花草。四十公里足足要坐十几站地铁，老实说，我并非铁石心肠之人，我也常常叮嘱她不用过来，只是中国的父母潜意识里好像没结婚的子女永远都是孩子，我也很无奈。
我之所以早早买了房子是有原因的，一来钱是个因素，早买早省钱。二来，我和父亲关系很紧张，他最厌烦的事便是我成天拿着手机出现在他面前，另外，我喜欢收藏游戏机，仓储室里放着我收藏的三百套游戏机，任天堂、世嘉和索尼琳琅满目，甚至是老掉牙的雅利达我也搞到了几套。这些简直成了父亲的眼中钉，我时常提心吊胆，再继续住在一起的话，我的藏品很可能某天会躺在垃圾站身首异处。所以，与其互相看不顺眼，倒不如分开落得个各自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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