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觉得应该是他目前为止的作品里，水准最高的一部。这本小说，语言简洁、洗练，虽然叙述的方式有点儿绕，但是不乏趣味。而且无论从故事还是人物本身，都存在着无处不在的荒诞感，正是这种荒诞的本质，才让他的小说充满了幽默感。
刘震云的小说里，幽默感通常来自于这种荒诞的错位感，主人公大多都是为了一个错误的目标而认真，然后为了纠正这个错误，更加认真，直到自己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路，越走越远，越走越偏。无论是《我不是潘金莲》里的李雪莲，还是《一句顶一万句》里的吴摩西、牛爱国，都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吴摩西为了不做豆腐，杀过猪、染过布、挑过水、种过菜、劈过柱子、做过馒头，每一件事情都很认真，可到头来，结果都出乎自己的预料之外。他因为别人一句话，就换了工作；因为别人一句话，就结了婚；因为别人一句话，要杀人；因为别人一句话，去找人；因为别人一句话，丢了自己唯一能“说得着”的养女。牛爱国也是，因为别人一句话，结了婚；因为别人一句话，坚持着不肯离婚；因为别人一句话，跟朋友绝了交；因为别人一句话，抛弃了自己的真爱；因为别人一句话，又要开始找人……
这似乎是一个死循环。无论是吴摩西还是牛爱国，都是想认真地干好一件事儿，可似乎到最后一件事儿都没干成。他们因为一句话，结交朋友；因为一句话，失去朋友。因为一句话，顾此失彼。这世界上，最难的是理解；要么能说得来，要么能处得下去；否则人别无出路。
困惑，在长久以来的文学作品里，都是知识分子、王侯将相的“专利”，似乎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去忧世伤生，去感慨万千。如果不是屈原投江，伍子胥剜目，或者司马迁活罪遭遇宫刑，苏武牧羊有国难回这样的“大事儿”，似乎就不该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大多数的农民，是被主流文化一直忽视的群体，似乎没有人关注他们的精神困顿。就连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关注的可能也不是那么纯粹的农民群体，因为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都因为自身的学习能力很强；这也决定了他们必然会为自己设定清晰的目标，而且他们也有着强大的精神动力来实现自身的追求。这跟《一句顶一万句》里真正的农民，还有着本质的区别。
画家高更对于人类的普遍困惑，提出了三个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麽？我们到那里去？吴摩西、牛爱国，面对这三个问题的时候，都是去问别人，渴望从别人那里得到答案。吴摩西在历尽精神磨难的时候，选择走出延津的时候，给自己换了一个名字“罗长礼”。罗长礼，恰恰就是他从一开始最羡慕的“喊丧人”，因为他也想做这样一个人。看起来一切回到了原点；可确切地说，应该是他找了很久，历经了那么多痛苦和困惑之后，却发现又回到了自己最初的愿望；而这个愿望，也成了他唯一的出路。他以罗长礼的身份活了下去。牛爱国似乎跟他也没有什么分别，只不过他的寻找，是从离开了延津，才真正开始。
书评专题第5篇，总第00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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