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一个线下交流会，主题是Traveler' s Party，参与者多为有海外经历的中国人或者在华的外国人。在中国人中，一类是有海外学习工作经验的年轻人，另一类是爱好旅行的北京人。
地点在三里屯偏边缘的酒吧，内设有沙发高脚桌与灯光音乐，入场时大多数人已经坐定，或群或对地交流。开场例行是“world traveler”心得分享，一位在华（东北到北京等，曾有过中国夫人）混迹多年的法国大叔讲述了旅行的感悟，以及暑假自驾环游黑海的计划。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大家在各自坐定的圈子里分享，有人始终坐在原地，从而过半人都没有到脸熟的程度。我和身边两位在国外读书的华裔小哥聊了会工作，互联网等话题，而后又与新来的互联网HR交流了旅行感受。最后一小时，我提议去场内转转，与其他人打开话题。
与以前参与过的类似交流会相比，大家显得礼貌而较为拘谨，很少有热火朝天的讨论，相见恨晚的友谊，或是穿梭自如的social（除了一位在京读博的俄罗斯大兄弟，半英语半中文地和很多人攀谈）。这或许是参与者少了一些对其他人的好奇与期待（毕竟多数都是工作阶层中国青年），场内音乐与布置也没有完全激发大家的互动欲，组织方似乎定位是free social（自主度完全在个人的尬聊）。
我和HR姐姐交流中都感受到，在帝都似乎缺少年轻人之间社交的多元化平台。一方面，中国年轻人面临在这座城市站稳脚跟的压力，对外来者分享空间与有限的休闲时间是一种奢侈（如Couchsurfing基本没有流量）。另一方面，对外来文化（他者）的好奇、了解乃至接纳并不是日常中的主流，很难看到各种类型的亚文化表现舞台，人们习惯了向内在文化（消费）形式获得日常需求。相比而言，伊斯坦布尔风行的街头艺术（音乐、酒吧、表演、展览等）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很强的对外包容性。此外，作为一座古城与政治中心，城市的文化空间与内容集中于文物古迹，或是郊区的户外场地，交通方式为单一的地铁或公交，自然地将人隔绝成为不同的单行线。还是以伊斯坦布尔为例，从地下铁到地上轨道，再到小包车与游轮，人群奔向或停留于共同的公共空间（广场、艺术馆、海峡）或舞台（酒吧、演出点）。
交流形式应当是自然形成的。为何在帝都比较难出现“世界城市”般的图景呢？直接的因素在于语言与话题，外语流利度（英语之外的法语、西班牙语或俄语、阿语在这里并不常见）以及国际话题讨论度（国际明星与政治经济事件）的稀缺使不同群体间缺少沟通的磁石。城市的生活状态间接性地影响了本国人的开放性，如果物质追求与人际网络成为束缚，谁还有闲情关心非洲小国家的部落和拉美的气候变化？此外，外来者对中国的印象与期待也会影响其是否想要了解这里的人（在平等层面的对话）。媒体塑造的自由缺失、政治高压、物质崇拜、工作狂人估计让我们在“Ta们”的眼里是一群缺少主体意识的巨婴和沉溺劳作的机器。在此情况下，日常的跨文化交流往往是小部分人（常常是压力较小、视野开阔的当地人）组织下才会产生了。
场内还有部分是海外华人，对中国的好奇与天生熟悉（比较层次上）使他们成为场内的活跃分子。双语能力的自由切换，西方教育下的思维模式，国内的亲友网络，使他们对快速变化的中国有旁观者视角。或许，这将为中国一线城市架起向外沟通的桥梁。
2019.04.28 弗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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