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像是从社会边缘掉落的碎片,细小、耀眼而尖锐。他们沉浸在自己的“永无乡”里,以一种绝对自我的超然状态活着。对这样的人,其实是很难进行道德评判的——当然,他们也不屑于被评判。
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便描述了这样一个突然“觉醒”、然后自俗世叛逃的故事。证券经纪人思特里克兰德抛弃了工作和所爱的妻子儿女,只是为了专心作画。在巴黎,他住在朋友家中,最后却和朋友的妻子搞在一起,反逼得朋友离家而去。当然,这样的人在道德上并无任何责任感,他人及情感对于他来说毫无永恒价值,他说“爱情是生活中无足轻重的一部分。我只懂得情欲。这是正常的,健康的。爱情是一种疾病。女人是我享乐的工具”。很快,他也离开了朋友的妻子,最终来到塔希提岛。在这里,他创作了许多旷世之作,最终失明,潦倒地死于麻风病,死前还有画作未完成。
结局并非大团圆。但思特里克兰德已足够幸运,他的生命在那个小岛上最终取得了一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但直到在小屋中孤独离世,他大概也没有与俗世达成和解。“月亮与六便士”,分别是虚无梦想与现实生活的隐喻,在思特里克兰德留下手书离家出走的那个时间,也就是他选择了“月亮”、而与“六便士”决裂之时。他只忠实于他所选择的艺术,自己也只是视为一具平庸速朽的、令人厌恶的肉身,除了艺术,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都无足轻重。
这个故事的中国版本不久前上演。重庆晚报报道,今年44岁的肖三迷恋摄影,2007年,他在读完一本叫做《丽江的柔软时光》的书后“觉醒”,买机票、买单反,在青年旅社做义工,从重庆到丽江、大理,再回到重庆,将自己拍摄的照片制成明信片卖。和思特里克兰德抛弃家庭类似,他离婚后21年没有见亲生儿子一面,没给过一分钱,拒绝出席儿子的婚礼。挣的钱不够花,他就找母亲要,71岁母亲还为他四处借钱。
心理学家认为这是“彼得潘综合征”。成年人面对社会中各种“不可承受之重”,有时渴望回归到童年的单纯世界。但这种心态如果发展到极端,就会沉溺于自己的幻想,拒绝长大。这种心理的极端形式被称为“彼得潘综合征”。他们永远活在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只有单纯索取的童年。童年时的人格是极度自我的,就像小孩的索求得不到满足,便大哭大闹一场。
人显然不能在这样的温室阶段停留太久。学会承担责任、放弃自私,毕竟是社会公认的一种成长的标志。不管是思特里克兰德的原型——法国印象派画家高更还是重庆的肖三,都无法完全撕毁与社会的隐形契约。这是人甫一出生就默认签署的契约,人必须向社会——这个人类大部落缴纳有价值的劳动和部分自由,遵守公认的法理、伦理准则,才能换取资源和财富。数十亿的人类中或许总会有少许的天才无视这纸契约,他们意料之中地遭受不解与排挤。无论社会多么包容,想与他们达成完全的互相理解也都是不可能的,也都会对这样不按社会准则行事的人有一定“排异反应”,这也算是他们追求理想过程中必须承担的代价与磨砺。
问题在于,自视为天才的人不在少数,其中不少人愤世嫉俗,认为社会就是欠他们的,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牡丹亭》里的张生有一句感慨自己雄才大略却怀才不遇的唱词,便被明清的很多评点家吐槽道“不独你一个”。社会心理学调查发现,许多人都不同程度地有着“众人皆醉我独醒”傲世独立的优越感。学会承认自己是个平凡人,担起平凡人的担子,或许比做天才更需要自省与勇气。当然,平凡绝非平庸,要敢于挑战更进阶的任务成就。理想也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就算没有思特里克兰德的才华,也可以用玩票充实人生。毕竟人生就这几十年,谁都不愿老来回首往事的时候无话可说。
《大话西游》重映了。当至尊宝戴上金箍、成为齐天大圣的那个瞬间,他所有的幼稚与不羁被一刀斩断,让心中的彼得潘摇翅飞去,扛上沉甸甸的金箍棒护送唐僧西行。哪怕在别人眼中“他好像一条狗”,对于至尊宝来说,这是对成长、对宿命的妥协,这不啻于一场百味杂陈的涅槃。他走出了童年,面对的是更精彩丰富的未知世界。谁都无法说清这个结局是悲是喜,正如谁都无法说清是该选择月亮还是六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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