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中国》中英文书影
1970年的东京世博会和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标志着日韩两国经济的崛起，所以经济高速发展了30年后的2008北京奥运会也仿佛与前两届世界级盛会有着同样的意义。这一年新制度经济学鼻祖科斯自掏腰包，组织并资助了2008年芝加哥国际会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Chicago Conference on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2013年，这位102岁的诺奖得主离世，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他关于中国改革的诸多思考终于结集面世。这本书的很多内容我们早已熟知，但是他提出了几个新的看事情的角度，值得思考。在他离世的第二天，凤凰财经就系统回顾了他的中国改革观点，发布了题为《科斯对中国十大忠告》的评论，实际上就是把本书的观点总结梳理，对于理解科斯的想法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
1、看待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意义的新角度
科斯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分水岭的意义可能是被高估的，他说是后来成功的改革提升了此次会议转折点的地位。如果后来的改革没有成功，那么这次大会只是和以前的诸多会议一样仅仅是表达了高层对中国现代化的美好尝试罢了。(Had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been unsuccessful, the Third Plenum would have been just another wishful attempt by the Chinese leadership to modernize the economy)
2、国企改革的梳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领导人决定重点抓企业改革，并将其作为振兴社会主义经济的关键组成部分。”看到这部分时我有点疑惑，“企业改革”是不是翻译错了，其实科斯的原意是国企改革，翻看英文版，用的确实是这个词“enterprise reform”，在1978年中国大部分的企业都是国企，所以所谓的企业改革就是指国企改革。中国政府开始给企业放权，之前企业无自主经营权，产业结构破碎，此外还进行了“国家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验，但是结果乏善可陈，但是反应了中国政府对工业改革的努力。第一轮国企改革虽然不够成功，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创造的价值也不高，但是可贵的是把市场引入了国企中。后来由于对国企实行“双轨制”改革，造成了权利阶层的贪污泛滥，也导致了后来的八九学潮。
3、边缘革命概念的提出
张五常认为The series of events that led China to become capitalist was not programmed and that the final result was entirely unexpected.科斯说It is a striking example of what Hayek has called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human action.”
科斯说中国改革的成功是意料之外的成果，为什么？因为中央改革最开始是集中力量在国企改革之上的，私营经济的崛起等都是在国家控制力最弱的边缘地带由那些最受排挤的边缘人打造的，边缘革命体现在四个方面：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私营经济、经济特区。虽然经济特区看起来与政府关系更密切，但是在经济特区设立上，政府最重要的作用是提供稳定的环境。
4、一场意外的民营经济萌芽
经济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一旦开始，就无法逆转。正如晓波老师在《激荡三十年》中所说“当市场的大闸被小心翼翼地打开的时候，自由的水流就开始渗透了进来，一切都变得无法逆转，那些自由的水流是那么的弱小，却又是那么的肆意，它随风而行，遇石则弯，集涓为流，轰然成势，它是善于妥协的力量，但任何妥协都必须依照它浩荡前行的规律，它是建设和破坏的集大成者，当一切旧秩序被溃然推倒的时候，新的天地却也呈现出混乱无度的面貌。” 而真正确保中国改革不中断的事件发生在20多年后的2001年，中国加入WTO，一系列国际条约的签订确保了改革不可逆。
5、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
科斯认为The most significant of these marginal revolutions erupted in agriculture，经过考证，科斯提出中国最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不是安徽小岗村，而是同样处于赤贫状态的四川九龙坡村，他们的包产到户比安徽早了两年。另外，他提出，包产到户就是和农民签定了一纸合同，虽然确实会提高大家的积极性，但农村之所以很快摆脱赤贫状态与1979年政府提高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是分不开的。政府注意到了多年实行的对农业剪刀差政策坑害了农民的利益。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点上，我第一次知道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做出的不懈努力，他完全可以做一个打太极拳的政客，但是不知道他在什么样的背景下顶住了所有的压力为包产到户奔走呼喊，不知道他在《人民日报》发布的多篇严格批判包产到户文章的时候，有没有为自己的耿直后悔过。
6、乡镇企业的崛起
科斯提出了个问题，如果乡镇企业也属于乡镇政府，那他们和国企几乎是同样性质的，为什么同样性质的乡镇企业成功了而国企改革不那么成功？这真是一个太棒的问题了，每次看到这个问题我都有种豁然开朗的喜悦油然而生。科斯1959年提出的“清楚界定的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前提”如今已成为全世界的共识。科斯和王宁通过对乡镇企业相关学术研究的梳理，发现乡镇企业其实是私营企业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权宜之计，给乡镇集体一点“保护费”来换取更低的市场交易成本，因为在当时的中国看来，“私营”实在是共产主义国家不能容忍的东西，但是如果是乡镇集体所有制下的公司就没那么难以接受了。但是也因此，中国很多乡镇企业天然的在产权归属上不明确，为后来壮大埋下了隐患，健力宝李经纬就是最典型的案例，晓波老师在《大败局Ⅱ》中有详细论述。
7、经济特区的建立
在这一部分科斯也提出了很棒的问题，中国沿海城市那么多，为什么选择深圳作为特区而不选择上海、大连、烟台等城市？为什么当年的重工业基地都集中在交通不便的内陆西北、东北？因为1949年后，中国政府对台湾要防御，所以对浙江、福建、广东这些可能的前现不够重视，重要产业都安置在交通不便的内陆。没人知道经济特区是否能够成功，所以要选择一个即使失败了有不会影响大局的地方，显然上海和东北的重要工业城市也是不合适的。袁庚在选择蛇口开发区的时候，中央政府批了很大一块地给他，但他只要了蛇口这一小块地，他说万一失败了影响可控。这都说明对于改革，我们的确是摸着石头过河，谁也不知道未来怎样。现在我们很多企业家和知识大咖都提倡拥抱不确定性，在回顾历史的时候，仿佛觉得中国的改革成功是必然的，但是对于邓小平、万里和袁庚来说，何尝不是在不确定中前行呢。
Yuan reasoned that, if the project failed in Shekou, which was barren land, it would have little effect. Other districts on the peninsula already had some industrial infrastructure and to incorporate them into the Park would both increase costs and multiply the political risks.
8、如何看待中国的法治建设
中国的法治建设似乎一直是我们所诟病的，但其实已经有了很长足的进展了。邓小平和陈云他们在文革中深深感受到法治缺乏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所以在1985年后中国政府非常重视法律的编撰。“从1978年到2008年的30年间，中国政府颁布了229部国家级的法规，而1978年前的只有8部依旧在实行”。虽然我们现在问题仍然很多，但是其里程碑的意义是不能被否认的。法律民主在中国的主要目标是维护政治稳定。
邓小平曾说过，[In the past], people often equated the leaders’ words with laws; opposing the leaders’ views was deemed as against the laws. . . . When words from the leaders changed, laws surreptitiously changed as well.想想到现在这个问题貌似也没有解决，而且自2012年起，仿佛越来越严重，现在越来越多的文章都以习大大语录起兴。
9、意识形态从平均到逐利
科斯说：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里，极端理想主义和平均主义没有给物质利益留下什么空间。因此，中国经济改革始于观念的革新：贫穷不再是社会主义的美德。邓小平曾说“全民共同致富”。改革之初，邓小平对逐利的肯定不亚于一场意识形态的革命。晓波老师在《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中总结中国经济发展迅猛的原因时也强调这与其“容忍非均衡”是分不开的。
10、回答钱学森之问
2009年钱学森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对于这一深刻的提问，科斯给出了回答，中国大学受政府控制的，不允许发布独立思考的见解。“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论述，毁掉一个行业的最佳方式是给它政府垄断。”科斯从经济学角度解释了中国大学原创性缺乏的原因：以绩效为基础的奖励体系可以强制学者们发表文章，但它必将学术动机与物质利益合二为一，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扼杀科学工作者的创造力与原创性了。而发论文的多少是大学教授们、学生的考核标准，这把本应独立思考的大学教授和学生变成了发论文的机器。
《变革中国》思维导图
11、人生充满悖论和反转
深圳特区创办后，到大陆投资的几乎都是当年逃离大陆的那波人，曾经他们衣食无着，也因出走背负骂名。但是在好的体制下，可以吃饱穿暖，足以攒下后来投资的积蓄。那些逃离和留下的人最大的差别可能在于见识和勇气，逃离意味着冒着被抓、溺亡的风险，忽然想起霍英东在朝鲜战争中协助中方运送物资，似乎和这一境况惊奇地相似。而他们回大陆投资时，一定有种衣锦还乡的骄傲。一如李光耀所说，在邓小平来访新加坡前，新加坡被称为“美帝国主义走狗”，而邓小平访新后，《人民日报》开始把新加坡前面的形容词变成了“花园城市”，人生充满了太多的反转，还是得独立思考。
12、关于勇敢
几年前看《鲁豫有约》采访范冰冰，问范冰冰有什么想对同龄的女孩子说的，她说“女孩，要勇敢”。感佩范爷“我就是豪门”的气魄，多年前就成了冰冰粉的我一直思考如何变得勇敢？润总说“自信是死而复生者的文身”，去做一件你认为做不到的事情，在做成的过程中你会逐步理解自信是什么感觉。《变革中国》引用了邓小平的这段话我特别喜欢：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晓波老师在2018跨年演讲中说“不是贫穷，而是对改变的恐惧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对于王健林来说，一个亿是小目标，对李彦宏来说可以在北大百廿校庆的时候捐赠6.6亿，相比于他们，我们的想象力是被限制的。
晓波老师2018年跨年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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