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曾经被强制送往精神病院治疗的人，我至今还不太懂，那会人们口中的心理障碍到底是何意义。
医院里的医生告诉我，所谓心理障碍就是一个人由于生理、心理或社会原因而导致的各种异常心理过程，是一个人没有能力按照社会认可的适宜方式行动，以致其行为后果对本人和社会都是不适应的。
这个回答相当科学，我曾经对其理解通透，以其为说话行事的衡量标准，最终得以出院。按理说我现在应该毫无疑惑，以医院的标准，作为一个普通人，好好地生活在人世才对。可冥冥之中有种无形的力量不允许我这样，它交给了我一件信物，让我尘封记忆抚平伤疤的大脑再次痛苦起来。
那是一张普通的硬卡纸，手掌大小，纸面泛着年久的黄色，上面画着一个年轻男人。那是七八年前的我。
要问我如何会痛苦，还得从我被父母扭送到精神病院说起。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太幸运的人。从小头脑不够好，不管有多努力，学习总是落后别人很多，后来辍学去当学徒，也因愚笨，没学到本事。我就那么一直浑浑噩噩地活着，直到有一天，我读完《孤筏重洋》，无端地想去死。也许是由此想到我最爱的诗人海子，也许不为别的，只是想死。
我文化不高，却很爱读书，自诩是读书人，所以我想死得体面，有诗意。我写下一封遗书，买了去南通的火车票，想在死之前，看一看崇明岛。
原本是如此计划，可我却在出发的那个火车站的候车室里被亲属抓了回去。我当时无比惊恐，倒不是因为自杀的意图被发现却没能去死，而是我记得自己明明已经去过上海了，并且准备好好活下去，结果在等待回家的火车时，一个小盹醒来，一切又回到了我出发的那个凌晨。
我把记忆里的一切告诉这些人，可没人相信我。父母以为我发了疯，便送我去了精神病医院。医生对我的话，也没感到有多惊讶，他说我有自杀的倾向，但潜意识却并不想死，所以臆造了一段虚无的记忆，来慰藉自己。
我自然不会轻易认同这种话，因为我敢确定，那段记忆的的确确发生过。可医生问我有没有确凿的证据，我又拿不出来，最终被留在了医院。
现在回想一下，在那个医疗设备并不发达的年代，单凭与医生的互动，来鉴定精神病人，实在是太可怕了。那段什么心理障碍的解释，也不应该是一种标准。如果说我的不适宜行为是胡编乱造，并且对此深信不疑，好像又的确说得过去。一个沉浸于自己幻想的人，就算不是精神病人，也不会是一个正常人。
可我已经强调过我确信我的那段记忆它真实发生过，虽然没有什么实质的证据。难道因为像怪谈，就能被轻易否定么？
时至今日，那段记忆我仍记得详细。
出发是凌晨的一点，我仅仅带着一本书，便踏上人生最后的旅程。这个小站点不是始发站，我登上火车的时候，大部分旅客已经安静的入睡，车厢里偶尔有人咳嗽。那些没有座位的人，就那么坐在走廊，依靠着座椅，不安稳得打着盹儿。车窗外明明有异响，可我却觉得很安静，静到身体感到寒冷，身体因此僵硬起来。短短的一节车厢，从前头走到厢尾，似乎花了我很长时间。
令我有些在意的是，那些没有座位的人都集中在车厢的前头和中部，我座位所在的后边竟没有这种可怜的家伙。
我拿着票和书，直径走向座位，楞在了原地。我的位置——那小小的双人座的其中一个——上面分明躺着一个年轻女人。二十岁出头的样子，穿着肥大的浅蓝格子的衬衫，衣服的下摆遮到了大腿，露出两条带着红晕的如象牙的腿。
是邻座？我看看这个睡姿不雅，穿着也不正经的女人，又看看手里的车票，这位置的确是我的。
一想到还得坐很久的车，我决定叫醒她。我小声地唤她，没有什么效果，却始终不敢动手。要知道，流氓罪才被取消不久呢。
再唤了几次，仍没有反应，我鬼使神差地伸出手想去拍她肩膀，脑子还在思考这样做合不合适，突然火车驶进一条隧道，车灯闪灭复而明亮，我惊得一个激灵，手拍上了那女人的肩膀。
那女人终于醒来，慵懒地睁开眼，看见我站在她跟前，脸上显出几分惊讶。
“干什么？”
“那个，这个座位是我的。”我尴尬地解释，递出车票让她确认。
她却不看，打量了我一番，一言不发地向里挪了挪，给我腾出了座位。
我坐上去时，坐垫上还残存着她的体温。这座位明明是属于我的，我却为叫她让座，感到一阵莫名的羞耻。也许是因为她长相甜美身材火热，或者是她身上微淡的花香味扰得我静不下心读一读手中那本《堂吉诃德》。
这里请容许我解释一下，我写她有些姿色，绝不是想告诉各位我与她之间发生了故事里一见钟情的俗套戏码。我说过，这是事实，所以我想尽量写得详细。
不安地坐下之后，我开始读《唐吉坷德》，但很遗憾，我根本没能静下心。因为我的注意力被邻座的女人吸引了。这时候有人肯定想指着我的鼻头喊：下流胚子。但实际上，我可不是为了她裸露的大腿而在意她。
这个女人趴在桌上，斜着头，一言不发地看着我有好几分钟呢！我脸皮薄，实在经受不住她那如审问般的眼神。
“有什么事么？”我假装咳嗽一声，使自己的目光能光明正大地飘移到别处，做出一副恰巧看到她在审视我的样子。
“你明白‘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么？”她好像没听见我的话，却顺势问了一个让我不明所以的问题。
我这时开始觉得这女人不太正常。千万别笑话我，我知道被送去神经病院的那个人是我，但这并不影响我对别人作出判断。你瞧，这个时代里，有正常的女子会穿着件肥大的衬衫，从旁人眼里看去像是没穿裤子一般，坐在火车上与陌生的男人说一些意义不明的话么？
我想，肯定是没有的。我意识到向她问话，是错误的，于是就闭上嘴不说话。
这个女人却继续说道:“这个场合就是这句话最完美的诠释了。”
她略带笑意，那双如黑葡萄的眸子，流溢着一种欣喜的光彩。
我确信她不太正常，终是一句话也没有回她。就这样，怀着对这个女人的警惕，我抵达了目的地。
这个女人不是故事的另一主角？怎么提几句就不说了。我猜，此时有人正这么想着。
没错，毫无疑问，这个女人是我回忆里的主人公，但在列车上，我保持沉默之后，我们并没有其他故事发生。我集中注意力读着书，最后昏昏入睡。
接下来才是故事的核心。
我出了车站，准备去吃一顿饭，然后如愿去看一看崇明岛，就该执行我的计划了。我入睡之前还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辞世句。
“仲夏夜梦痕未了，送上云井不如归。江涛终入苍茫海，微尘重归绵阳道。”
我穿行在街道上，发现昨晚邻座的女人，正跟在我的身后。我七拐八拐，她仍紧紧跟着。我一时慌乱，奔跑起来，却没控制好力度，撞上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
这时，真正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我像是撞上空气，独自跌在地上，那个原本可能一命呜呼的老头，仍步履蹒跚地走着。
“抱歉啊，老丈，你没事吧？”我大声询问，可老丈没有反应。
我上前想拉住老人，给他道个歉。我伸出手，却碰不到他！
各位，我绝不是在胡诌，这也不是我的幻想，这是我的确经历过的事实！
我碰上老头，手却如穿过空气。眼前明明有这么一个人，我却触摸不到他！我当时无比惊愕，发疯般去撞，去拉扯路人。可无一例外，我都碰不到他们。他们就像是海市蜃楼，亦或者我是虚幻的存在，因为那时没人看得见我，也没人察觉到我的存在。
这时，那个女人走到我跟前，略带笑意地伸出手邀请我。
“不如跟我去逛逛吧。”
你们要知道，我方才刚经历了一场世界观的灾难，我这么一个想要自杀的人，被世界遗弃了。众人都无法察觉到我的存在，可这个女人居然能看到我。我想，无论她多奇怪，也算是我心理上的救命稻草。
可我始终不敢搭话，这么一个衣着大胆怪异的美女，就像故事里勾人魂魄的魔鬼，她的邀请，就是魔鬼的引诱。
“我是活生生的人，不信你摸摸。”不由分说，她便向我凑过来，将我的手放在她的脸上。
我记得那股温暖，现在也记得。当时我的手因为紧张，僵硬而冰凉。她的体温在我的指尖腾起，我能感受到她的存在。
“去哪？”
缓过神，我这样回答她。我原本就是要去死的人，不存在跟死去没什么两样。
“跟着我就是了。”她的语气里有些兴奋，拉着我穿进街道。
她并不是魔鬼，却也不算寻常意义上的好人。跟着她的那段时间里，她带着我去各种饮食店白吃白喝(我们像是一同被世界遗忘了，没人看得见碰得着我们)，蹲在街角下棋大爷旁边指指点点，偷偷拿冰淇淋车上的蓝莓冰淇淋。
起先我还有道德上的顾及，可发现没人能注意到我们带来的变化，我渐渐适应了，甚至有些高兴。这是一种别样的自由，让我身心放松，无忧无虑。
“你好像挺熟练的。”我问她。
“当然啦，这些事我可不是第一次干！”她有些自豪，“好玩么？”
我不可否置地点头，却迷茫起来。如果我继续以不存在而存在，我还去自杀么？说实话，就这么跟她小小体验一下，我竟对生有了不舍。
我究竟是为什么想去死呢？我思考起这个问题，却得不到答案。不过，要是我以不存在而存在着，无所顾忌地做我想做的事，白吃白喝继续活下去，这也说明，之前想死也只是不堪生活的重压的冲动决定吧，不然就算生活突然轻松安逸起来，也不会对生有所留恋。
想到这里 我竟然厌恶起自己。如此可见我是个多么俗套的人啊！唾手可得的安逸就能让我放弃决心，而奋力拼搏的痛苦我却忍受不了，而想以死遁去？
“你到南通来干什么？”她问我。
“想…”死字已经到了嘴边，最终没能出口，我换了一种说法，“想看一看崇明岛。”
“那我们去吧！”
我和她到沿江路去，那里能遥遥看到海里的崇明岛。
“好看么？”她问。
“不如想象里那么的美好。岛上看四周也许就不一样了。”我东张西望，想找个办法到岛上去。
她却拉住我。
“人有念想是很幸福的事，就是因为这个念想结局是不可知的。你要是全都亲眼去见证了，还会有幸福么？”
我一愣，没想到她居然能说出这种有点哲理的话。
“其实我遇到你之前也是不被人察觉的存在。”她说，“我就一直这么白吃白喝，在各地闲逛。起初还挺新鲜的，因为我能无所顾忌地干一切事。后来我才想起，我还有件从前心心念念的事，于是一直想完成它。”
“然后呢？”
“然后呀，某一天就真的完成了呗。”她眨眨眼睛，莞然一笑。
“再然后？”
“再然后我就碰上了刚刚的问题，念想要是没了，还会不会有幸福感呢。”
“那你的念想是什么？”
“不告诉你！”
她这么说，我当然接不下话。于是只好眺望远处的崇明岛。
过了好一会儿，我听见笔尖窸窸窣窣的声音。扭头一看，她不知从哪儿拿到了笔和卡片，在专注地画着画。
我定睛一瞧，那上面画着的是撑着栏杆，眺望崇明岛的我。
“之后给你，就当我俩碰面的礼物。”她这样告诉我。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任她画画。
“未来我们定期通信吧，”她突然说道，“其实你是遇到我才变得不存在的，之后肯定会变正常。以后你告诉我你正常的生活，我告诉你我不正常的生活，怎么样？”
我此时还在纠结还要不要去死的问题呢，所以迟迟不能回答。她似是有些不高兴，揪了一下我的脸，再问了一遍。
“好不好？”
我盯着这个大胆的女人，想着这样也许也挺不错的。于是点了点头。
此后，我们便再也没说话，她静静地画着画，我看着太阳沉入海面，暮色如潮平铺在天空上。
她突然说，“有点冷诶。那边好像有卖烤红薯的，你去拿两个，我在这里等你。”
我领命而去，却始终找不到卖红薯的摊子，当我返回时。她人已不在，只留下人来人往的一条临江路，路人有说有笑地穿行着。
海上刮来的风，扑在脸上，的确很冷。她还没给我那张画，也没告诉我怎么联系她。我看着我们待过一个下午的地方，明白她再也不会出现了。
这听上去像个胡编乱造的故事，特别是我们以不存在而存在的那部分。在病院接受治疗之后，我也一度相信，这只是我在车站做的一个梦而已。
可今天我又相信她的存在了。
就在这个如往常的早晨，我起床洗漱。我那张小小的书桌上，分明摆着一张卡片。泛黄的卡片背面写有一行娟秀的小字:你怎么一次都不联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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