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那年

高二那年我们开始分科，我的数理化学得不咋样，自然而然便选择了文科。在我看来，学文科主要是锻炼人的形象思维能力，对逻辑思维的要求要差一些，更强调记忆力，这些方面我或许还能够拼一拼。

班主任朱老师当初是省城下放的知识青年，那时已不再年轻，进入不惑之年的她兼任学校的领导，操着一口汉腔，行事果敢，作风泼辣。对于一些女生涂脂抹粉，穿着奇特，她很是反感，讽刺说“脸搽得像猴子的屁股”；对于一些同学混日子不爱学习，她批评道，“有的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混一天算两个半天！”在大多数同学眼里，朱老师是严厉的，给人一种不怒而威的感觉。

那时候，有一名社会女青年来班上听课，很快，她与班上的一位男生关系火热，朱老师发现苗头不对，很快将两人的座位分开。可是“哪个少男不善钟情，哪个少女不善怀春？”只要朱老师不注意，那名女青年又坐到了男同学的身边，两人在课堂上窃窃私语，旁若无人地调笑，这种情况倒令人怀疑女青年来校学习的动机。据说后来朱老师找那名女青年谈了话，一个礼拜以后，女青年就从班上神秘地消失了。

我们的语文老师戴一副近视眼镜，满身的书卷气，时常显出一副愤世嫉俗的模样。他学识渊博，文学造诣深厚，时常在小报上发表一些文章。他教育学生要有担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中学的课堂上，他给我们讲尼采，讲弗洛伊德，向我们推荐学习并讲解《红楼梦》里的一些诗词，极大的开拓了我们的视野。只是在当时的教育环境下，语文老师的这一做派难免给人留下不务正业的嫌疑，就好比当时初中部里的一位老师经常赋诗写文章遭到一些师生诟病一样，语文老师在课堂上的一些讲课内容也引起了班主任的警惕，后来他的讲课果然就中规中矩起来。

整个高一的一年，我在班上是寂寂无名的，直到高二的时候我写的一篇作文《吸收与给予》引起了语文老师的注意。他将那篇文章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并由此成为我的伯乐。有一次他私下对我说，我听说高一的时候，你的作文水平在班上并不冒尖呢！我无言以对，有些汗颜，老师说的都是事实。可在心底，我到底有些不服气，心想：好歹我六年级的时候就被老师吹捧为作文大王，初中三年每次作文我也是常被老师表扬的，现在有些进步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文芳当时是语文课代表，小姑娘的文章确实写得不错，但我和班上的几个男生也暗暗较着劲儿，希望不经意间语文成绩能够考过她去。方亮那小子是个文学迷，他痴迷于莫言的作品，看完了红高粱家族的系列小说，并着手写自己的长篇小说。方亮对于文学的那份执着的精神让我震惊，只是作为一名即将参加高考的中学生来说，过分地分散精力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学习有些紧张，每个人心中都燃起一种希望，对于来年高考的来临，既忐忑又满怀了憧憬。希望无所谓无，无所谓有，或许那一天真正来到的时候，一切早已命中注定，在答案未见分晓之前，努力还能增添一丝渺茫的希望，那是高二那年我的真实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