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辞海》里，陈寅恪家有四个人单列词条。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是清代一方大员；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是清代诗人，同光体的代表人物；陈寅恪的弟弟陈师曾，是一个艺术家。
另一个，当然就是今天要讲的陈寅恪。
并且，陈宝箴作为湖北、湖南巡抚，和陈三立还都是政治上的维新派。戊戌变法后，陈氏父子被革职，当年陈寅恪9岁。
陈寅恪出生于长沙，出生年份是1890年。记住这个日子，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时候，陈寅恪47岁，当年，一目失明。
陈家是当时的名门望族，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他家开的私塾，不仅教授国学，还教授西学。
陈寅恪13岁那年，能够背诵十三经。这里也要注意，不是四书五经。因为，四书五经才9本书。
13岁那年，陈寅恪的父亲送陈寅恪和他的哥哥东渡日本，从此，陈寅恪开始了周游列国式的长达八年的求学之路。
不要只看到书香门第、高门大户，还要看到这些年头。学习的年头，不做别的，只是学习，实实在在地十几年时间。学问上有所成就，是轻易来的吗？
我们读名人传记，往往忽视这些说起来简单的字眼儿。
陈寅恪两度去日本，两度去欧洲。求学的学校，都是名校。
在第一次去日本回国之后，在复旦公学上学毕业，获得了文凭。
这张文凭的含金量怎么样呢？
要知道，当时还叫复旦公学，还没有开班本科，甚至预科都没有。
大致相当于高中，或者专科之类吧。
这张文凭是陈寅恪一生中拿到的唯一的文凭。也就是说，留学十来年，陈寅恪一个新的文凭都没有拿到。
不是陈寅恪笨。陈寅恪说：“花两三年时间搞一个课题，就没有时间研究别的了。”
他是真正的求学，而不是求文凭。
我们且不说陈寅恪学成之后的学业如何，只说他掌握的外语吧。
我们知道，章太炎是语言的天才，且有着国外生长的有利环境，掌握了9种外语。
而陈寅恪的外语，好像他自己也数不过来。
十几种总是有的，尤其梵文和巴利文。这两种语言，是陈寅恪成为佛学研究大师所必备的语言基础。
不过，那个时候大学也是看文凭的。
清华大学要组建国学研究院，聘请导师，由吴宓具体负责。
吴宓首先想到的是王国维。
但是，王国维是不好请的。吴宓想办法啊，研究了王国维的经历和脾气，来了个投其所好。
去拜访王国维，见面就下跪，行叩拜大礼，一举把王国维拿下。
当时吴宓还去邀请章太炎，章太炎见邀请的名单里有梁启超，大发其疯，撕了聘书，才踩了几脚。这事儿，没弄成。
另一个导师，是语言大师赵元任，也是民国最帅的学问家了。
还差一个啊，吴宓就想到了陈寅恪，给当时的清华校长说，校长就去问梁启超。
说陈寅恪是不是博士？梁启超说，不是，连学士都不是。
问陈寅恪出过书吗？梁启超说，一本都没有啊。
校长说，那怎么能过来当导师啊！
梁启超说，我倒是著作等身，但我的书加起来也赶不上陈寅恪的几百字。
陈寅恪这才成为四大导师之一。
大家看，在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里，前三位都是有学历有著作的大家、名家，只有陈寅恪一无所有啊。
但是，时间不长，学生们都称呼这位教授为“太教授”。
称其为“教授中的教授”，因为，陈寅恪上课的时候，吴宓等很多教授都去和学生一样旁听。
陈寅恪，还是“公子中的公子”，他是名副其实的官三代、富二代。
当然，吴宓现在还可以给他加个头衔儿，叫“大师中的大师”。
陈寅恪的学问到底有多大？
我只能用四个字来描述，叫“深不可测”。
我们讲过的章太炎的学问，侧重在小学和经学领域，并且有迹可循，是传统学问的再发明。
我们先说一个末技，就说写诗。陈寅恪是民国最大的诗人，即便放大到清朝一代，也数一数二。
在清华国学院教学的时候，出考题，从来没有问答体，都是一篇小论文，一副对联。
他曾出过一个著名的对联，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孙行者”为上联，求下联。
大家也最熟悉的下联，是“祖冲之”。
但有个学生，对的是“胡适之”。陈寅恪认为最好，说这个学生以后了不得。
这个学生，就是后来的学问大家，我们以后会作为专题来讲。
陈寅恪认为，对联是最能反映一个人对语言的掌握程度，能反映对综合知识的掌握程度，对逻辑思维的熟练运用。
他初到清华，就送给学生们一副对联，一举成名啊。
这幅对联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谁能读懂这个对联的意思啊？
南海圣人是指唐有为，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现在是大家的导师。因此，诸位都是康有为的再传弟子。
王国维的溥仪的老师，是帝师，现在也是大家的导师，所以诸位都是皇帝的同学。
这些都是末技是，陈寅恪真正的学问在佛学、历史学、语言学。
陈寅恪的学问其实分几个阶段，讲起来就比较详细了。我们还是换个角度，从学问种类来说一下吧。
先说陈寅恪的史学。
陈寅恪研究历史，最大的开创性的意义首先在于理念。他认为研究历史一是要掌握史学，就是基本的知识。第二要获得史识。
“史识”，并非历史观，而是经过对历史事件的分析而获得自己的认识。这种认识，才是研究历史真正要追求的。
除了理念方面，陈寅恪对历史的研究方法，也有重大开拓。可以说，是改变了几千年史学的研究性途径、新方法。
也就是说，从陈寅恪开始，中国人研究历史的方法，改变了。
陈寅恪研究历史，不单纯沿着帝王将相、历史事件的脉络来研究，而是打散、重组，注重横向联系，以多种学问相互融合为方法，来得出历史结论。
这话不好理解，我举例子。
比如说研究南北朝的历史，他侧重的是门阀集团的分类、流变和相互影响。
甚至到了唐代历史的研究，也提出了“陇西集团”的概念来解释李唐的兴起。
这种观点，我们现在看起来是不是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啊？
这就对了，因为自从陈寅恪开始，我们的历史研究方法，一直延续陈寅恪方法。所以，我们都习惯了。
这种综合式的的横向、多角度研究，是从陈寅恪开始的。直到今天的学术界，比如研究南北朝的历史，依然是对各大家族的研究为主线。
我们之前提到的当代天才年轻学者仇鹿鸣，就有多本这类研究的书籍，其实是延续和深入了陈寅恪研究。
陈寅恪的史学，从断代上来说，主要成就集中在南北朝和唐、五代。
他曾经立志研究清史，可是多种原因，一直没有成为现实。
直到现在清史研究仍不能有所定论，当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缺乏像陈寅恪这样的史学大家，恐怕也是主要原因。
陈寅恪不仅是史学大家，也是语言文学大家。
他用语言文字的发展来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从文学作品中来验证历史。语言文学和历史互证，也是陈寅恪研究的一大发明。
在这方面的研究，必须具备语言、文学、历史三方面的综合研究能力，一种研究会产出三种成果。
再一方面，就是对佛学的研究。
陈寅恪掌握多种语言，包括梵文和巴利文，最初的佛经就是从梵文翻译为汉语，或者是从梵文翻译为巴利文再翻译为汉语的。
而陈寅恪在这三种语言方面都要很高的造诣，所以他对佛学的研究成就和便利条件，是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达到的。
后来的季羡林，就是陈寅恪的学生，而季羡林的主要学术成就就在于佛学和印度文化。
季羡林的研究得益于他对梵文与巴利文的掌握，所以也只能说是陈寅恪所有学问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如果要想了解陈寅恪的学问成就，还请大家阅读他的原著吧，这方面有两三种书，都是关于南北朝和唐代的。
这里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他的这些著作，并非在清华任教时写的。
而是卢沟桥事变后，陈寅恪和家人南渡避难，多处流离之时写下的。
有没有参考资料呢？
陈寅恪本来是有大量藏书的，北京沦陷后，他用邮寄的方式，选了几箱子书。
结果这些书，并没有邮寄到位，完全丢失了。
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都是在逃难的时候，凭借心中的学问和知识写成的。
梁启超写《李鸿章传》，也是在流亡日本的时候，“凭空”写的。
陈寅恪，作为官三代、富二代，38岁的时候还没有结婚。
当时已经在清华任教了，有人就劝他该结婚了。
陈寅恪说：“像我们这样的人，主要任务是把学问留下来，至于个人结不结婚，对历史来说，没有什么意义。”
原话记不住，大致是这个意思。
但是，在一次喝酒闲聊的时候，听有同学说，有个女教师家中有一副字画，署名是“南注生”。众人不知是何人。
陈寅恪学问广博啊，说：“此教师肯定是唐景崧的孙女。”
唐景崧，也是当时的大人物啊，他的号是“南注生”。
于是，陈寅恪去拜访这些女教师。
后来的事情大家就猜到了，38岁的陈寅恪和30岁的唐筼结婚了。
但这件事对于唐筼来说，不知道是祸是福啊。
卢沟桥事变后，陈三立忧急交加，气病而死。
陈寅恪悲痛过度，右眼失明。
而唐筼也因为生第一个女儿，诱发心脏病，从此一直病魔缠身。
两个人的苦日子，如同当时的中国一样，开始了。
陈寅恪的一生，几乎就是中国那一段的命运的写照，他经历了所有的苦难，包括后来的文革。
两个病恹恹的人，大家能想得到他们的生活状态吗？
也就是在这种状态下，陈寅恪完成了一部又一部传世之作。
后来的陈寅恪，去过香港，又回到大陆，在岭南大学，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任教时间最长。
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左眼也失明了。
在兵荒马乱、国破家亡和身体病痛的极度艰难的状态，陈寅恪闭门治学。
他说：越是乱世，越应该整理历史。国家可以灭亡，历史不能断绝。
陈寅恪在香港大学任系主任的时候，香港也沦陷了。
但日本人对这位大学者关爱有加，军部专门下命令照顾他的生活。
但由于陈寅恪记得父亲的死因，坚决拒绝日本人的援助。
陈寅恪在清华上课的时候，经常是把重点板书出来，然后逐条讲解。
讲到兴奋处，就闭着眼睛讲，非常陶醉。
双目失明后，他说：“这没什么，不影响我教书啊。反正我教书也是闭着眼睛。”
但是，他失明后讲学的时候，学生们看到的陈寅恪，是大睁着眼睛的。
1948年到了。
一个关键的时刻。
陈寅恪留在了大陆，没有人知道具体的原因。
已经到了台湾的学者、官员，都要派专机来接他，他都拒绝了。
甚至这些学者们想出折中的办法，先让陈寅恪去香港。也没有办成。
而台湾某所大学的一个主任的职位，一直给他留着，直到陈寅恪去世才撤销。
你们还记不记得陈寅恪的出身年月？
1890年啊，他去世的时候是1969年。
从1949年开始，到1969年，20年的时间，生活在新中国、红旗下。
很多人了解陈寅恪，热爱陈寅恪，是因为一本书。
这本书叫《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我党的高官，希望陈寅恪这样的大师出来工作，给他一个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职务。
身在岭南的陈寅恪提出三个条件。
第一，不宗奉马列。
第二，不搞政治学习。
第三，毛刘对此书面批示。
从中说和的，是陈寅恪最得意的学生，叫汪篯。
汪篯，当时已经成为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
陈寅恪说，我在德国的时候，就读过《资本论》。
不是我不信奉马克思，而是做为学者，不能以某种政治理论为前提，那将失去学问的本质。
而他所主张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将荡然无存。
陈寅恪对汪篯说，以前我们的观点是否一样，我不好说，但现在绝对不一样。
陈寅恪对汪篯说：“你不是我的学生。”
这件事，不了了之。
后来，到了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个双目失明的老人被批斗。
陈寅恪丢书，一共有三次。
一次是卢沟桥事变后南渡，邮寄的书丢失。
一次是从香港赶往湖南，两箱子书被盗。
后来有友人从日本购买到了基本第二次丢失的书，因为陈寅恪读书是会写大量眉批的。
但由于当时的局势，国际之间邮政是不可能邮寄书籍的，找到了也拿不回。
第三次“丢书”，是在自己家里，被人一堆一堆扔出去，烧掉。幸亏他看不见。
陈寅恪拖着病体，瞎着双眼，还要接受批斗，被强迫口头检讨。
陈寅恪说：“我一生只是教书，从来没有做过实际事儿。不知道哪里对不起人民。”
但大字报已经贴到他家里，甚至盖在他身上。
高音大喇叭，天天对着他的房间喊。
最后，实在不过瘾，把大喇叭直接放到他的枕头边，对着这个盲人的耳朵。
有一次，又要去批斗。
拉出去啊。
有个学生，跑过来说代替老师去批斗。
这个学生在被批斗的时候，被打得不像样子。
他说：“能代替老师批斗，是我的荣幸。”
而这场运动，也没有放过他曾经的得意学生汪篯。汪篯在一个深夜，在自己家中服用敌敌畏自杀身亡。而其接受批斗的原因，和他的老师陈寅恪并没有太大区别。
陈寅恪给夫人写诗，说：“同梦葱葱廿八秋，也同欢乐也同愁。”
他的夫人说：“甘苦年年庆此秋，也无惆怅更无愁。”
其实这个时候，他的夫人的身体，也几乎要坚持不住了。
终于在1969年的10月7日，陈寅恪心力衰竭，溘然长逝。
在这之前，很少有亲友来看望他，凡是来冒着危险来看望他，陈寅恪也一言不发，只有眼角泪珠不断。
陈寅恪去世后，他的夫人说：“我也该去了。”
一个月后，唐筼撒手人寰。
陈寅恪生前曾认为妻子多病，看着自己的被批斗会难以忍受，将会死在他前面。
提前写好了悼亡诗，给他夫人看。
这首诗收录在《陈寅恪诗集》里。
陈寅恪的诗的创作，一直没停止。
最后二十年的诗，写得尤其晦涩难懂，典故繁富。
现在有人找到了陈寅恪诗的密码。
那不是文人的诗，是一个史学家的诗。
他用诗来记录历史，在不能说话的年代。
陈寅恪为什么不去台湾，对留在大陆的遭遇，自己是怎么看待？
他后悔吗？
从来没有人问过他，他也没有提起过。
但是，陈寅恪用历史学家的手法，记录了他在新中国生活的二十年的心迹。
他写了一部书。
这部书，很多学问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陈寅恪这样三百年才出一个的大学问家，要专门为一个青楼女子立传？
大材小用，而柳如是似乎在历史上也无足轻重。
读不懂《柳如是别传》，就不会理解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的心迹。
那么，《柳如是别传》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陈寅恪是如何借此说出自己心里的话的呢？
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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