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影响我们幸福指数的是，我们的期望是否正确。错误的期望：觉得去某个特定的地方，获得升职，找到理想的伴侣，会对我们的幸福指数产生很大的影响。搬到加州或是海默宝，这一过程本身并不会使我们过得更幸福，这是错误的期望
正确的期望在于相信内心的变化，因此，这些事情并不会使我们幸福，实际上我们感受幸福的意愿和可能性，主要取决于我们的精神状态，而不是我们的地位，或是银行账户的状况。关键在于改变我们的观念，精神状态在于，改变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看待身边事的方式，看待成败的方式，在于我们选择去理解什么，选择去关注什么，关键在于内心的转变，而不是关心外界的信息或是成败
马尔.科林斯观点是他将人分成两个阵营，一个阵营的人是约束关即限制观，另一个阵营是非约束关即人性不受限制的观点。持人性约束关的人们，认为人性无法改变，他是恒定的，我们有特定的本能，我们有特定的偏好，他们是固定不变的，所见即所得。作为一个物种，我们的天性是与生俱来的，我们身上的缺陷是不可避免的，它们无法被改变，我们需要接受这个现实，这是我们对待缺陷的唯一方法。持人性约束观的人们认为，我们的本能，我们的偏好，我们的基本属性是恒定的、公认的，除了放弃，它们可对其进行引导。如何引导呢，就是建立一个特定的政治体制，将缺陷以及有缺陷的人性引向正途。持人性约束观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创造了这样的政治体制。哲学，心理学体制和机制开导我们的缺陷和人性的缺陷，在思想史上有很多人持人性约束观， 这些人认为我们的人性是受约束的，受限制的。
15世纪的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被誉为现代科学之父，其观念最具代表性。要想征服自然，必须服从自然，无论是物性，还是人性，我们都必须分服从，尊重客观事实。
非人性约束观认为人性可以不断进步，它可以被改变。事在人为，人性可以得到完善，我们认为人性的缺陷是可以避免的，我们也可以晚上人性，我们能够搞定这些缺陷和不完美的地方。我们的作用，建立体制的目，无论是政治体制教育体制还是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体系和组织,每个哲学家、心理学家其作用就是改变我们的天性，完善它，改良它。描绘了一个完整的世界思想史，展示了两种对立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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