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科学：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6卷1号中撰写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提出“我们现在只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民主与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以此为开端，五四新文化运动把民主与科学作为行动的旗帜，中国近一百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一直把民主与科学当作一面旗帜。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中，“民主”这个词出现了70次，“科学”这个词出现了52次，尤其是在描述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报告的阐述表明，民主政治和科学理论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国梦的必然途径和行动指南。

        《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和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昭示一个问题：民主与科学是方向、是路径，只有选择这条正确的道路，才能达到胜利的彼岸。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近百年，民主与科学在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一次又一次被证明了它是“救治黑暗”的神兵利器。

        大革命是五四运动后，民主与科学接受的第一次洗礼，作为民主与科学的引路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不能科学地分析革命中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性，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幼稚，农民阶级保守，不能成为独立的革命势力，不去发动工人农民，而是依附资产阶级，主动放弃革命的领导权和支持者，试图先通过完成资产阶级主导的民主革命，再来完成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导致革命的失败。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及时纠正错误，放手发动群众，掌握革命的主导权，不断掀起革命的高潮，并在反动力量的一次又一次围巢中发展壮大，却在第五次反围巢中，犯了左倾错识，不能科学分析敌我力量对比，盲目唯上、唯书，致使革命力量受到重大损失。直到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后，科学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矛盾，明确了革命依靠和团结的力量，指出了革命的方向，才带领着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1945年7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回答黄炎培“兴亡周期率”问题时，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然而，解放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民主制度建设严重缺失，正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建国以来没有重视这一任务，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一个沉痛教训”。1958年大跃进兴起，宣告了民主与科学在中国的休克，在一个萝卜一万斤的新闻也能上《人民日报》的时代，发生文化大革命成为一种必然。但是，40年来，民主与科学的种子已经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发芽，决不会因一时的停顿而夭折，1978年的拔乱反正再次请回了“德先生”和“赛先生”，重启了民主进程，科学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矛盾，制定了正确的方针路线，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发源于西方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与科学，作为百年前中华民族学习吸收西方先进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中国人民历经两千年封建专制后，开眼看世界的必然选择。然而，近百年来，民主与科学在中国的进程，重复着民主与科学在其故乡欧洲大陆曲折艰难中前进的历史,折射出历史惯性对民主与科学强大的反噬力，时至今日，在追寻中国梦之际，我们依然没有足够的自信说，中国的民主与科学，已经是不可被左右的力量。我们即看到民主与科学进程的确定性，也应清醒地看到民主与科学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每一个历史性的进步，首先是一种新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精神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享出彩人生的中国梦，应积极推进民主与科学的进程，使之成为梦时代的国家精神。

        那么，用制度或法制建设来保障民主与科学吗？不行！当刘少奇高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面对红卫兵的时候，当重庆“打黑唱红”的时候，历史和现实已经告诉我们，再好的法律或制度也是人来执行的，如果我们仅仅把民主与科学写在纸上，而不是播种在人的心里，那些纸上的东西就只是神马浮云，可以重如泰山，也可以弃若敝屣。只有当民主与科学成为一种信仰、一种敬畏、一种精神，由此衍生出来的制度体系，才是有约束力和执行力的。因此，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应把民主与科学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予以大力的宣扬、教育，通过类似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酝酿过程，培育民主与科学之树茁壮成长的社会土壤，是当代中国民主与科学建设的主要任务。

        宣扬民主与科学，应突出“害导”。建国前，宣扬民主与科学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革命的任务就是救治黑暗建设新中国，理解和接受民主与科学也容易，因为个人能从打破旧制度中得到好处，所以，建国前民主与科学的宣扬，突出的是“利导”。在民主与科学建设取得极大进步的今天，宣扬民主与科学，应突出“害导”，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施之于人，反噬其身，任何强大的凌架于社会的权势都是依靠大众得以存在，先有大众的支撑，然后才有权势，大众为它提供土壤，滋养它，最后被它吞没。如果民主与科学的进程中止甚至退步，将会对个体造成极大的伤害，坚持民主与科学，就是保护个人的利益不受侵害。故此，我们应抛弃传统的“扬善”的思想教育方式，勇敢地照亮人类灵魂深处野性的贪婪、无限的欲望，呼唤理性的觉醒，尊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共生关系，尊重他人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自觉地与他人共同遵守一套民主与科学的社会行为规则，才能使自身权益不受侵害。

        宣扬民主与科学，应突出精英的引领作用。民主与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活跃着陈独秀、李大钊、许德珩等时代精英的身影，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鄂鄂，民众或明或暗的需求，需要大声疾呼予以激活，而思想中已经固化的认识，需要用新的思想进行碰撞和晒打，才能风化为民主与科学之树需要的土壤。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被称为“出现巨人的时代”，一批精英站在社会发展的十字路口，以他们对时代精神的敏锐把握，对时代进步的高度责任感，为真理而牺牲的献身精神，唤醒了人类的自我关怀，为后续的启蒙运动中，另一批精英宣扬理性文明奠定了基础。杰出人物在关键时刻的引领作用，能使一个时代、一个国家走出千回百转的历史峡谷，转入一条宽阔大道。我国的民主与科学进程，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受国共、中日、经济建设等国家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限制，受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致力于宣扬民主与科学的思想精英屈指可数，更不用说形成一个群体、影响一个时代。当前，社会政治文明朝着有助于思想精英自由思考、独立宣扬的方向发展，在这个怀疑一切、急需重塑信仰的时代，社会精英尤其是一直秉承民主与科学思想的九三人，应把握时代脉搏，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自觉投身现代社会文明建设的洪流中，大力宣扬民主与科学，使追求民主，崇尚科学成为梦时代的思想主旋律。

        宣扬民主与科学，应突出与时俱进。民主与科学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民主会随着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随着理想追求的变化而变化；科学则更容易因人类对客观世界认知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内涵，一时期的科学知识体系，在另一时期很可能被认为是不科学的。故此，宣扬民主与科学，要把握好民主与科学的普遍原则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切入点，才能起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容易被大众理解接受的效果。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多种矛盾集中显露的阶段，即有社会转型期各种利益调整、思想碰撞，又有经济增速放缓诱发的次生危机，社会心态浮躁，容易走向极端引发社会动荡。这一时期，只有理性客观、平等公正的民主与科学，才能把握好、处置好当前的社会问题，因而也是宣扬民主与科学，把社会心态向理性文明引导的重要契机。十八大后，宣扬民主与科学应主动与新一届中共领导集体重拳反腐、整顿吏治、塑造政治清明相结合，与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增长的科学发展观相结合，充分体现民主与科学同政治文明和科学发展观的一致性，体现民主与科学对政治文明和科学发展观的推动和保障。

        有梦想才有目标，有努力才能圆梦，民主与科学是现代文明的基础，是现代化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国之本。新时期，宣扬民主与科学思想、推进民主与科学进程，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是梦时代肩负的历史使命，任重而道远，弘毅可行之。(2013.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