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官员千千万万，最后却偏偏选中包拯作为清官的代表，这与包拯的个人品格以及宋代特定的历史时期是密切相关的。人们选择包拯，是因为他身上的品质符合传统儒家理念。
首先包拯是个很孝顺的人，他在1027年考中进士出任官职，但考虑父母年迈，便辞官在父母跟前尽孝，数年后二老去世，包拯守在墓旁服丧期满仍不忍离开，乡里人数来劝说，直到1039年他才重回官场，担任扬州天长县的县官。此时的包拯已经是39岁的中年人。包拯把精力最盛、最可能有所作为的十年都奉献给了父母，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
包拯敢于进谏、不畏权贵。北宋时期统治者采取优待官员的政策，不仅导致冗官问题，也滋生了大量腐败现象，包拯在奏议当中就指名道姓地揭发官员腐败。对于宋仁宗的一些做法，包拯也敢于提出批评意见，在《七事》疏中他直接指出宋仁宗“不以是非”“以朋党为意”“未能委任贤忠”等等，好在宋仁宗是一位仁君，对包拯的“大逆不道”非常包容，并不怪罪，君臣相互成就了百世美名。
包拯在为官生涯中，一直践行着以民为本的儒家理念。在《包拯集》中，他直接向皇帝要求减少赋税徭役、严惩贪官污吏的奏疏就至少有50多封。当时赋税名目繁多，除了夏秋两次缴纳的两税之外，还有让人难于应付的“折变”，一折再折的结果只会加重百姓负担。包拯为百姓代言，受到后世民众的敬仰。
宋代民间包公的形象与真人有一些差异，民间流传的很多包公断案的故事，很多都是别人的事迹而强加在包拯身上的。《宋史·包拯传》记载：“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说明在当时就是。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娱乐方式多样化，勾栏瓦肆兴起，以包拯为原型的话本在勾栏瓦肆中流传开来，包拯以正义的清官形象成为一个妇孺皆知的人物，并逐步被神化，成为中国三大清官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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