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知青岁月

文/寒烟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扎根农村干革命”这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的口号，当时轰轰烈烈响彻在祖国的大地。全国上下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奔赴农村，奔赴遥远的边疆。

我于1976年初也随着这浩浩荡荡的知识青年大军来到农村插队。虽不像北京、上海那样大城市的知青都去了云南等边远地区，可也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离开家。心里总有些不舍和离情在里面，加上那时年少，流泪自然也是有的。当时我们知青组有10名女生，6名男生，加一个粮食系统（我们都属于粮食系统的子女）带队的工作人员，一共是17人。不说带队的，我们年龄都在17虽至22岁之间，现在看来就是一群孩子，可当时我们都自以为是能够独立大人了。

初到农村，自然有很多的不适应，只做饭吃饭便是一个首要的问题，刚到农村时，生产大队为我们组配备一个村里的村民帮我们做饭，也只是过渡一下，时间不长就撤走了。随后，那个带队的老师也走了，接下来，一切自力更生，两人一组轮流做饭，其余全部上工。分管我们知青组的是大队的民兵连长，连长很严肃，大家都很怕他。那时都年轻，又加上刚到农村对农活还不适应，劳动一天下来，疲乏、困顿、劳累，一起袭来，总有些吃不消的感觉。有时早晨该上工时却很难醒来。记得有一次我们全组上工迟到，连长当着全体社员（那时就叫社员，现在应该是叫村民）语调平静表情严肃的对我们说：“该收工了，你们回去吧！”看似平静却是一脸的威严，含着不满、气愤和批评，平静的语气中透着震慑力，当时我们真的很怕，也很羞愧,毕竟是我们错了。自那起，我们再也没有再迟到过。

平时我们知青组都被留在大队部干些农活，比如，在果园管理果树，为果树施肥，浇水喷洒农药，苹果熟了的时候摘苹果。还有就是和社员一起打机井，修水库。在那靠工分吃饭的年月，我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和当地的社员融为一体，同甘苦，共患难。到了农忙季节或是遇到干旱，我们就会被分配到各个生产小队。在三夏大忙季节，也就是麦收季节，没在农村待过的可能不知道，麦收季节应该是农村一年当中最忙、最紧张的季节。俗话说：三秋不如一夏忙，三夏不如一秋长，可见这个季节时间性非常强，抢收抢种（即抢收小麦，抢种玉米），时间非常紧迫。如遇干旱就得挑水浇玉米。挑水，那可真的是不轻松，记得第一次挑水，一个下午下来，肩膀疼的不敢动。第二天扁担上肩，居然痛的眼里直流泪。农忙时，白天劳累一天，晚上还得夜战，收工后，有时累得饭都不想吃。夜战时，只要有片刻的休息，在地边坐下就能睡着。

本以为到了冬季，农田里没有了农作物，农活少了，可以轻松点，其实不然。在大雪纷飞的冬季，我们依然顶着刺骨的寒风上工，整理农田，运土肥，修堤坝等，总之有干不完的活。那时的冬天好像出奇的冷，寒风夹着细碎的雪花，打在脸上像刀割一般，手冻得又疼又麻木，握不住农具。在那艰苦的环境中，我们接受着历史赋予我们那代人特有的考验。哭过，笑过，努力过。我们互相鼓励着，一起走过了那一段特殊的岁月。而对自己的未来却依然充满着迷茫。

在下乡的第一年，也就是1976年，那一年里还发生了两件令人终生难忘的事:

第一件是：7月28日03点42分在唐山发生了7.8级地震。记得在地震的前一天晚上，正赶上生产队搞夜战沤绿肥（音），没有这种经历的人肯定不知道沤绿肥是什么，就是将一些树叶什么的用泥埋起来，使其腐烂后作为农肥使用。我们知青组都参加夜战，等回到宿舍时已经是28日的凌晨了。大家都疲惫的躺在床上睡去，而我却因一件现在想来好笑的事而久久不能入睡。那时人去世了都实行土葬，火葬才刚刚提倡，27日那天村上一村民去世，是大队部的拖拉机拉去火葬场火化的，我们知青组和大队部是前后院，那辆大队唯一的一辆拖拉机就放在大队部院内，即在我床铺的窗子外面，换句话说，就是和我的床只是隔着一扇窗，由于天气热，窗子是打开的，也是因为那时年龄小吧？总之是很害怕，那晚一直想着拖拉机的事，惶惶不安，恐惧得不能入睡，就在我高度紧张时，突然天摇地晃，门窗乱响，还以为自己所担心的事发生了，真的是闹鬼了，慌忙用被子蒙起头将自己整个身体紧紧裹起来，就在这时，我旁边的一名女生惊呼：“不好，地震”然后我们十名女生以最快的速度跑出宿舍，大地依然在晃，我们十名女生在院子里围在一起瑟瑟发抖，紧张过后才发现我们是那么的狼狈。七、八月份，应该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劳累了一天又夜战，大家很疲乏，每个人都穿的很少，慌乱中，大部分女生什么也没来得及带就跑了出来，其中我做饭的搭档，也是我比较要好的同学乔，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她什么都没想起带，光着脚却将床边一双沤绿肥时穿的沾满泥土、脏的不能再脏的鞋提了出来。事后，我们还一直拿这件事取笑她。也许是因为我一直没有睡着的缘故，算来还就是我比较清醒，在往门外冲的同时，顺手将一床被子带了出来，也是我们这十个女生唯一能遮丑的一件物品。在这期间，男生宿舍唯一的男生刘林（其他五名男生回家探亲）却没有出来。事后，有老乡问他为什么不跑出来？不怕吗？他对老乡说：“怎么能不怕呢？我想慌乱中，女生一定没来得及穿衣服，我出去她们会尴尬。我只能趴在桌子底下”。淡淡的几句话，折射出他人格的魅力和伟大，这不是一件寻常小事，是在拿自己的生命来维护女生的尊严。他的举动，怎不叫人感动，叫人敬佩？那么平常的一个人，平时在女生眼里对他是那么不屑甚至还有点反感，可在生命遭到威胁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女生的尊严，他对女生的尊重让全体女生感动，他的形象在女生的心目中变得生动高大起来，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他才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整个知青组便住进了大队部用木头和谷子的桔梗为我们搭建的地震棚。也是有生以来住过的最特别的房子，就这样一直住到天冷了，才又惶惶不安的有回到宿舍，可依然担惊受怕，没办法，知青组只能分组排班，两人一组夜间值班。记得那时值班时，每组都会将一个酒瓶倒置在洗脸盆里面，只要稍有晃动瓶子就会倒下发出声响，以便在余震到来时能在第一时间逃离宿舍。想想那真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

第二件事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记得是在一个下午，我们正在山坡上的地里面干活，突然广播（那时没有什么娱乐设施，只是在村子不同方向的山坡上装有广播喇叭，高高的挂在电线杆上。以便传达大队部的信息和收听广播）里传来了低沉的哀乐伴着播音员悲痛而哀悼的声音：1976年9月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今日零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那个年代，人们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敬仰和崇拜几乎到了极致。他老人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那么深厚，听到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天塌地陷的感觉，感觉这个世界立刻昏暗了下来，虽然那时年轻，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并不是很理解，可会感觉有群龙无首、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担忧，尽管那都是多余的。最重要的是对这样一个伟人的陨落所特有的痛惜和不想也不愿面对的事实。总以为他老人家真的能万寿无疆。

记得很清楚，那天下午下工后回到宿舍，没有一个人吃晚饭，整个宿舍哭声一片。然后，大约到了晚上9点多钟的样子，我们全体女生一起去商店，敲开了早已下班的商店的门（那时不论在哪里，对我们知青都还是能网开一面的）买了黑布，连夜我们自己赶制出黑袖章，第二天早上上工时，只有我们知青组全体同学整整齐齐人人都佩戴着黑袖章，肩扛着锄头，眼睛个个哭的红红的，忍着悲痛继续着我们的劳动。

回忆往事，如过眼云烟。那段特殊的岁月里，与我们朝夕相伴的是镰刀锄头、炎炎烈日、寒风刺骨、还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累。纵然有夕阳西下时的芳草斜阳、有夜幕来临时的袅袅炊烟、有蜿蜒崎岖乡间小路，可日复一日的劳累，已经吞噬了我们的审美能力和欣赏情趣。当然也有同学间的相互关照，有情同手足的兄弟姐妹情，有同甘苦共患难的友谊，但更多的是泪水、汗水和泥泞。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我们挥洒着自己的青春。这一切谱写了一曲我们青春岁月的歌，凝成了我们那一段特殊岁月的蹉跎。

时光匆匆，一晃就是三十多年。三十多年了，我们各奔东西，年华如流水般逝去，当年的小姑娘小伙子，如今也都已是知天命的年龄，不论我们在哪，不管有多大的变化，我们都能找到一种最终的连结，那就是我们都有着共同的回忆，都有着那么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知青”，这是我们那代人身上特有的标志——这是佩带在我们这一代人胸口上的共同徽章。当年的一切来去匆匆。但知青——这一注定属于我们的历史，将永远镶嵌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上，以知青的名义，我们都倍感一份特殊的、解不开的情结，历史成就了我们那代人特有的一段经历。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特有的财富。从前没有，今后也不可能有。无论走到哪里，用我们特殊的知青岁月凝成的青春塑像，将永远屹立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也将永远印刻在我们那代人的心中。

写于2009.7.13

附：知识青年简介（来自网络）

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广义泛指有知识的青年，一般指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

在中国知识青年指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年轻人，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只获得初或高中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从50年代中开始就组织将城市中的年轻人移居到农村，尤其是边远的农村地区建立农场。早在1953年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55年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成为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从这一年开始共青团开始组织农场，鼓励和组织年轻人参加垦荒运动。1962年开始有人提出要将上山下乡运动全国化地组织起来，1964年，中共中央为此特别设立了一个领导小组。

　　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高考停止，到1968年为止许多中学毕业生即无法进入大学，又无法被安排工作，此外66至68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使得中共领导机构意识到他们需要寻找一个办法将这批年轻人安置下来，以免情况失去控制。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毛“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1969年许多年轻人因此下乡去农村。全国也开始有组织地将中学毕业生分配到农村去。从1971年开始，知识青年在农村的许多问题开始不断暴露出来，同时中共开始在城市中将部分工作分配给下放的知识青年。不过这样回到城市中的知识青年大多数是通过关系得到回城的机会的。到1976年连毛泽东也感觉到知识青年问题的严重性并决定对这个问题重新做考虑。但到这时为止每年依然有上百万知识青年被分配上山下乡。毛泽东的逝世使知识青年问题暂时被搁置。

　　1977年高考被恢复，大多数在农村的知识青年想方设法要回到故乡去。1978年冬在云南的知识青年以请愿和罢工的形式来将他们的要求表达出来，再次使的中共感觉到问题的急迫性。1980年5月8日，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提出不再搞上山下乡。10月1日中共基本上决定过去下乡的知识青年可以回故乡城市。

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总数的估计在约1200万至1800万之间。

年代划分　　1）自一九五五年报载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的一批中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到一九六零年，知识青年下乡处于试验阶段，规模很小。那时候的知青基本是指原为农村户口毕业后又回到农村，本文称之为“早期知青”。“早期知青”也有城市批量有组织的支边知青。

2）一九六四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以后。中央成立了“知识青年下乡指导小组”和安置办，各地区也成立了安置知青下乡的专门办事机构。在此之前，已经有六一，六三年两届人数比较集中的毕业生奔赴农场农村，连同后来的六五届下乡知青，被称之为“前老三届”上山下乡知青。

　　3)“老三届”（66－68），“新五届”（69－73），以及“后五届”（74－78）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