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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就说过，6岁那年的初夏，我刚回到亲生父母的家里，在一次打槐米时出了事故，被从天而降的铁钩打破了头，至今脑袋上方左侧“寸草不生”，因为毛囊完全被破坏掉了。
自那次事件之后，我的胆子愈发小了。7岁那年上学前班，受尽了麻地湾一个名叫王军辉的同学欺负，为此我老爹还特意来学校一趟，找到老师替我“主持公道”，将那个孩子谆谆告诫一番。
我们“西郭六杰”（当然这个称号是自封的）之间也会发生龃龉，小打小闹，再加上旁人推波助澜，你一言我一语地拱火。就比如曾经在妹妹的注视下，我被鹏涛一个背摔放倒，脑袋重重地磕碰在土路上，七荤八素，眼冒金星。
俗话说得好，“初生牛犊不怕虎”，生命最初的那些年里，我也曾做过一两次壮举，虽不像“霸王抗鼎”那般气势磅礴，但也释放了个性，突破了桎梏。
我记得那是春夏之交一个再也平常不过的中午放学路上。这条路上，我们在晒谷场上滑冰，在雨中背着书包撒开脚丫子狂奔，售卖糖精、色素、明信片、汽水、麻辣片、果丹皮等小东西。
东郭小学历来就有站队的传统，也就是放学回家需要按照大小个头站成一列，并且由老师指定路队长进行照看管理，维持秩序。学校大门到老校长郭富德家门口这段路程，秩序井然，有模有样。一旦下了沟垴场坡，也就是经过同学郭会英的家门口，基本上队形就散了，大家三五成群，关系近的走在一块儿。那时候还流行男女大防，再说了我们也不爱跟那些动不动就哭鼻子的女孩子一块儿玩。女生不是扎了又黑又粗的辫子，就是额前留了桃蕊杏蕊般的齐刘海儿，也不爱跟脏兮兮的男孩子搅混到一起。
为啥这个时候队伍才散乱，因为当时的校长就住在小沟坡，骑自行车回家吃饭时在郭富德老师家门口与我们分道扬镳，目力所及最远处就是沟垴场坡了。
罐罐和我妹妹发生了小纠纷，这小子自小就不是安分的人，可能说话不检点，可能开玩笑过了头，就有人立马跑到路队后面报我知晓。我自是不忿，赶忙往前察看，罐罐看见我就跑，但终究被我追上，脚下一滑，跌坐在地。我也不是真要打他，就是吓唬他而已。可惜我没刹住车，一脚踩了下去。但只听他哎呀一声，原来是左边耳朵有一小部分已经脱离，那殷红的鲜血就流了出来。罐罐自然疼得大哭起来，况且这里的人谁也没有应付这种突发情况的经验。正巧这时桥子屲的郭小明老师骑车经过，看了下也说事情不大，叫赶紧回家让大人领着去处理。
我自是有点后怕，毕竟见了血，至于落下残疾，那更不敢想象。我回到家就看见罐罐父亲带着儿子来到我家，意思当然叫我父亲看着办。父亲连忙推出自行车载着罐罐去了隔壁四合村（俗称湾李家）找曹大夫帮忙处理。不过是简单的消毒，涂抹药水，包扎，前前后后花去不到一个小时，花费十元人民币左右。
后来罐罐跟我打麻将时提及此事半嘲弄半玩笑地说我那时候从兜里拿出来一张绿色的两元钱，能够干个啥的。我俩不约而同哈哈大笑，眼泪都笑飞出来了——连当事人都已经做到了泰然处之，我还能说什么呢，一切湮灭在了悠悠岁月之中。
至于打破别人的鼻子，是后来的事情了。那时我还在小学，只是一名少年，大概十二岁的样子。大正月里，我们围绕着一间空屋子躲猫猫，玩腻了的时候就站得远远地用土块互相投掷着玩。他在屋子西边，我在屋子东边，彼此看不见对方。要不然怎么说“无巧不成书”，我高高地抛起一小块石子，结果沿着抛物线轨迹下滑的时候碰巧打在了玩伴的鼻子上——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以为啥事没有，见他迟迟不出现就直接回了家。结果不一会儿他父亲领着他上门，我才看到鲜血直流，才知道自己闯了祸。
当然这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因为彼此都以兄弟相称，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不是亲戚，就是熟人。那时候农村还处在一个绝对传统的人情社会当中，大家解决任何纠纷、矛盾、是非的方式不外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给我面子，我还你面子，以和为贵，和气生财。
要不然6岁那年我头被打破，到巨家镇卫生院打了麻药，缝了七针。胜科爷替他儿子赔礼道歉只用了一个绿皮西瓜和几句慰问的话语，就把我父亲打发了。那时候也不可能顾及到小孩子的权益。小时候比较隆重的一些场合，比如会见亲友，小孩子和女人一样，都不能上桌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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