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第一卷
【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
1925年到1927年，在国共两党还在合作的时候，毛泽东就提出了未来20年的战略，上次看这么远的人是诸葛亮，公元前207年，刘备三顾茅庐，徐晃提出了3分天下，实现是在14年后，而毛泽东的话，在1945年两党决战后应验。也是在20年之后。
哲学是最锋利的武器，为什么把这篇文章放在第一篇，是因为这篇文章是毛泽东第一次拔出他的武器，这个武器不是枪，不是炮，却比枪炮有着更大的威力。这东西叫做哲学。
哲学，是世界上最奇特的学问，认字就能看见，看见不一定懂，看懂不一定会用，真正会用的都是最顶级的产品经理。1925年，军阀林立、列强环伺的中国是一个大市场的话，当时最顶级的产品经理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毛泽东。
其实当时的市场上的产品经理不只有这两个人。中国，这个大市场和市场用户的真正需求，很明显只有8个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个需求并不难发现，稍有志气的一些的北洋军阀，其中也不乏有这种思想的人，吴佩孚与段祺瑞知道，偏安一隅的大帅张作霖也时不时会琢磨一下这件事儿，这8个字是那个大时代里人们的共同愿望。
只不过，在达成这个需求的路径和方法上，各自截然不同，孙中山和毛泽东是唯二掌握着哲学武器的两个人，再具体点说，这把剑叫做辩证法，无论你是高考，考研还是考公，这3个字，一定反反复复，在你的试卷里出现过。
但我相信，绝大部分的朋友都停留在看懂这一层了，辩证法无非就是老三样，①对立和统一；②质变到量变；③否定之否定。
是的，哲学这把剑，你能轻易叫出名字。也能拿起来挥舞，但真正用它来砍人，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武器是用来消灭眼前的敌人的，但偏偏辩证法它不是，再准确点说它是一把附带预判属性指向未来的剑（看向未来）。
让我们再次回顾毛泽东在1925年写下的文字，「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他是怎么知道仅仅一年多后国共合作就会在一系列的摩擦后走向破裂的，他又怎么知道在之后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领导中国革命的不是当时声誉遮天的国民党，而会是共产党的呢？
我们普通人大部分只会从别人的失败里获得经验和教训，但就我看一款产品是否成功，经验和教训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拿到那个产品成功的模型。
顶级产品经理，会擅长仿造产品模型，在根据市场的需求重新增减功能，孙中山就是这样的人，当10月革命的炮火把已经快被开除列强强敌的沙俄硬生生拽回世界舞台。
孙中山看懂了革命不光要热情，还要细致，周密的运营，有理想，有信念，特别是有组织的苏联，让孙中山惊喜无比，更让他看到了国民党涣散的组织形式，是军事上始终疲软的。
一个打响了武昌起义第一枪的革命党，多少年都过去了，连一次像样的党代会都没开过，成何体统，于是孙中山下了决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在收获了苏联这个国际友人的同时，也获得了中共的支持。
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居功至伟，但就像所有的顶级产品经理，在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前，都会受到质疑一样选择与共产党合作，孙中山的压力也是山大的。
三民主义要不要？怎么解释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
他毕竟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到死都没把这件事说清楚。
孙中山曾经亲口说过，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没什么区别，但至于为什么他却含糊其辞，最后也没说。
这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问题，那些年跟他一起和清王朝、袁世凯、北洋军阀打打杀杀了几十年的老兄弟们就想不明白了，凭什么？三民主义背起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再来一个舶来品，考试还得多一科。而更麻烦的现实问题是，一帮挽起袖子，热情肆意的共产党人加入进来，本来就不多的职位岗位和爵位就更不够了，要知道那时的国民党还是没开始北伐的国民党。充其量也就是个地方歌剧武装，连两广的军阀都还没肃清呢，真的是主义很大，地盘很小，国共合作触动了这些人的利益，那必须反抗。
反抗最烈的有个人叫冯自由，上窜下跳，从孙中山活着的时候一直闹到他病逝，孙中山曾经亲自主持了把这个20年党龄的老兄弟开除出国民党。但跟他持有同样看法的人也不在少数，于是国民党里分成了两派，亲共的向左，敌共的向右，但在党内总理孙中山的强大个人威望之下，左派1:0暂时领先。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孙中山都在死死的前置着国民党右派的言行，甚至在开除冯自由后，不惜威胁了另一个和他私交不错的老党魁张继。
之所以说孙中山不仅懂辩证法，而且善用辩证法。在于孙中山虽然支持国共合作，但他对国民党内的右派们也是宽容的，在张继表示自己宁愿被开除，也不愿和共产党合作之后，孙中山甚至连责备的话都没有一句，他只说，你只是不明白罢了。当张继继续以退党逼迫他时，孙中山甚至开始耍起了小性子，他说，你们要是都不听我的话，我就抛弃国民党加入共产党。这件事最终也就不了了之，对张继的处分，当然也就没有。
在孙中山最后一次北上和北洋军阀谈判前，他甚至还把革命军代理大元帅的宝座交给有着右倾倾向的胡汉民支持国共合作，但却不打压国民党里反对的人，孙中山真正的想法已经不得而知，但他却给中国革命留下了一颗从质变到量变的种子。
这颗种子叫做不服，不忿，向往自由。
冯自由，如果听着不熟，那章太炎这些名字应该耳熟，处于各种目的和动机，这些孙中山的老兄弟们从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他们集会，写文章，登报公开挑衅，掀起笔账，几乎一刻也没有消停过。章太炎是连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要骂的人，对其他主义自是更是不放在眼里。
有人说，这不就是知识分子的硬骨头吗？骨头是不软，但屁股软。屁股不仅决定脑袋，也决定了骨头。
这批激烈反对国共合作的老人们，大部分是毛泽东分析过的无法合作的阶级敌人。章太炎，自己都说祖上三代为官，资产至百万。大地主当然瞧不上城里的打工仔和乡下的。
这个这就说到毛泽东在文章中做出的分析了文章，是一篇精准的用户需求调研，把当时的中国用户分成了地主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和游民6个阶级。
如果拿来填表，不仅章太炎们是哪个阶级一清二楚？甚至连之后的蒋介石，汪精卫都逃不掉。蒋介石娶了宋美龄，标准的买办女婿；汪精卫3代两个举人怎么也算个中产？
出身不能决定信仰，但教育能。
国民党里这些曾经的革命者们在1925年已经到了学不进新东西的岁数了，那年连汪精卫都已经42岁了，共产主义对他们来说，学起来太累了。
普遍比他们年轻10岁的共产党人就像今天熟练使用的ChatGPT的孩子，想把好东西分享给父兄，但无奈他们已经不想要了一件新鲜事物，到来时看着别人热火朝天。老人们先是不想参与，但等到事情已经如火如荼，却发现已经没有参与的机会了，冷淡就这样变成鄙视，变成轻贱，变成仇烦和排斥，最后变成嫉妒，可恨。
毛泽东看到了两件事，①年轻人总是比老人多，②无产者总是比地主买办多；所以敌人的恨一定也会越来越多，这就是辩证法里说的。
量变到质变，这就是他在国共合作仍在时，一直坚持着告诉同志，要随时防备敌人搞破坏，甚至时刻准备着对方撤梯子的可能。
孙中山即使晚死几年量变也一样会变成质变的，毕竟蒋介石也该到了换个买办老婆的时候了，不是吗？
所以说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某种意义上他不算投机吧，毕竟整个国民党里大部分都是家境优越的人，而且他们已经老了。
国民党的右派们当然不爽，只是因为孙中山还活着，他们的不爽也就只限于不爽，最不爽的应该是当时中共领导陈独秀向共产国际打的小报告。
那些年共产国际为表示对国共合作的支持，他是把援助中国的资金直接打给国民党的，但因为冯自由之流，屡屡闹事，这些嘴上没把门的家伙们干脆一纸报告，把部分原本交给国民党的援助资金要了回来。由中共党部酌情发放，这不免让冯自由们变颜变色，唏嘘一番文人们的不爽，再怎么都是扭捏。军人们可就不一样？为了北伐而筹建的黄埔军校里。
在黄埔军校，时任校长蒋介石也经常会为两群学生兵的争执头疼，一边是蒋先云，陈庚，周一群，徐向前，这些共产主义信仰者，另外一边则是王柏林，贺中涵这些三民主义的拥护者。
吵闹争执是家常便饭，年轻的军人血气方刚，文斗不过瘾，有时候还会在演武场上武斗，决胜负，这些矛盾时还没爆发，只有两个原因。
[if !supportLists]第一，[endif]孙中山还在第二北伐还没胜利，1924年12月孙中山带病北上和军阀们和谈仅仅26天，之后，他病逝在北京。
孙中山之死，这是对原本利好的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否定，也是否定之否定的第一次否定。尽管总理遗嘱里写得很清楚，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当时孙中山自己说，能平等对待中国的，也就是苏联了，所以联合策略应该是不变的。
那时的共产国际是一家，中共当然也是被联合的对象。
但有件事比较麻烦，孙中山死前并没有指定继承者。有人说，这是孙中山不愿做封建传统的姿态，想要国民党自行选举总理，但我宁愿相信这是孙中山病得太急，来不及安排，当时的中国并不是太平岁月，国民党也还没有军事优势。
不指定接班人，就靠选举，孙中山应该不会想不到选举可能让本已不睦的国民党左右两派变得更加撕裂。孙中山死后，国民党核心权力集团有4个人，分别是行政汪精卫，外交胡汉民，党务廖仲恺，军事许承志。
这4个人里前面说过的胡汉民和许崇志，他们是不喜欢国共合作的，廖仲恺和那时的汪精卫，则是坚持孙中山合作策略的。其中尤以廖仲恺先生的态度最为明确和坚定。现在国民党内部在对待国共合作的态度上，2:2平天平很快就发生了倾斜。孙中山一月底去世，没了他的压制，国民党内右派更加肆无忌惮地挑衅，诋毁共产党。
而就在人们还在怀疑总理遗嘱是不是要改改了的7个月之后的08月20日，廖仲恺被刺杀，枪击身亡。这就是辩证法里说的否定之否定的第2次否定。
国民党右派用一颗子弹否定了廖仲恺的坚持，但同时退出了孙中山继承者的角逐，原本4人竞争的权力c位突然少了一个人，那么他的两个主要竞争对手主要政治对手胡汉民和许崇志。自然而然就成为人们怀疑和指责的对象。广州20万人上街游行纪念，胡汉民无奈败走苏联。
带兵的许崇志本来还想征问一下，但身后一个光头的身影已经悄悄靠近，解掉了他的武装带。蒋介石以许崇志部下涉嫌刺杀廖仲恺为由，夺去他的兵权。原本的4人军事一死两逃，只剩下一个幸运儿汪精卫。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就这么出现了。国共合作，在汪精卫的力挺之下，看上去暂时走出了危机。
汪在接受权柄之后，把自己兼任的国民党宣传部部长交给了一个人，毛泽东。他对后者的信任和器重是显而易见的，1925年10月5号，国民党召开第111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
汪精卫的提案迅速得到通过，大会对毛泽东的唯一要求，就是请他立即到宣传部主持，工作越快越好。普通人在经历了这些大起大落的事件之后，情绪和判断多少都会随着事态的发展而调整，尤其像是刚刚得到像宣传部长这样的高位，很难不让人踌躇满志，对国共合作的未来抱有期待。
毛泽东雷厉风行，他提出一个全国性政党没有党报党刊作为喉舌怎么能行呢？在他的推动之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创办了政治周报，作为党内最高政治刊物。
由中央宣传部负责编辑发行，毛泽东任总编辑，在核心城市的党部也相继创办了汉口的楚光日报，长沙的湖南民报，北京的国民新报和上海的民国日报，但在经费人员不足，没有成为多数地区执政党的现实条件。
之后他提出以补贴办报的形式选择重点地区的重点报纸合作，合作的条件也是相当的宽松，只要不攻击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适当拥护给我们正常的发声渠道就好。
那时，他的那篇著名的文章想必也已经接近写完。在两个月后，这篇文章就会面世，在手握权柄之时，毛泽东还在兢兢业业，帮着国民党开展宣传工作，又为什么会写下这样的文字呢？「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的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使我们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合作？怎么还要时常提防着呢？
这就是辩证法的力量，在国共合作的否定之否定过去之后，一次新的否定已在酝酿之中。
在辩证法里矛盾的规律是对立和统一落到具体的事情上，对立是敌人，统一是朋友，毛泽东和孙中山之所以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产品经理，正是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懂得矛盾两面性的。
我们普通人的博弈策略里无非趋利避害，对我好的有利的就是朋友，对我不好的有害的就是敌人。对好坏的判断，只在过去和现在。而辩证法的矛盾论告诉大家一个反常的是“水无常事，兵无常行，人无常态，事无常规”。过去和现在对你都好的未必以后就对你好。多少寻常百姓家里曾经亲密无间的手足兄弟在父母走后，为了留下的一套房子打的那是头破血流，互为仇寇。更不用说帝王局里牵扯的人多，利益纠缠复杂，与中国的未来会怎样，这种大命题相比，孙中山的意志，总理遗嘱实在算不得什么，国民党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矛盾体。
各种身世背景，年龄不一的人走到一起，怀揣着各自的愿望。你问他们为什么来？所有人都回答你为了革命，但革命只是手段，不是目标。主义是目标，而无论什么样的主义。
在更广大的老百姓面前都要满足3件事：有饭吃，有衣穿，不受辱。
阶级社会所有的矛盾，其实也都能用这三点解答，有人吃多了，有人穿厚了，有人有特权侮辱别人。
再简单点就是3个字就是不公平，三民主义不是共产主义，这早有论定。各种主义的价值观里，对公平的追求程度是不一样的，你没法指望锦衣玉食的人革自己的命，把血肉喂给那些还在饿肚子的人们嘴里。
他们，会把一切的不公平偷换成另外3个字，“不努力”，国民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也是在追求公平。孙中山先生毕生执着的都是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为中华民族争取公平。
这是个大公平，涉及所有的中国人以及他们的后世子孙，只有去北伐击碎列强们的遥控玩具，那些军阀大帅们，这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前提，也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工作的前提。
在这个前提下，站在对立面的敌人目标明确，面目清晰。是张作霖，是段祺瑞，是吴佩孚，是那些时刻准备着死灰复燃的袁世凯的徒子徒孙。
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最大成果即将在他死后浮现，由国共共同培养的一直有着坚定信念和严密组织的北伐军正在黄埔集结，将军身披坚执锐。伐无道，气势如虹，只待凯歌奏起，这是一只必胜之师。
而胜利过后会发生什么呢？当军阀被消灭，国家被统一。矛盾中对立的一方不复存在，新的对立就已经酝酿完毕，有人说这不就是狡兔死走狗烹。这有什么难懂的，这确实一点也不难懂啊，此时国共两党里反对合作的人也都懂了，这也就是他们不肯去合作的理由啊，因为看到了结果就不去做了。章太炎是这么想的，戴季陶是这么想的，张国焘也是这么想的。
真正懂得辩证法，会用矛盾论的人，才知道矛盾背后一定还有矛盾，结果后面肯定还有结果，在打倒军阀驱除鞑虏的路上，如果只是因为看到了一段历史时期里的未来就下判断。说今天是不值得做，那眼前的矛盾就永远无法解决，对立会永远对立下去，统一也就变得没有意义。
中国国民党1925年的这次北伐，如果继续失败，那中国的大局只会更加糟糕。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毛泽东的这篇文章，不仅是写给国民党的左右派看的，也是写给共产党人看的，看向未来和看见未来是一字之差，但“看向”相比“看见”重要千万倍，在看向未来的路上，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毛泽东给出的解决方案也很清楚。
看阶级。对年轻人来说，革命是浪漫的，浪漫最大的浪漫在于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坚毅，隐忍和牺牲，不为一己之私而为。
普罗大众，无论是宗教还是主义，这是所有人类延续下来的信仰，中共有的东西是人性最光彩夺目的部分，毛泽东拿起了马列主义的书，用中国的阶级划分解释了谁才是革命者应该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普罗大众。
在不久之后，年轻的毛泽东看向的未来的，北伐的胜利终于来了。新的矛盾也就相继而来，手持辩证法之剑的他，写下了另外的几行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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