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背景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节目最后是点歌环节，今天也是个下雨的日子，希望收音机前的你们，无论居家还是外出，都注意安全。
尾号6542的，这位叫阿达的网友，点播歌曲，来自伍佰，《挪威的森林》。 他留言：‘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前女友，每到下雨的日子，都会想起你。’
看来这首歌背后有着一段属于他的故事，节目最后，《挪威的森林》，送给大家！”
九点五十分，我到达了电视台大厦的一楼。
碰巧今天的采访对象-梁德庆还在上播，他是本地电台的主持人。
见到梁德庆之前，我就对他略知一二，曾听过他主持的电台节目，声音温柔却不失磁性，节目氛围轻松，常常出其不意地穿插些冷笑话，颇受好评。
一直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赴约前，我就在心里猜想着他的样子：三十岁左右，戴副四四方方的黑框眼镜，中等个子，偏瘦，喜欢穿素色衣服，可能烫了一头颇具艺术气息的男士卷发。
结果和我猜想的差不多，除了发型，我猜错了，他留了个简单的板寸头。
我和梁德庆约在上午十点，在电视台一楼的麦当劳碰面，他迟到了一会儿。我替他作主，点好了咖啡。我们坐在餐厅的角落位置，透过落地玻璃幕墙能看到大楼外的街道，雷阵雨刚过，天空依然灰蒙蒙一片，路上行人并不多。他刚坐下，还没来得及和我寒暄，又接起一通电话，谈论着关于节目选题的事情。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没事，我也刚到，咱们开始吧。”
梁德庆不语，他用余光扫视四周，我洞察到了他的顾虑，在电视台一楼碰到熟人的可能性太大了，这亦说明他聊的可能是极具隐私性的内容，顿时激发了我更深层的好奇心。
梁德庆呡了一口还温烫的咖啡，简短的自我介绍后，他开始了讲述...
梁德庆的第一段讲述
“要说清我的这段经历，必须从我小时候说起。我的老家是在河南洛阳下面一个普通的小县城。自打我记事起，家里的经济状况就不怎么好。因为我妈的病，需要花钱。
我妈患精神方面的疾病。她和我爸结婚时，还挺正常的。相继生下哥哥还有我后，因为产后抑郁加上疲劳过度，患上了癫痫，也就是咱们说的羊癫疯。
这病，如果及时就医，是可以慢慢稳定的。但那时县城的医疗条件有限，加上我爸妈根本没什么文化，就耽误了，病也愈来愈严重。
我妈癫痫发作时的样子，我现在已经没什么印象了。只记得，我妈发作时，我哥哥会把我关在隔壁房间，让我看连环画，他自己留下来照顾我妈。
两个卧室不过只隔着一面墙，能通过传来的声响判断隔壁发生了什么，譬如妈妈的呼喊声，桌椅板凳倒地的声音，或者哥哥用老家方言不停说着的‘没事...没事...’。哥哥大我三岁，那时候他在尽可能保护着我，家里有个被视为精神病的母亲，我在附近小孩堆里常常被戏弄和欺负，他总是替我出头。‘哥哥’这一身份，让他注定比我承担的更多。
我妈没法出去工作，只能在家里接些手工活。而我爸去了郑州打工，那边的工资高点，我们读书，我妈看病，都需要花钱。
在我看来，我爸绝对是个合格的，甚至有些伟大的男人。妈妈患病的这件事，他从来没有怨言，我几乎没见过他在家里发脾气，他一个人默默扛起整个家。”
梁德庆停顿了片刻，喝了一口咖啡，他讲述的过程中，我尽量不插话，时不时点点头，拿着笔记本，记录一些必要的谈话内容。
或许是话题太沉重，他和我讲话时的语气稍显低沉，时不时和我四目相对，但更多时候是透过玻璃观察大楼外面的动态，他的眼神柔和，但亦透着些许疲惫。我喜欢这种真实，他不用像在电台主持节目时那样，设计台本，思考下一句该说些什么，怎样去取悦听众。这些沉淀在他过去生活里的事，已经根植在他的大脑里，不需要刻意组织语言便能娓娓道来。作为采访者，我渴望的正是这种‘真实’。
梁德庆的第二段讲述
“继续说我妈的事吧。我妈在我十二岁，大概初一时，失踪了。那天，我哥陪着我妈去洛阳市区看病，结果在医院里，我哥排队交钱的一会儿功夫，我妈就不见了。
我们报了警，在市区，县城，我妈老家，甚至我爸工作的郑州，能想到她会去的地方都找过。我的整个初中，几乎都在“找妈妈”这个状态中度过。那时哥哥带着我，在街头巷尾张贴寻人启事，一间间救助站碰运气，甚至还去打捞队辨认过一具溺水后，被泡得肿胀的无名女尸。
因为妈妈失踪那件事，哥哥曾自责过一阵子，毕竟人走丢了是在他眼皮底下发生的，而他身负的这种内疚，我相信无论过了多久，都还存在，但关于我妈失踪的这件事，我却有其他的看法，这个咱们后面再展开。
无论如何，我们那几年的寻找始终无果。
有长期病患的家庭，在病人离开后，那种解脱，释然，长舒一口气的轻松感，我特别能理解。渐渐地，除了我，爸爸和哥哥都不再提起妈妈失踪的这件事。接着，我也对这件事避而不谈。
我初中毕业后，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继续读高中，二是像哥哥那样出去打工。成绩出来后，我打电话给我爸，他先是了解学费和生活费，沉默了片刻，又问中考的成绩，‘考的不怎么样，你来郑州打工吧。’
去郑州的那天，我没有提前告诉我爸，等我找到我爸的住址时，才发现，他在郑州已经有了自己的新家庭。我完全能理解，妈妈失踪，而爸爸一直异乡打工，需要找个人来继续过日子。只是那顿晚餐，我吃得不是滋味，他一直夹菜给我，我却没怎么动筷子。
第二天，我就坐火车南下，到广东佛山，找到了我哥哥。那时，我哥哥在货运站里打工，通过他，我也留了下来，从货运站最基本的搬运工做起。搬搬抬抬的重活，于我而言，有些吃不消。但我从小到大就是那种什么都憋在心里，不往外说的性格。
在佛山，我只做了两个月的搬运工，便回去继续读书了。有个晚上，哥哥找到我，他一脸认真地问我，‘你想回去读书吗？’，我点了点头。
接着他把存折交到了我手里。
那年十月，我重新回到学校读书，自此，高中，大学的学费，哥哥都以一己之力为我承担了...”
“后来呢？”停顿的间隙，我追问道。
“有个东西，我觉得你要看下，它和我接下来说的有关。”梁德庆从公文包夹层拿翻出了一张过塑后的剪报，递向了我。
发行方是佛山晚报，本地生活栏目一篇不起眼的小报道。标题，“老字号典当行被盗，当场抓获两人，系内外勾结作案！”
我默读剪报内容，趁这个空挡，梁德庆走向散台区域，向那边的熟人打了个招呼，临近午餐时段，麦当劳的人多了起来。
“这个作案团伙之一，是你哥哥吧。”阅过整篇报道，我有了一种‘确切’的猜想。
梁德庆点了点头，继续讲起他的故事。
梁德庆的第三段讲述
“我读高中那时，我爸已经不怎么管我了，他每个月会准时给我两百元生活费，后面新家庭那边生了小孩，爷爷奶奶也需要钱，他压力非常大。我就主动和他说，每个月给我一百就可以了。
每次开家长会，他都远在郑州，没法回来参加。除了高三，准备高考填志愿时，我班主任打电话给我爸，让他无论如何都要来参加。
因为经济拮据，我没有别的心思，拼了命地学，为了能拿到学校的奖学金，能让外面打工的哥哥压力小一点，还有买一张去佛山的火车票。我确实不是天赋异禀，读书特别好的那种料子，成绩排名大概年纪十几名的样子，总之，没能拿到奖学金。所以我再次到佛山，已经是高三毕业的暑假。
和哥哥整整三年没见，他变得略微发福，穿衣打扮也时尚多了。那时哥哥已经离开货运站了，他在电子厂做了一阵子电焊类的工作，他觉得可以学习一门手艺，比搬搬抬抬要好。”
梁德庆停顿了一下，喝了一口已经凉掉的咖啡。
“我大学去了河南师范，一是师范院校学费低，二是离家近，可以省下交通费。我知道我爸那边是拿不出大学学费的，我只能靠自己。我当时暑期从佛山回到河南就开始打起暑期工，但是两个月下来凑的数字距离大学学费，仍然差了很多。
没办法，我再次求助了在佛山的哥哥。哥哥什么也没说，第二天，就把学费汇给了我。他唯一叮嘱的话是，在大学好好学习，不要总想着打工，钱的事情他来搞定。
我的大学生活和大多数人一样。只是过得更节制，更朴素，我的学业成绩并没有因为课余生活的单调而变好，反而因为我学的是新闻学，因为钱的问题，很多课外实践我都不能去做，因为费用太高。
我常常问自己，那时候时不时可以更努力一点，我指的是赚钱的事情，因为我确实没有尽全力去打工。我明知道一年上万的大学学费和生活费，是座山一样的存在压在了哥哥身上。我那时候默许自己不去想这个问题，不去思考我是否自私，这对哥哥是否公平，我也从来没有开口问过哥哥，你会不会喘不过气来？
而是，钱有富余时，用来买手机，用来买礼物送给我喜欢的女同学。
大三上学期的某一天，老家街道办的妇女主任联系上我。说我哥哥在佛山犯罪被抓起来了，要枪毙。那时她的措辞过于夸张，导致我听过后，直接两腿一软，瘫在了地上。
赶到佛山时，我能看见哥哥，但哥哥已经看不见我了。听到这里，你不要误会，我哥哥他没有死。
哥哥和他的两个朋友，计划偷一间典当行，因为有个人在这里做过学徒，熟悉内部环境，整个过程很顺利，但是他们在离开时，警察赶到了。原因是他们不知道典当行的摄像头已经升级，安装了闯入报警功能。他们试图从三楼洗手间逃走，但是哥哥失足摔了下去。三楼当然摔不死人，但哥哥后脑着地，造成脑外伤溢血，双眼视神经损伤，视力从1.5减退到0.05。所以我赶到佛山见到我哥哥时，是在医院，而不是监狱。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哥哥再也看不见我，因为他失明了。”
梁德庆沉默了好一阵子。我没有去开启话题，没有盯着他，开始低头写字，我知道他需要短暂的休整。这段经历于他而言，不止是对哥哥的犯罪过程的一副素描，更重要的是勾起隐藏在背后的动机，让梁德庆自责不已。
“哥哥被判刑三年，这期间，我来佛山探监过两次。都被哥哥拒之门外，哥哥看不见东西，读不了信，我只能写下来，请求狱警读给他听。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洛阳老家的邻里街坊，把哥哥视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妈妈羊癫疯接着失踪，爸爸组建新家庭，哥哥外出打工最终犯罪入狱。我们一家人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奇葩。留在老家的我，爷爷奶奶，常常处于这种流言蜚语之中。
三年后，哥哥释放的日子快到时，我打电话给监狱确认，被告知哥哥三个月前已经提前出狱了。再后来，哥哥失踪了。我像当年找妈妈那样，把哥哥过去十几年在佛山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全部都找了一遍。他曾经的工友，老乡，交往的女朋友，可以想到的人，我全部都问了一遍。总之那以后，距今有五六年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哥哥。”
采访尾声
一晃儿，我和梁德庆已经聊了接近两个小时。
阴天转晴，正午阳光从玻璃幕墙穿透进来，打在我们身上，我刚想提议换个位置坐，但我意识到采访已经结束了。
我本想用几句客套话结束今天的采访。这时，梁德庆的目光扫到了我一直记录的笔记本。
“我可以看下吗？”
我迟疑了一下，因为笔记本上写的内容不全然客观，也写了我日后对采访素材进行加工时，写的引导词，但我还是点了点头。
梁德庆草草地浏览了一遍，“动机？”，他读出了我在笔记最后写的那个词。继而望着我。
“我觉得你省略了关于你的部分。包括你主动找我采访的原因，我称之为动机，不好意思，可能用词不当。”
梁德庆把笔记本合上，放回我这一边，他开始解答我的疑惑。
“哥哥失踪后的第三年。那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接电话后，那一边没有声音，但是持续了几秒钟，我本能地喊出‘哥哥’，能感觉到那头的人愣住了一下。我知道这样说很荒唐，但是我知道对面的人是哥哥。
也是那一刻，我有了一种接近事实本身的猜想。妈妈和哥哥都没有失踪，他们选择主动离开。
当时，知道爸爸在郑州有了新家庭的妈妈，陷入了纠结。一直以来她就自责自己的病成为了家庭的拖累，所以她没有怪过爸爸。终于在我和哥哥上了中学后，她选择了主动离开。只是她没有预料到，她走了以后，我们始终四处找她，没有放弃，她应该留下一封书信说明，那样至少哥哥不会自责。
而哥哥的失踪和妈妈一样。他自幼知道，去照顾一个长期患病的人，这会多么地辛苦，而且持续一生一世的过程。所以在双目失明后，他选择了离开我，彻彻底底地。他担心成为我的负担。”
“但这只是你的猜想。”
“当我查到那通电话的号码所在地，也是在广东，更加坚定了我的想法。我辞掉了老家的工作，来到广东。在来程的火车上，当我听到列车到站的广播声时，我就有了这样一个想法，过程不易，但我最终还是做到了。
我知道哥哥在这城市的某个地方过着属于他自己的生活，可能已经成家，也可能没有。这都不重要。双目失明的他，如果在某一天能通过本地电台，听到我的声音，他便会知道，他的弟弟始终陪在他的身边。这就够了。”
中午一点，梁德庆的采访结束。我望着他往电视台大堂走去的背影，我重新低头看着刚刚写的那页采访笔记。刚刚在采访的结尾，我问了梁德庆一个问题。
“那关于我的这次采访？”
“因为我抱着一种侥幸，或者说是一种希望。如果哥哥的眼睛已经治好了，也许会在报纸上看到这篇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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