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在短缺经济中度过。那个年代的多数生活必用品都要使用票证购买。鱼和肉也一样要票，加上父母收入不高，我们一个月里难得吃上几次荤腥。即使如此，入秋后，整个家庭还是为那一餐年夜饭做准备。
北风刚起，家里就开始腌制猪肉和鸡鸭鱼。所谓腌制，通常就是使用盐和酱油，腌制猪头是杭州的一大地方特色。这并非杭州人特别喜欢吃猪头，而是它价格便宜。当年的猪肉价每斤0.47元，而猪头的价格是0.28元。对于多数收入不高的杭州市民来说，每斤便宜0.19元，可是省了一大笔钱。但猪头的供应并非很充裕，一家肉店每天的供应量有限，所以排队成了最公平的方式。我未进初中，家里这项任务就落在我身上。半夜起身，翻过肖公桥，从长长的瓦子巷的北头走到南头，进入大街后，还要穿越我父亲工作的南星桥菜场，才能到达菜场南边的肉店。我父亲当时任这家菜场的经理，但从未托关系去肉店买猪头，宁愿让我天不亮去排队。可见，那时候的很多基层干部，是真正的廉洁奉公。当然，也许是我父亲天生一根筋，情商不高（我们几个做子女的，当时就是这样埋怨我父亲，可他依然我行我素）。
我到达肉店门口时，有些街坊比我更早，已经有三五个人排着队。我站到队伍末尾，兴奋过后，就会犯困，闭上眼睛，站在那里打瞌睡。渐响的人声把我惊醒，我发现这队伍已经延伸到很远，天色也鱼肚白了。大约七点左右，肉店开门，年轻的肉店倌（营业员）懒洋洋地出来，撤去商店橱窗外的木排门，再打开正门。这时候会有一点躁动，有些晚来的会想着挤到前面来，但多数人很守规矩，按照先来后到的次序，进入肉店购买。肉票是一年中积累下来的，猪头虽然便宜，但肉票不能少，否则买不下来整个猪头。其实肉店有两个营业员认识我，知道我是谁家的儿子，可上秤时照样一丝不苟，当时的社会氛围就是如此，谁都觉得这样很正常。
当我拎上一只沉甸甸的猪头走出肉店，我的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一般说，离春节稍远一些日子买来的猪头，会腌制起来，用盐或酱油腌制几天，再挂起来晾晒。所以，将近春节时，天气好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在门前道地上用铁丝挂上这类腌制品，除了猪头，也有腌制的鸡鸭鹅和鱼干。结婚后我岳父常常会取笑杭州人的这一习俗。其实这还真不是杭州人喜欢吃猪头，证据就是，改开后，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杭州人很少再做这类腌制品，每户一只腌制猪头挂在门口的风景，再也见不到了。
也有的猪头是靠近春节时买的，这是鲜吃的。用猪头祭神，也是中国的传统。在旧时代，供奉猪头三牲在神和祖宗的神龛前，是每年春节的一个重要环节。所谓三牲，有牛、羊、猪，称为大三牲，也有猪、鱼、鸡，称为小三牲。建国后，大家几乎一样穷，没有哪家能用牛羊来上供，供一只猪头加鱼和鸡，是许多街坊邻居能办到的，我家在文革前，记忆中外婆都会用这样的方式祭神祭祖宗，文革扫四旧，这样的形式才消失。
在年夜饭上，猪头不会整个盛在碗里端上桌，我外婆会把猪头的肉骨分离，再切成小块端上桌。孩提时候的我，最喜欢的一件事，是从切除出来的猪头骨上找剩余肉，其实这些骨头上几乎没有肉，但我还是会捧着猪头骨啃上半天。
这样馋肉的年代早已远去，但我回忆起当年从外婆手中接过猪头骨的情景时，心中的温馨感，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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