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善恶之源》感悟笔记
一，婴儿身上的道德研究
1，道德本能
心理学实验结果证明 ，婴儿身上存在“善”与“恶”的区分判断，并且有天然的助人意愿。
从这也让我更理解孟子提出的“性本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道德本能：1，对他人的共情与同情；2，对平等的偏好；3对亲缘的偏好。
对他人的共情与同情，对平等的偏好和亲缘的偏好是婴儿与生俱来的三大道德本能。
这三大本能从原始人类进货发展而来，无所谓善恶，换句话说，从人类在这个宇宙中存在而言，只是为了宇宙间能生存、能繁衍，无所谓好坏，只是进化的选择。如果从这里来理解，那就可以更清晰的理解阳明先生的“无善无恶心之体”所表达的含义中，这一层是意思之一。
到这，发现了此时的认知或想法好像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就是“无善无恶心之体”与“性本善”是相互矛盾的。
阳明先生的心学博大精深，我是一位还未真正踏进心学之门的想做阳明先生的私淑弟子的求学者，不敢妄加谈论阳明先生的思想所指，但在此我个人暂时的想法是“无善无恶心之体”与“性本善”并不矛盾。
“性本善”是旨本性趋向善，（如果从现代的知识分析这句话，可以借用博弈论的相关理论中得以佐证，但具体可参考博弈论的哪些理论或是博弈论的哪本书，一时想不起来了，只好暂时放在这了。借用解读文稿里的原话：人之所以会有同情这种本能，最合乎情理的解释是，人类是一种社会性的群居动物。协调好人际关系，是保障我们生存繁衍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因为我们总是与一个群体生活在一起的。而同情可以说是一种非常高效的“社会黏合剂”。同情促使我们关心他人的苦难和痛苦，这可以增加社会凝聚力，社会凝聚力强了，也会反过来保护社群里每个人的安全。因此人的本性是趋向善，因此我们应该相信良知，慎独时时刻刻格物致知。）
本性趋向善，用书中的话来说是用理智超越“道德本能”，用阳明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良知”。这里回归到阳明先生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为什么知善知恶是良知，如果用书中，或者说回归到心理学研究来说，人的三大道德本能是人类漫长的进化发展而来，是人类的基因为能使人在宇宙间生存下来持续繁衍而形成的人的本能。这些本能有着他们积极 、善的、好的促进人类进化的一面。但用我们传统文化来说，大家都知道一阴一阳这谓道，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书中给我们分析了，如果我们不用理智去超越“道德本能”，这些本能在现如今的不必为生存、为活着而担忧的现代社会，它会把我们带到偏离美好道德的另一面。
因此我们应用理智对待我们的“道德本能”把我们的道德引入美好的一面。正是阳阳先生教我们的“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在生活中去格物，格物致知方能使我们的生活心安而不惧，行劳而不倦，气从以顺。
后附帆书APP-非凡精读馆-魏知超老师的解读文稿，
一是为老师”们”为往圣继绝学“，传播知识行为表示尊敬与感谢。
二是为求诸于心反省自已有再次学习理解的机会
书友你好，欢迎来到非凡精读馆，我是魏知超。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是一本关于人类道德心理的深度探索之作——《善恶之源》。
书里的很多观点可能都会挑战、颠覆你关于什么是善恶、什么是是非对错的固有看法。比如说，你是不是听说过共情，也就是同理心，人类最美好的一种情感？共情，就是我们对别人的喜怒哀乐感同身受。这些年很多人大力提倡增强人的共情能力。如果人们都能真真切切感受到别人的痛苦，那不就会实现人人彼此关爱、守望相助？那么，一个和谐的完美社会不就指日可待了吗？
但你知道吗，有时候过分强调共情反而会让人变得冷漠，共情有时候还会伤害公平秩序，让我们陷入一些意想不到的道德困境里。
再比如说，你觉得人们是更渴望“平等”还是“公平”呢？“平等”是说我和你得到的东西要一样多，“公平”是说谁贡献多谁就拿得多。你知道吗，虽然平时我们动不动就爱说“这不公平”，但其实在直觉上，大多数人更看重的并不是“公平”而是“平等”，是不管怎样我都要和你拿一样多。
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本能？
又比如说，你肯定知道人是非常“亲疏有别”的。我们不假思索地爱家人、信任朋友，同时又会不假思索地对陌生人保持警惕，对外族人充满偏见。为什么我们对待亲人和陌生人的态度会有如此大的差异？你知道种族偏见可能只是一个进化的“副产品”吗？
以上这些耐人寻味的道德问题，都可以在这本《善恶之源》中找到答案。
书的作者是著名心理学家保罗·布卢姆，他是耶鲁大学最受欢迎的心理学教授之一。他的“心理学导论”课程，是互联网上被观看次数最多的心理学公开课之一，也是很多人的心理学启蒙课程。布卢姆教授的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道德心理学这个领域，他在《自然》《心理科学》这些权威期刊上发表过一系列有影响力的研究报告。而这本《善恶之源》，正是他对人类道德的深入探讨，也是他真知灼见的结晶。
那么，接下来就请你跟随我，和布卢姆教授一起深入探索人类的善恶本性，揭开人性中的善恶之谜。
道德本能及其局限
道德，当然是个大问题。
哲学家康德认为，一个人无论智慧多么卓越，才华多么出众，但如果没有道德作为指南，他的一切都将成为人类的灾难。因为智慧和才华决定了你可以做什么，而道德决定了你应该做什么。
道德的上限极高，下限极低。往上限看，有人竟然会为了素不相识的人捐献自己的器官；往下限看，有人竟然会建立死亡集中营屠杀同类，然后把他们的身体做成香皂和肥料。道德的上下限决定了一个人是天使还是魔鬼，道德也能让这个世界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而围绕道德这个大问题，有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是：我们的道德感是怎么形成的呢？
你觉得伤害别人是不对的，被不公平对待时会很愤怒，人们在灾难中守望相助的场面让你感动得热泪盈眶……
这些跟道德有关的信念和情感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只有了解了道德的来源，我们才更有可能有的放矢，约束人性中的恶，呵护人性中的善，帮助我们自己，帮助我们关心的人成长为在道德方面更加完善的人。
对于“道德感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善恶之源》这本书给出了一个关键洞察，那就是：人的道德感有非常明显的先天遗传的成分。有很多与道德判断有关的情感和心理机制，是我们从娘胎里自带的，我们拥有先天的道德本能。但更重要的是，先天的道德本能并不完美，它有很多局限性，我们不能一味顺从道德本能来做事，而是要想办法超越它。如果让我来给这本书取个别名，那就是“道德本能及其超越”，这也就是本书的主题。
道德本能这个概念，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有点陌生的。你可能模模糊糊地认同《三字经》开头说的那句“人之初，性本善”。但是你真的能想到支持“人之初，性本善”的过硬的证据吗？你真的认真观察过婴儿的道德行为吗？你真的相信道德这么一个听起来很高大上，老是跟哲学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居然是可以遗传的吗？它居然是一种本能吗？
那我们就不妨从一个关于“人之初，性本善”的心理学实验开始讲起。说完它，我们再具体看同情、平等偏好、亲缘和内群体偏好这三大道德本能。
“人之初，性本善”
要看人的道德感是不是一种遗传的本能，是不是从娘胎里自带的，那我们当然就得把目光从成年人转向“人之初”，去观察刚出生不久的婴儿。
出生几个月的小婴儿，就会哭，就会笑，有一些天生的情绪、情感，那么他们是不是天生就能分辨善恶呢？
该怎么去验证这个猜想呢？
《善恶之源》的作者保罗·布卢姆教授想出了一个好办法，说起来也挺简单，那就是给小婴儿们看动画片，观察他们的反应。
布卢姆教授和他的同事们专门制作了几部动画短片。片子里的角色都是一些几何形状，比如说红色、黄色和绿色的三个圆球。我们把它们叫作小红、小黄和小绿。动画片里有个场景是小红想要爬一座山，第一回，小黄跟在它后面，它把小红慢慢推上山去，这是在帮忙。第二回，小绿站在半山腰，小红一爬上来，小绿就把它推下去，这是在使坏，帮倒忙。
接下来，场景一切换，小红、小黄、小绿都出现了。这时候会有两种情况。小红要么是接近帮过它的小黄，跟小黄高兴地在一起玩耍，要么是去跟刚才害过它的小绿高兴地玩耍在一起。布鲁姆教授想要观察的，就是当婴儿看到这两种情景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
结果发现，9个月和12个月大的婴儿在看到小红接近那个曾经害过它的角色——也就是和小绿玩耍的时候，他们注视这一幕的时间会更长，他们会盯着这一幕看很久。
这反映出什么？这反映出小宝贝们的惊讶。
婴儿如果看到一个符合自己预期的场景，就不会盯着看太久，他们会觉得那是正常的，很快就没了兴趣，然后转头看别的东西去了。但如果看到的是一个让他们感到意外的场景，他们就会盯着看很久。所以，小红跟害过它的小绿玩耍在一起是让小宝贝们觉得惊讶的。这就说明，婴儿虽然初涉人世，连话都还不会讲，但在他们的小脑瓜里，居然就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是非观念了。他们觉得与一个帮助过自己的角色亲近是自然而然的，而与一个伤害过自己的角色亲近是很难理解的。这难道不就是一种最朴素的道德感吗？
后来，布卢姆教授又找来年龄更小的婴儿做了一些补充研究。他发现，婴儿对小黄、小绿的不同态度，大约是在出生6个月到9个月之间开始表现出来的。半岁之前的小婴儿，对小黄、小绿的态度没有明显差别。尽管不是一出生的那一刻就能辨善恶，我们还是很难相信一个半岁到一岁左右的婴儿能区分善恶是父母教育的结果。更合理的解释当然是，“帮助人是好的、阻碍别人是不好的”这种非常朴素的道德感，很可能是人类的“出厂设定”，是一种天生就具备的本能。
布卢姆教授的这个研究成果，也能与其他实验室的发现相互印证。
比如，著名心理学家、《我们为什么要合作》的作者迈克尔·托马塞洛做过一个关于幼儿自发帮助他人的实验。在这个实验里，一个幼儿和他的妈妈一起待在某个房间里。这时候，一位成年人走进房间，他拼命想要打开房间里的一扇柜门，但因为怀里抱满了东西，手腾不出来，所以干着急。这时候房间内并没有人望向幼儿，怂恿他帮忙，也没有人向幼儿发出请求，让他提供帮助。但是，居然有差不多一半的幼儿决定伸出援手。他们其实自己走路都走不稳，但是他们还是会主动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过去，为那个遇到麻烦的大人打开柜门。
看来，婴幼儿不但能辨别其他人的行为是善是恶，如果给他们机会的话，他们自己也会亲自动手帮助别人。
结合这些证据来看，“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一定程度上的确是成立的。 “帮助他人是好的”这种道德直觉是被写进了我们的基因里的。这就意味着，塑造道德感的一种重要力量其实是“进化”。有些道德观念，可能是像我们的眼睛、手脚和身上的器官那样，是进化出来的一种“适应机制”。就像是更好的视力能让人更好地发现猎物一样，这些进化出来的道德本能很可能也是用来帮助我们的祖先适应生存环境，帮助他们更好地生存和繁衍的。
那么，我们到底进化出了哪些道德本能？这些道德本能到底帮助我们的祖先解决了哪些生存和繁衍问题？它们又有哪些局限？我们下面具体来说一说。
在《善恶之源》里，布卢姆教授重点探讨了三种最重要的道德本能，分别是：
1.同情，我们刚才提到的几个婴幼儿道德实验里的小宝贝们表现出来的道德本能其实就是同情。
2.平等偏好，喜欢平等，讨厌不公。
3.亲缘与内群体偏好，亲疏有别，喜欢自己人，戒备外人。
那我们下面就先从“同情”这种道德本能开始说起。
道德本能一：同情
我们知道，道德这个概念的边界其实是很模糊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人，对于哪些行为属于道德范畴，哪些不属于，理解不一样。比如说，在一些文化里，女性穿不符合某些规范的衣服，比如穿短裙，就可能被视为不道德。但在其他很多社会里，这完全是女性的自由和权利，与道德问题根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可是，也有那么一种行为在几乎所有文化里都无可争议地被认为是一种道德行为，那就是助人——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帮助，为那些遭受痛苦的人缓解痛苦，这是人类最普适的一种道德，这几乎是毫无争议的。刚才我们列举的几个婴幼儿实验，观察的其实就是婴儿对助人行为的反应。
那么，在心理的层面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在驱动力在驱使我们帮助别人呢？最直接的驱动力，是同情。同情，就是看到别人遭受苦难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种关心和理解，进而产生一种帮助他的冲动。同情，就是孟子说的“恻隐之心”，就是“不忍之心”。
那么，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同情这种情感呢？
人之所以会有同情这种本能，最合乎情理的解释是，人类是一种社会性的群居动物。
协调好人际关系，是保障我们生存繁衍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因为我们总是与一个群体生活在一起的。而同情可以说是一种非常高效的“社会黏合剂”。同情促使我们关心他人的苦难和痛苦，这可以增加社会凝聚力，社会凝聚力强了，也会反过来保护社群里每个人的安全。
同情也会驱使我们帮助和保护群体里的弱者，这对于维持社群的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因为同情以及它带来的助人行为是非常有效的“社会黏合剂”，所以人类并不像有些书和文章里说的那样是完全是自私的。我们有关爱他人的本能，我们尤其会去天然地关爱自己社群里的人。
而说到同情，我们就必须要提到另一个与它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概念——共情。
不少心理学家认为，“共情”与“同情”总是如影相随，相伴出现。共情的意思是感同身受。比如，你排队打疫苗，看到针头戳进前面那个人的皮肤里，你感觉自己手臂上相同的部位也会隐隐作痛，甚至连龇牙咧嘴的表情都跟前面那个人同步了，这就是共情。
再比如，当你读到《巴黎圣母院》里卡西莫多冲进刑场救下埃斯梅拉达这段情节的时候，你激动得从座位上跳起来，高兴得不得了，感觉你自己就是卡西莫多，这也是共情。
用《善恶之源》里的话来说，共情“就像是进入了另一个人的身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和他一样的人”。
有一部分心理学家认为，是先有共情，然后才有同情的。
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当我看到你遭受苦难的时候，我先会感同身受，代入到你的视角，感受到你的痛苦。那我肯定不想我自己那么痛苦，所以我就会伸出援手，帮助你脱离苦海。这样一来，我和你的痛苦就一起缓解了。
从共情到同情，再到助人，这才是支撑助人行为的一个完整的心理过程。听起来是不是很合理？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我们看到好多人在写书、写文章大力鼓吹共情。在那些作者看来，社会的和谐发展需要更多的人有同情心，而同情心背后是共情，那么只要让更多的人有更强的共情能力，不就实现所有人都相亲相爱，世界大同的愿景了吗？
但布卢姆教授在书里给这种观点敲了一记闷棍。布卢姆教授说，共情和同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有他就有我”。它们之间的关系其实非常微妙。
首先，有些时候产生同情并不一定需要有共情。比如著名哲学家彼得·辛格表达过一个观点，他说，我们去救一个落水的孩子，并不需要先代入那个落水孩子的视角，先去体验他的痛苦，然后才决定跳下水去救他。其实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我们心中的同情心是自然而然在第一时间涌现出来的，我们其实是不假思索地就跳下去救他了。
所以，有些时候同情可能并不是由共情产生的，它们可能是平起平坐的，都是一种很直接的本能反应。
当然，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在生命早期，当我们还是婴幼儿、小朋友的时候，同情的确主要是被共情激发出来的，小时候我们看到别人受苦之后自己感觉也很痛苦，然后为了缓解自己的痛苦而伸出援手。但对于很多成年人来说，他们已把同情内化成了一种自发的行为，就不需要由共情来驱动了。
所以，布卢姆教授认为，共情真正重要的价值，并不在于推动一个成年人去感同身受，而在于引导婴幼儿和儿童形成内在的道德观。也就是说，共情就像宝宝学会走路需要一个学步器，他们扶着一个带轮子的学步器走路，就更容易学会走路。道德的形成可能也是这样的，共情就非常像儿童在道德心理上的学步器，共情是用来帮助儿童们形成正确的道德观的。
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产生同情不一定需要共情。其实还有一种反过来的情况，那就是明明有共情，却没有同情，没有助人行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女士住在德国纳粹死亡集中营附近，她亲眼目睹集中营里的囚犯在被执行枪决数小时后在痛苦中死去。她心情异常沉重，于是写信给纳粹政府，信里有一段话是这样的：
“没有人想要目睹这般暴行。无论如何我已经受够了……我要求终止此等非人行径，或者至少应该转移到没人看见的地方进行。”
这最后一句话，太让人心里发凉了，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最好不要这样折磨囚犯，因为我对他们的痛苦产生了共情，这让我很不舒服，但只要不让那种痛苦传导到我身上，那就随你们折磨好了。
有的时候，我们的确会产生类似的倾向——与其费力帮助别人解除痛苦，更“方便”的解决办法，其实是让自己看不见痛苦，眼不见为净。
这种现象其实很普遍。在实验室里，当老鼠看见同伴被电击的时候，有时候不会去提供帮助，而是会自己躲起来，眼不见为净。再比如，有些人在网上、电视上刷到那些对苦难事件的新闻报道的时候，他们会马上关掉新闻，去刷别的东西，这也是眼不见为净。所以共情其实并不一定会激发同情和助人行为，有时反而会让人回避痛苦。
说到这里，你应该就能明白，共情并不像很多书和文章里吹捧的那么万能。光靠它来建立一个大同世界，够呛。
而且，更严重的问题是，就算共情激发出了助人行为，它往往也是有很明显的道德局限的。因为共情这种情感往往指向非常具体的个人，它是让我们对眼前看到的这一个人感同身受。比如你读到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心脏有问题，生命垂危，正在等着换心脏的新闻报道，你对她产生了强烈共情，你觉得小女孩好可怜。
这时候我问你：小女孩正在排队等待器官移植，你觉得应不应该让她排得更靠前一点呢？
有一个相关实验测试过这个问题，结果是，人们产生的共情越强烈，就越觉得小女孩在等待名单上应该往前排。
但是，你仔细想一想，这难道不是一种作弊吗？这对其他那些同样排队等待救治的孩子来说难道不是一种巨大的不公平吗？
实际上，这种情况在现实中经常发生。新闻报道了某一个人的不幸，结果所有的救助、资源都朝他涌过去，但问题是，这个人可能并不特殊，可能甚至不是最需要帮助的人。他并不比其他相同处境的人更应该得到优先救助，他只不过是得到了更多的共情而已。
由共情直接激发出的助人行为，往往就会有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效果，它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导到一个个案上，但往往没法兼顾公平。
岔开一句，我强烈推荐一部短篇科幻小说——美国华裔作家刘宇昆写的《拜占庭同情》，它用一个很有意思的科幻设定把“共情”的道德局限刻画得淋漓尽致，有兴趣的书友可以去读一下。
言归正传，共情是一种非常本能的、直觉的道德反应，但刚才这些讨论也让我们看到，由它激发出的行为是有很多局限的。我们不能不假思索地完全顺着这种天生的道德直觉来做事，这是会出很多问题的。
而我们刚才的这些讨论，其实是运用我们的理性分析能力来反思道德本能有哪些局限，我们刚才的这一番分析其实就已经是在用理性来超越本能了。
我们人类进化出了各种本能反应，但幸运的是，人类也进化出了理性。如果把本能看作是基因的指令的话，那么绝大多数物种都只能乖乖地听从命令，但人类是个特例，人类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违抗基因的指令的。
这也是贯穿在《善恶之源》这本书里和一个核心观念：我们一定要运用理性来分析道德本能的局限，然后想办法超越它。
当然，理性不是万能的，并不是说只要动用了理性，我们就能一步到位发现最合理的道德抉择。但理性反思是个开始。比如一旦意识到只顺从共情来行动是有局限性的，那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思考更合理的抉择是什么。比如，是否应该建立一种机制，帮助有困难的人群更公平地得到帮助？怎么鉴别出哪些人更需要帮助？再进一步，心理学家可以设计实验来检验人们的行为，经济学家可以建立各种数学模型来模拟各种道德选择的优劣势，像刘宇昆那样的小说家还可以把他思考的结果创作成小说，启发更多人的思考。
通过这样一连串的理性分析和反思，我们就慢慢超越了有限的道德本能，让我们的道德选择不停地往更合理的方向改进。
所以，在布卢姆教授看来，理性是我们超越道德本能最主要的一种工具。
当然，理性不是唯一的工具。
著名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提出，人的心智有两大系统，系统一是“非理性”，包括我们的情感、直觉、无意识，系统二是“理性”，包括我们的思维、逻辑、推理、意识。
如果理性的系统二可以帮助我们超越道德直觉，那是不是也可以利用非理性的系统一呢？
当然可以。尤其是在做道德教化的时候，也就是想要培养儿童、青少年的道德的时候。由于孩子们的理性思维还不成熟，所以利用无意识的系统一，潜移默化地去影响他们，跟孩子们进行“无意识对话”，效果可能更好。
比如说，有时候与其言传，跟孩子们讲道理、做分析，还不如身教，也就是树立榜样，让孩子们去模仿。
我联想到《影响力》那本书举的一个案例，这本书我们非凡精读馆也解读过。书里写到过传奇人道主义者特蕾莎修女，她因为在世界各地救助过无数需要帮助的人而受到人们敬仰。她有一回跟人讲起过，自己小时候本来家庭条件挺好，后来家道中落，但哪怕自己家已经不富裕，她妈妈也还是会为任何有需要的人提供吃穿用度。她放学回家时经常会发现陌生人坐在家里吃饭。特蕾莎就问妈妈为什么他们在这儿，妈妈回答说：“他们是我们的同胞，帮助同胞是天经地义的。”是妈妈的博爱为小特蕾莎树立了最初的榜样，埋下了日后行善的种子。
这就是榜样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身教”的作用往往大于“言传”。孩子很大程度上不是被你“教”出来的，而是被你“示范”出来的。
所以，不论是理性的系统二，还是非理性的系统一，都可以用来帮助我们超越道德本能的局限。这一点，在一会儿要说的另外两种道德本能里也会体现出来。
关于“同情”这种道德本能以及与它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就说到这里。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种道德本能——对平等的偏好。
道德本能二：平等偏好
要说有哪种道德标准能与同情心相提并论，那就非“公正”莫属了。没有任何一个人不渴望自己得到公正的对待。
公正对应的英文单词是fair，它是我们心理上的主观感受。有两种客观的结果都可能会带来公正的主观感受。一种是平等，一种是公平。
平等强调的是“给每个人同样的东西”，通俗来讲就是平均主义。平等对应的英文单词是equality。
而另一个概念——公平，强调的是“根据每个人的需求和情况给予他们应得的东西”，比如说多劳多得，付出多的收获也多，或者能力强的得到更多。公平对应的英文单词是equity。
那你是更喜欢平等还是公平呢？平等地分配奖励和公平地分配奖励，哪种更公正？
我猜不到你现在会选择平等还是公平，但我能确定，在你很小的时候，你是一个平等主义者。因为心理学家做了一系列研究之后发现，人们似乎天生更倾向于平等，而不是公平。我们有一种天生的平等偏好。
平等偏好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刚出生后不久的婴儿就已经有平等分配资源的倾向了。比如说，有一个实验让16个月大的婴儿看一出木偶戏。木偶戏里有个负责分配玩具的动物，它要么是把玩具平均分给其他动物，要么是只把玩具给其中一只动物，结果发现，只有当那只动物平均分配玩具时，婴儿们才会喜欢它。
其次，为了追求平等，孩子们甚至不惜毁掉多出来的奖励。
美国某脱口秀大神讲过这么个段子，他说：“我有个5岁的女儿。一天，她的玩具坏掉了。为了公平起见，她要求我把她姐姐的玩具也弄坏。”
我没有的，你也不能有——这只是段子吗？还真不是。
有一个实验得出了跟段子里面一样的结果。实验室的研究人员给一群6岁到8岁的孩子讲了马克和丹两位小朋友一起打扫房间的故事，打扫完之后，他们会得到几块橡皮作为奖品。
研究人员问小朋友：“我这儿有5块橡皮，我给了马克2块，给了丹2块，还有1块橡皮该给谁呢？我是应该把这块橡皮给丹，还是应该把它扔掉？”
结果，几乎所有参加实验的儿童都希望研究者把这块橡皮扔掉。为了达到平等，孩子们真的不惜把多出来的东西毁掉。
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表现是，孩子通常很难意识到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付出，而是倾向于分配的绝对平等。他们往往只在意结果平等，而不考虑其他方面。
心理学家威廉·戴蒙询问过很多儿童关于如何分配劳动报酬的问题。比如他问一个孩子：“克拉拉这个小朋友说她比所有其他人干的活都多，所以她应该得到更多钱。你同意吗？”被问到的孩子最典型的回答是：“不，她不应该得到更多钱，因为这不公平。” 研究人员追问：“她该不该拿得比别人少呢？” 孩子回答：“不。所有人都应该得到同样多的钱，不然就不公正了。”可见孩子们非常在意平等。
布卢姆教授总结说：“我们能在所有年龄段的儿童身上看到他们对平等的压倒性偏好。”
显然，人们普遍有一种天生的、遗传的平等偏好。用灵长类动物学家、《黑猩猩的政治》的作者弗朗斯·德瓦尔的话来说：“人性中最深切的渴望就是均贫富。”每个人得到一样多似乎比按付出或者需要来决定分配显得更加天经地义。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问题自然就转入了进化的视角：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种天生的平等偏好帮助我们的祖先解决了什么样的生存问题呢？
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弗·贝姆研究过几十个现存的小型狩猎-采集社会的生活方式，他很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这些原始社会的成员都是极端的平等主义者。在这些原始社会里，物质不平等程度被降到最低，一切资源都被平均地分配给所有部落成员。
那为什么这些部落要实行绝对的平均主义呢？
部落里的平均主义背后真正的关键点其实在于“限制强人的权力”。贝姆观察到，这些原始部落里的每个人都非常努力确保其他人不把权力凌驾于自己之上。他们对部落里任何强人的崛起都保持高度警惕。
在一些部落里，人们会通过批评和嘲讽把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大人物拉下马。有一些细节很有意思，比如，一名猎手打了几头大野猪回来，他沾沾自喜，招呼大家过来看，而过来围观的部落成员会故意贬低他打到的猎物。他们可能会说：“你让我们过来就是帮你搬这些小得可怜的尸体？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兔子吗？”
而另外一些时候，限制权力的手段会变得非常血腥。如果部落里有强人锋芒太露，攫取了过大的权力，那部落里其他人就会一起把他驱逐出部落，甚至直接动手把他的肉体消灭掉。
而绝对的平等主义其实就是限制强人权力膨胀的其中一环，通过绝对地均分财产和资源，部落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就形成了一个同盟，不停地把强势人物的影响力削弱。所以绝对的平等主义就像是一只“无形的手”，在默默地调节原始部落里的权力平衡。
人类先天的平等偏好之所以进化出来，可能就与这种在原始的群居社会里限制他人权力的需求有关。只不过后来随着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强者攫取权力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强大，权力制衡天平就被打破了。但是，绝对平等主义的心理倾向却一直流传到了今天，成了我们的一种道德本能。
就我理解，这个观点只是个假说，人类的平等偏好也有可能有其他的起源，但它至少是一种合理的、能给人很多启发的推测。
那么，在看到了孩子追求绝对平等的表现，在了解了平等偏好的起源之后，我们也应该像刚才反思共情那样，调用我们的系统二——理性，去反思平等偏好这种道德本能的局限。
这种反思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别以为只有小孩子才不管三七二十一，追求绝对平等，大人很多时候也会不知不觉地陷入“道德低幼”的状态里。
另外，我还想到最近有部非常精彩的美剧叫《继承之战》。这个剧讲的是商业大佬的三个子女争夺公司控制权的故事。他们也是很典型地陷入到“道德低幼”的状态里，不能接受其他兄弟姐妹在继承中多获得一点点利益。为了不让两个哥哥获得公司更多的控制权，妹妹甚至直接在董事会投票让外人收购了公司。他们没有办法从专业的商业角度来谈论公平，而只是把继承之战看作是兄妹之间争抢玩具，不能容忍丝毫的“不平等”。艺术来源于生活，这样的现象其实在社会上屡见不鲜。
刚才联想到的这些案例也反过来映衬出《善恶之源》这本书的价值所在，它反复提醒我们“拥有道德直觉不一定就是好的”，它引导我们对这些道德直觉的局限做理性思考。
当然，还是像前面说的，理性思考并不保证让我们找到正确答案。如果绝对平等是不对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公正？比如在追求性别平等时，如果反过来强调两性必须按照在工作中的贡献“按劳分配”，那么女性为生育、为家庭付出的那些隐性成本又该如何计算？理性思考可能会引发出更多问题，但，它是个开始。
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二种道德本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种道德本能——亲缘与内群体偏好。
道德本能三：亲缘偏好
人有一种最普遍的心理倾向：就是亲疏有别——对于亲近程度不一样的人，我们怀有不同的道德情感。现在经常被人讨论的一些道德话题，像对群体是不是忠诚，以及种族歧视、文化冲突，这些都跟这种“亲疏有别”的道德倾向有关。
具体来说，从近到远，人与人之间大概有三层关系。
与我们最亲近的，毫无疑问是与我们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我们很关爱自己的亲人，对那些可能伤害亲人的人感到由衷的愤怒。其中，我们尤其在意的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在所有动物里，人类拥有最漫长的童年，需要父母特别长久的照顾。所以，在人类的父母和子女之间就产生了一条非常强烈的情感纽带。
而且，虽然其他动物也拥有亲属关系的纽带，但是人类给这条纽带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因为我们把亲属关系的纽带变成了一种道德。比如说，我们不仅很看重自己和父母、子女之间的纽带，而且还认为其他人也应该拥有同样的纽带；我们会声讨那些不关心孩子的父母、不照顾父母的孩子。这种至亲之间的情感纽带可能就是人类各种道德感的根源。
在亲人之外，第二个圈层是我们所在的社群或部落的其他成员。心理学家把这个圈层叫作“内群体”。我们同样拥有很多与内群体有关的道德本能。与对待亲人很相似，我们同样很乐于关爱、帮助内群体成员，而且我们还很看重对群体的忠诚，如果有人背叛群体，我们会感到愤怒。之所以会进化出针对内群体成员的道德情感，还是跟人的群居生活有关。我们的祖先之所以会过上群居的集体生活，是因为群体合作能够给所有人带来更大的共同利益，进行群体合作的人类比单打独斗时强大得多。
最后，第三个圈层就是群体外的陌生人了。相比于亲属和群体内的自己人，我们对陌生人更加警惕、更缺乏信任感，也更容易对他们形成各种负面印象。在我们这个亲疏有别的道德情感层级里，最容易引起争议的，就是这部分。
我们很容易对那些所谓“非我族类”的陌生人产生很多负面、消极的情感。但问题是，这些情感是合理的吗？
比如说种族歧视。一个人只要肤色、长相跟我们有区别，我们就容易对他产生敌意，产生各种负面印象。而且这种负面印象很多时候是自动产生的，不太受意识控制。
我们为什么会有种族偏见这种心理倾向呢？布卢姆教授最认可的一种理论解释叫“结盟理论”。这个理论认为，种族其实是我们的祖先用来判断该跟谁结盟的一个线索。
人是一种群居生活的动物，群落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甚至会发展成“你死我活”的部落战争。所以，如果我们能在冲突发生之前就认识到谁是盟友，懂得把世界划分为 “我们”和“他们”，那就会对我们大有帮助。而种族正是识别盟友的重要线索。毕竟相貌特征比较接近的群落在亲缘关系上可能也比较接近，更有可能与你有利益关联。
这个理论会推出很有意思的推论，比如当我们有“结盟”需求的时候，不管是结盟打仗，还是结队打比赛，如果有其他更有效的线索来判断对方是敌是友，那么种族问题就会变得不那么重要。
这个推测是有不少证据支持的。比如有一个研究发现，如果只是把一些黑人和白人的照片混在一起给受试者看，那人们对种族线索就非常敏感，事后能根据种族的不同来回忆与照片有关的各种细节。但只要做一个小改动，只要让照片里的黑人和白人随机穿上不同颜色的篮球队服，一部分人穿红色，一部分人穿蓝色，那人们对种族的敏感度就急剧下降了。这时候，他们会对篮球队服的颜色非常敏感，会根据队服颜色的不同来回忆细节。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与“我们是同一个种族”相比，“我们是同一个队伍”“我们是同一个球队”是更加显著的关于结盟的线索。这时候，种族是不是同一个就没那么重要了。
还有一个支持结盟理论的证据是，低龄儿童对种族其实没那么敏感，但是却对一个人的口音非常敏感。如果让5岁大的白人儿童在白人儿童和黑人儿童之间选一个人当玩伴，那么他们往往会选择白人儿童。但如果他们需要在说话带外地口音的白人儿童和说话不带外地口音的黑人儿童之间做出选择，那么他们往往会选择跟自己口音一样的黑人儿童。
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因为语言变化的速度要远远超过生理特征的改变速度—— 一旦两个群体分离开来，他们的语言就会迅速分化。所以说，语言，包括口音在内，是比肤色和长相更靠谱的族群身份的标志。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比起长相相似的人，语言和口音一致的人更可能是你的盟友。
如果结盟理论是正确的，那我们就该好好反思一下种族偏见了，因为它很可能只是进化中的一个副产品而已。种族并不是关键，结盟才是关键。在今天这样一个复杂的现代社会里，我们有很多很多手段来寻找盟友，我们可以基于共同的兴趣、价值观、知识背景、工作经验、生活经历等等来了解一个不熟悉的人，而不是简单地以种族来区分敌我。
当然，这又是在调用系统二，在用理性来分析一种道德直觉是不是有它的局限性。那么，同样地，我们可以调用系统一 ——非理性的资源，来调节我们“亲疏有别”的道德感。
比如说，有一个方法很可能会让你对陌生人不那么冷漠，不再轻易产生敌意。这个方法乍一听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无厘头，那就是听故事。
故事里有很多你一开始并不了解、并不熟悉的人物。好的故事会带领读者走到这些人物的内心里，让读者意识到那些人物虽然可能跟我文化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不同，但人同此心，我们在内心里其实是一样的。尤其是听了那些讲远方的人的故事，我们的共情范围就有可能会被扩大，我们会从只对身边亲近的人产生共情，逐渐变得也容易与远方的人产生共情，这就在无形之中培养了我们对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的道德感知。
故事对道德感的塑造有多大作用虽然还存在一些争议，但也有一些证据支持。比如书里写到，有些印度偏远地区在普及了电视信号之后，会出现全村人围在一起看电视剧的盛况，然后很快地，那个地方的道德风气就会出现跟当时的电视剧有关的变化。
所以，以后妈妈再也不能责怪我们读小说、看电影，说看这些编出来的东西没有用了。我们以后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妈妈：读小说、看电影说不定能让我变成一个道德更高尚的人啊！
但这个话题还有另外一面，我们既可以用听故事这类方法扩大人们道德圈，也可以用另外一些方法来缩小人们的道德圈。
比如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制作了很多宣传材料来号召德国人反犹太人，其中有很多材料，都是把犹太人比作老鼠、蟑螂、寄生虫这些你一听就皱眉头的东西。比如有一份宣传材料把“犹太人”比喻为“一种瘫软而多孔的生物，浑身上下到处都是胶黏的液体……他们是生长在‘德意志’……身体里的可憎寄生虫”。
这种宣传有效吗？挺有效的。它们为什么有效呢？因为它们唤醒了人的“厌恶”这种情感，也就是“恶心”。
我们会对很多东西产生厌恶感。
首先是臭的、腐败变质的食物。我们江浙这边有道土菜叫“蒸双臭”，把臭豆腐和一种腌得臭气熏天的青菜一起蒸，那个酸爽啊，我觉得很好吃，但外地朋友普遍都被恶心坏了。
然后是排泄物，屎尿屁会让我们恶心。
接下来是跟身体损坏有关的东西，比如血液、内脏、皮肤上的脓肿和黏液会让人恶心。
另外，还有各种脏东西，粥里的苍蝇让我们恶心，别人很多天没洗澡，身体上散发出来的味道让人恶心。
所有这些可能都跟一个概念相通，那就是“污染”。当我们觉得食物以及身体被一些不干净的东西污染的时候，恶心、厌恶的感觉就会出现，然后我们就会想方设法躲开污染源。所以，厌恶这种情感之所以进化出来，很可能是一种重要的生存保障机制，它保障我们不受寄生虫和微生物这些感染源侵害。
虽然厌恶感本身是为了保障我们生存，但问题是，厌恶感一旦产生，就会显著影响道德判断，这就跟道德观联系在一起了。哪怕是一些不相干的道德判断，也会受到厌恶感的影响。比如有研究发现，当一个人联想到一些让人恶心的场景，或者是让他待在一间有臭味的房间里的时候，这个人就会对其他人做出更多道德谴责，在道德方面就会变得更加苛刻。
更严重的问题是，厌恶感一旦出现，我们的道德圈就会缩小。
一个普通德国人本来可能是会对他的犹太邻居共情的，但他不会对一只可能传染给他疾病的老鼠和寄生虫共情。所以一旦那些邪恶材料建立起了犹太人和那些让人恶心的东西之间的联想，那犹太人就很容易被人们从自己的道德圈里驱逐出去了。那么接下来消灭他们，也就没有什么道德上的负担了。
刚才说的这些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道德本能不但有可能被引导到更好的方向，也可能被带入歧途。我们要对此保持警惕。
总结
到这里，我们就介绍完了《善恶之源》这本书的精华内容。这本书帮助我们认识到天生的道德直觉并不完美。道德本能很强大，我们需要好好理解它。个人的道德观、社会的道德规范都是从这些道德本能里发芽生长出来的。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学到了超越道德本能的重要性，我们学习了如何通过各种理性以及非理性的方式实现这种超越。我们既可以调用理性思考，用理性来界定对错，也可以树立榜样，借用习俗与文化，甚至是利用故事来潜移默化地培养和塑造道德习惯。
当然，我觉得这里面的核心还是发挥理性来剖析道德本能的局限，那些非理性的部分——该树立什么榜样，该扬弃哪些文化和习俗，该给孩子讲什么故事——这些其实也是我们理性分析后的选择。最终，我们的目标是引导自己和我们所爱的人，做出更高尚、更超越本能的道德选择。
这就是我为你解读的全部内容。如果你觉得有启发、有收获，欢迎你点击页面右上角的分享按钮，把这本书的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我是魏知超。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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