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之耘

袁文长

“牛”字用作姓氏应读you，合肥地区肥东县有这一大姓。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著名的民俗专家牛耘祖籍是肥东。可是牛耘在向别人介绍自己姓名时，只说自己姓“牛”（niu），耕牛的“牛”，名耘，耕耘的“耘”。是的，牛耘给自己定位为大众之牛，默默地耕耘终生。

    我与牛耘相识于九十年代初。那年《合肥晚报》社在长江饭店开优秀通讯员表彰大会，我有幸在表彰之列，且与牛耘开会时挨着坐，吃饭时同一桌。此前我因为在县里工作，并不了解大名鼎鼎的牛耘。在我想来，新闻战线一线通讯员应是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的眼镜哥、眼镜姐，而一个年过六旬，外形慵缓，看上去又几份木讷的人身处其间，自然引起我的注意。通过攀谈得知，牛耘早年在芜湖读书，建国前夕便到合肥工作，长期从事新闻报道，并善长写一些与地方史相关的掌故，又乐于为书画家们写评论文章，宣传他们，推介他们。那次会议仅仅半天时间，可牛耘留给我的印象却是深刻的。

我与牛耘的正式交往是在那次见面的十年之后。组织安排我到市总工会担任副主席，并分管宣教工作，其时年逾古稀的牛耘仍在担任《安徽工人报》的合肥记者站站长。因工作关系，我与牛耘成了忘年交。牛耘对人有火一样的热情，我到工会工作不到一周时间，他如数家珍，给我详详细细的介绍了工会的沿革，系统状况和曾经开展过的一系列重要活动。为我在工会开展工作做了很好的铺垫。牛耘为人又十分诚恳，我在工会工作期间，他全力配合我策划了许多次成功的书画活动和系列宣传工作，使合肥市职工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有声有色。牛耘又是一个十分健谈的人，且记忆超常，对于几十年前发生的事回忆起来连人物说话的举止和神态都能复原。他给我说过，合肥解放时解放军进城时的情况，说过萧龙士画画时的神态，以及黄叶村从芜湖来合肥住工人文化宫的情形。对于合肥城区内的地名沿革和街巷变迁更是了如指掌，是市民公认的合肥通。当然，在与牛耘相处过程中，我感受最深的还是他那平平淡淡才是真的人格魅力。

牛耘是文化人，在文化界有许多名头，著名记者，名俗专家、合肥市地名委员会顾问、合肥市特约文史资料员等等，可是，在他身上却找不到丝毫的文人做派。牛耘一生留下见诸报刊的文章有3000多篇，几十万字，而这些文字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豆腐干”，或反映基层生活，或街谈巷议，或历史典故，或为刚出道的文人墨客鼓与呼，鲜有大块文章，鲜有高深理论研究，不攀龙附凤，多入老百姓之眼，广大平民读之为快。牛耘是一个乐于交友、善于交友、真诚交友，且有广泛人际关系的人，可是，在他身上，却没有丝毫的官僚习气。牛耘在合肥城，从省市到街居，从工厂企业到书苑学校，不管哪个层次，哪个部门，都有相处的十分融洽真诚朋友；大到省部级领导，小到社居委主任，都有许多无话不说的朋友。他乐于助人，特别是困难时期帮朋友子女找工作，解决紧俏物资，以及一些回城人员落实政策等，两肋插刀，不遗余力。只是，他一辈子没有利用这些关系在体制内谋得一个科以上的职位，他的退休表职务栏里填写的是合肥市工人文化宫政工科长，充其量只一个股级干部。牛耘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他一生伴随着共和国成长，一辈子经历了所有“运动”，他家庭出身和自己从事的职业都是许多运动中“运动员”坯子，同类人基本上很难逃脱“地富反坏右”之类的某一称号，或蹲牛棚，或被群众专政，而这些全与牛耘无关。牛耘有丰富的处理基层社会人和事的经验，每到运动的关节点都能左右逢源，化险为夷。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也没有人觉得他是骑墙派，以致他的的政治生命没有任何波澜和坎坷。当然牛耘一辈子似乎与财神也不相干，虽然许多书画名家都曾给他送过作品，象徐子鹤、唐云的作品他都曾有过，只是这些价值不菲的书画多数被转送别人，只做欣赏人、鉴定家，不当藏家，不做掮客。据我了解，牛耘名下的财产仅为单位分给的一套80多平米的住宅。

我与牛耘告别是2014年11月28日上午10时，这一天恰是他87岁生日。合肥市新闻界、书画界300余人齐聚市殡仪馆二号厅，在这个吊唁逝者的地方，大家共同为牛耘点燃了生日蛋糕。而就是这一天，省城几乎所有平面媒体都刊登了纪念民俗专家，“合肥活地图”牛耘的文章。这些不是讣告、胜似讣告的每个文字就象一朵朵送别亲人的小白花，飘然于合肥市的街街、巷巷、路路、桥桥。拱辰街，水西门、南薰门桥和龚家巷等所有的角落，似乎不约而同地响起了祝您生日快乐的曲调，而这些音符在超乎云端之后又形成一句话：牛耘，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