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的母亲茹志鹃，个性真迷人！我看一本王安忆作品的评论集（吴芸茜《论王安忆》），书中说茹志鹃“是那种在炮火连天的战争时期，也要给战士的枪筒插上几枝野花的人”。这样的一个人，1957年丈夫被打成右派，受处分受改造，她一边宽慰丈夫，一边带给孩子温暖平静的生活，给足了小孩子安全感。外面的世道动荡，日子不好过，但茹志鹃尽力满足孩子的要求，不让她们受委屈、受歧视，所以王安忆丝毫没有感觉到生活的艰难。茹志鹃每次下乡之前，都把糖果和饼干数出来，分配给她们，让她们每天吃三颗糖，两块饼干，如果是夹心饼干，就只有一块。这种因为日用紧张而受到的限制，在小孩子眼中仿佛游戏一般，自然就不会在意。文革时，人人愁吃愁穿，茹志鹃还拿攒下的闲钱给孩子买冰激凌吃。《谈话录》里，王安忆提过，母亲会把写作的内容像讲故事一样讲给她和姐姐听，这是母女之间增进亲密感的方式。用王安忆的话说，她母亲“托起命运的重闸，看孩子在闸下游戏”。不论精神负担有多重，茹志鹃一直从从容容，怀着一点浪漫的心思和审美的向往。
《百合花》写于反右派斗争激烈的1958年，茹志鹃面对当时的景况，不禁遥想战争时期人与人之间短暂却真挚的温情，就像是超拔于眼前“你死我活”的人性斗争，神思游走，思念起一朵“百合花”。有趣的是，《百合花》里写道：“……看见他（小通讯员）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跟那些树枝一起，在他耳边抖抖地颤动着。”
给人感觉茹志鹃的心灵是自由、轻盈的，不为外物所役，自身境遇里面沉重的东西无法侵入她的精神，影响不到她内在的笃定。这种个性，真叫人羡慕啊！这样的个性，做起“人”来，一定特别容易感到幸福，多好！
我以前欣赏巴金的个性。他满腔热忱，斗志昂扬，呼唤真善美，不遗余力与黑暗作斗争，他的精神是打不倒的。茹志鹃却是另一种“打不倒”——她的坚韧是发源于生命内在的需要，她试图保存的是自我精神生命的完整性。她坚持活下去，不是为抵抗和战胜什么，也不是为了远大抱负，或是感到自己对于社会有未竟的使命和责任。她想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在世间生活，保护自己作为“人”的“愿望”，因此世事再艰难也无法剥夺她内心的从容，以及对浪漫和美的想象。
茹志鹃的成长不太顺利。母亲早逝，父亲不知所终，少时是孤儿，漂泊流浪，住孤儿院，靠亲戚的接济生活，过的是仰人鼻息日子。直到加入新四军，才体会到集体的温暖。按如今盛行的“原生家庭”理论，茹志鹃恐怕和好个性不沾边吧？所以人的个性也可能是有“天成”的机缘的。王安忆说，母亲始终保持了清丽的精神，生活的压榨非但没有使这精神萎缩，反而将它过滤的更加细致，更加纯粹。
但是，少时的漂泊也给茹志鹃留下了一点“后遗症”，就是她特别留恋家庭生活，喜欢让家人围聚在她身边，喜欢一家人热腾腾的氛围，她是中心，各种事都要她来料理，很累很烦，不过她大概乐于这样吧，弥补了小时候孤独无依的缺憾。王安忆和母亲感情深厚，因此也恋家。
我不了解王安忆其人，但仅凭她笔下那一个个宽厚通融的世界，料想她大概也会是通融之人吧。如果是这样，王安忆的个性，与她母亲的呵护和影响是很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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