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子小传

我有一叔，和我爸是初中同学，绝对的铁磁儿。其人本籍籍无名，但平生冲州过府，经历跌宕起伏，是以用拙笔为其立一小传。

我叔生于六十年代末的北方偏远小山村，原本叫杜建国，后来自己嫌名字太过于大众化，就改成了杜天下。他们那年代，那地界，饥荒没赶上，政治风波也不稀得飘过去。所以小日子过得还算平淡顺遂，有学上的时候上学，没学上的时候下地、放羊、挖野菜。

他们常去放羊的山是我们县城海拔最高的一座，人称209。209南坡接近山顶的地方有一棵桃花树，说来也怪，漫山遍野就只有这么一棵，每年四月份夭夭一树桃花，春风一吹，花落山坡，像唤郎的女子，美则美矣，却寂寞得很。

七十年代的某一个春天，我叔和一个跟他一块儿放羊的小伙伴高孝心血来潮，跪在桃花树下，双手合十，嘭嘭嘭磕了三个响头，结拜成兄弟。十来岁的年纪，说不出什么豪言壮语，本也是小儿游戏，却没想到兄弟情义贯穿了两人的一生。

十三四岁的时候，杜叔到镇上读初中，认识了我爸，高孝没再接着念书，彻底成了个放羊郎。杜叔和我爸都是上学得让爹妈用扫帚打着去的那种，两人天天闹着要去当兵，家里不舍得，狠了心地用荆棘条往身上抽，结果兵没当成，书也没读好。

初中毕业，我爸被我爷爷安排到乡镇企业当了工人，整天吃食堂、睡宿舍、晃膀子，无趣得很，就央求我爷爷把杜叔也弄进了厂子。仿效着民国四大公子，他们厂子也整出个“车间四大公子”，我爸是大公子，杜叔是二公子，两人并排走在车间水泥路上，脚下跟踩了风火轮似的，飘飘然然，没有忧愁。

拨开高科技的外壳，我们的青春岁月和他们的应该一无二致，无非是小情小爱的风花雪月，仗剑江湖的英雄梦想。二十岁之前，杜叔和我爸他们安安分分地呆在我们那小地方，被老一辈回护在自己筑的巢穴内，天蓝蓝，水清清的干净。

八十年代末，改革春风吹遍小县城，香港文化席卷全中国。杜叔像无数个青年一样穿着喇叭裤，蹬着小皮鞋，自行车后座载着小姑娘，出入录像厅，看看电影，写写情书。

光有姑娘可不成，怎么也得抽着小烟犯点事儿，胳臂上砍出蜈蚣一样长的伤疤，才觉得自己像周润发。正巧赶上车间有一大哥无意中看到自己一舍友箱子里放了二百多块钱巨款，于是撺掇杜叔和我爸，趁厂里放假的一个月黑风高夜，潜入宿舍盗取钱财。大哥负责在门口放哨，我爸和杜叔负责撬锁。

就在他们趁着朦胧月色专心致志撬锁地时候，门口那大哥突然间暴吼一声“哎呀”。我爸双手一哆嗦，立刻匍匐在地下，倒是杜叔，哆嗦归哆嗦，还是猫着腰试图向着门口前进。可还没来得及迈出第一步，就听到有人喊“别动”，然后咣地一声，木头门不知被谁踹口，吱吱呀呀摇了几摇。碗口粗的一束光立刻直将将地照过来，杜叔和我爸眯缝着眼睛，条件反射地举起手，等他们醒悟过来的时候，已经伴着“问问问问问”的警笛声到了派出所。

我爸说，直到今天他也不知道是谁泄的密，反正从那之后听到警笛声就害怕。得亏我爸长得老实，像个受惊的小猫似的，只前胸挨了一拳，没怎么被打。那大哥和杜叔比较惨，叮铃咣当一阵揍。眼瞅着大哥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主犯，杜叔乜斜了两眼，跟警察说是我，我是主犯。

他们工厂有一面红砖墙，用白漆刷着大大的“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的标语。这面墙在每个月的月初都会贴满工资表，起早就有一窝一窝人蜂蜜似的扑上去。犯事儿的那个月，同时贴上去的还有一张大字报，通报批评犯了盗窃罪的三个人。经领导研究决定，三人都离开了工厂。

过了没多久，交通大队招人，我爸和大哥去考试，大哥胆肥，一通作弊，我爸胆小，战战兢兢地翻个书页都要出一身汗。后来，大哥考进了交警队，我爸没考上，在我爷爷这个车间主任的力保之下重新回到厂子里去了。插句题外话，十多年之后，大哥确实捞了不少钱，可在我爸四十岁的那一年出车祸死掉了。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一个充满了金色阳光的黄昏，我爸下班回家，坐在沙发上，阳光照耀着他的上半身，他呼噜着自己的寸头，说二子出车祸死了，好他妈地意外，人这一辈子，到底活个什么劲头，我他妈都四十了，好他妈地快。一转眼，我爸都五十了。

杜叔混到了县城，那时保险业刚刚兴起，他一个猛子扎了进去，从此以后再也没能脱离这个行业。

杜叔和我爸这类人，农村出身，二十岁出头的年纪结了婚，渐渐谋得一份可以养家糊口的职业。他们都在娶到媳妇的第二年拥有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我妈是个极厉害的女人，拧巴着我爸本本分分攒钱，没发过多大的财，也没吃过多大的亏。

从我记事起，每年过年都能见到杜叔，杜叔来我家给我爷爷奶奶拜年。杜叔的形象也是万年不变：三七分油头、黑色大风衣，手里拎两瓶高档好酒。一进门，放下酒就磕头，跟我家大人寒暄完了，转身不忘给我五十块钱压岁钱，对那时的我来说，五十块钱是巨款，所以跟杜叔也比别人亲近，就愿意看见他。

杜叔有张好嘴，人又讲义气，卖保险渐渐卖出名堂来，手里攒了一笔小钱，在县城租了一套好点的房子给媳妇住，可惜媳妇性子弱，管不住老公。杜叔生性风流，又另外租了一处，养了个女人。杜婶打上过门，没什么用，被杜叔一个巴掌扇了回去，自此不再多一句嘴，有得吃喝就行。

就在杜叔发达的时候，小时候桃花树下结拜的兄弟高孝找上了门。彼时高孝穷光棍一条，没有正当工作，欠了一屁股债，实在走投无路，找到杜叔门上。杜叔二话没说，把高孝留在家里，供吃供喝供住，杜婶怎么吵闹，杜叔都全当看不见，这么着养了一年多。这一年当中，高孝也没闲着，看上服装城卖衣服的一个小姑娘，天天上门甜言蜜言，日子久了，姑娘还就偏动了心，跟了高孝。

可能是爱情的力量，也可能是姑娘旺夫。高孝倒煤走了大运。我们那地方产煤，到了两千年初，零零散散的小煤场像开春之后的野韭菜苗，一夜之间遍地发芽。环境污染且不提，确实让很多人发了一笔横财。

高孝是最早一批到内蒙倒煤的人，个人资产很快上了千万，在包头定了居，还在北京买了别墅。内蒙矿多，高孝在包头附近一山头开了厂子，加工稀土。真是财神爷临门，挡都挡不住，一时风头无两。

那几年，杜叔日子过得也挺潇洒，可有一件事情堵在心尖尖上，吐不出来咽不下去。杜叔没儿子，连生了两胎，都是女儿。延续香火这种观念是沿着历史的脉络溶进了中国人的骨血里的，杜叔免不了俗，想了很多方法，可就是生不出儿子。零五年前后，他去县医院收养了个小男孩，是刚刚出生的婴儿，好好养起来，同亲生的不会有多大差别。

养到一岁多的时候，孩子还是不会说话，也似听不到人说话，杜叔瞧着不对劲儿，领孩子到医院检查，确诊是天生的聋哑人。北京去了很多趟，手里攒的几个钱也快造完了。杜叔心急。我爸他们几个同学搞了个募捐，说到底，都不是什么很有钱的人，帮不了多大忙。有人出主意，说市电视台有个爱心捐助的节目，你要不报个名，去参加参加，没准遇到什么好心人。杜叔想了想，报了名，拉着杜婶对着摄像机，一口乡音，倾诉衷肠，声泪俱下。我看过那段视频，其实很动情，可惜那节目收视不行，捐钱的人寥寥无几。

就在这节骨眼上，高孝站出来了。高孝给杜叔打电话，粗声粗气，你早跟我说呀，我有钱呀，你来跟我干吧，我每个月给你两万工资，你来给我当厂长。杜叔一听屁颠屁颠去了包头。去包头之前，杜叔处理了自己的工作和车。卖保险这事儿扔给了杜婶，他那辆很多年前买来的破桑塔纳给了我爸，让我爸照看着。我生平第一次开车，开得就是那辆桑塔纳。

到了包头，杜叔被困在山头上，可谓出门揽白云，俯身视苍茫。一整个工厂打理起来也不是个易事，杜叔成日呆在厂子里，学习学习这个，学习学习那个，日子过得倒也快。过了不到一年，杜叔发现工厂并不如他想象那般效益好，管理一个工厂也没他想象那般容易。高孝在包头贷了几个亿的款，但凡有一点不注意的地方，他的事业版图顷刻间就会崩塌。

转折点发生地始料不及，谁也不曾想到引爆点是一件那样意外的事情。同样是发生在夜晚，同样深刻地改变了杜叔的命运。

厂子门口闹起来的时候，杜叔和高孝呆在屋里看电视，听见门口有点声音，两人披了件衣裳，踱出门去。保卫科门口聚了几个人，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推推搡搡。两人紧跑了几步赶过去。保卫科的人看见高孝，指着中间一个人，说他偷厂里的镁锭，管教管教他，他还不服气。高孝一想这不行啊，偷了东西还不服管，这当领导的怎么立威，于是一顿数落。偷锭那人是个脾气火爆的汉子，刚才和保卫科的人生了龃龉，本就窝了一肚子火，高孝一训，更是火上浇油，竟动起手来。高孝可不是吃素的，给保卫科的人使了眼色，几个人一通乱揍，也许是黑夜激发了他们人性中阴暗的那一面，也许是打在兴头上，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周身的环境。当高孝和杜叔发觉情势不对，试图阻拦时，一切都来不及了，打人的拦不了，被打的也救不了。

就这么活活地，转眼之间，一个人的生命结束了。

距离盗窃的那个夜晚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杜叔又被发着“问问问问问”的警笛声的警车带走了。没有人知道高孝是不是许诺了杜叔什么，总之，杜叔最后替高孝作为负责人入狱顶了罪，开始了漫长的牢狱生活。

很快，在遥远的包头的监狱中生活的杜叔被人们遗忘了，我爸只有在感慨人生时，才会极为唏嘘地提起他这个年少时的伙伴。

15年的冬天，我爸跟我说他要出一趟远门，我问他去哪里，他说你杜叔出狱了，我去接他。我问我爸他咋出来的，是高孝把他救出来的吗？我爸说哪能，高孝现在自身难保，欠包头多少老百姓的钱，哪敢再回去？不过是时间到了，该出狱了。我说你用得着跑这么老远去接他吗？就去火车站接回来得了呗。我爸说那哪行，必须去包头，我得替你杜婶把他接回来，我不去，谁去？

于是，我爸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在杜叔出狱的那天，站在监狱门口，等着杜叔从里边走出来。我见不到那种场景，不知道是不是跟电视剧里演得似的，天地苍凉，风冷萧瑟，一扇斑驳的铁门吱呀一声，划破沉静天际，杜叔满脸沧桑，穿一件黑色皮夹克，手里拎一只破旧的手提包，缓慢地抬起自己的头颅，看到我爸，瞬间热泪盈眶。我爸走上前去，接过他手里的提包，说操，你终于出来了。杜叔说操，我终于他妈地出来了。

回到县城，我爸给杜叔张罗了接风洗尘扫霉运的宴会，一起长大的兄弟都来了，热闹得很，也感慨得很，觥筹交错之间，免不了流下了一些情绪复杂的泪水。

15年过年的时候，在我奶奶家我终于又见到杜叔，还是那件敞着怀的黑色大风衣，三七分油头，除了鬓角发白，倒也没多大变化。还是一进门放下两瓶好酒，就跪下给我奶奶磕头。还是塞给我五十块钱的大红包，虽然二十来年也不见涨，可到我这年纪还给红包的也就剩下杜叔一个了。

杜叔重新捡起了自己的保险事业，也把那辆黑色桑塔亚要了回去。前两天，杜叔给我爸打电话，说在县城买了套房子，要搬进去了，喊我爸去暖房。我爸说真不容易，这辈子头一套。

暖房那晚坐了一屋子朋友，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烟雾缭绕中大声聊天。杜叔坐椅子上，深深抽了口烟，说：“真他妈地快，五十多了，这辈子就他妈这样了，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