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什么要述作这部《孝经》？
邢昺疏上说“述作之旨者，昔圣人蕴大圣德，生不偶时，适值周室衰微，王纲失坠，君臣僣乱”，王纲没有了，诸侯争斗，君臣关系紊乱，朝堂上诸侯不敬天子，居家里儿女也不敬父母。礼乐崩颓，天下大乱。“居上位者赏罚不行”，在上位者追求私利，赏罚不清；“居下位者褒贬无作”，不知道该怎么做。
这个时候，孔子开始注“五经”，称赞易道，孔子用诗、书、易、礼、乐，不同面向的教育典籍引导人们明了道德仁义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修《春秋》，褒善贬恶，是为正人伦之法。
这就抓住社会治乱的关键——教育。可是孔子又担心大家即便读了“六经”，明了了道德仁义之源，君臣父子之法，但是不知怎么做，“虽知其法未知其行”，只在文字上了解，不知怎么做，于是说了《孝经》18章来指导我们怎么做。
“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明白父亲怎么做父亲、儿子怎么做儿子。“知其法者修其行，知其行者谨其法”，这就是知行合一。解行并重。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孝经》，可以说跟“六经”是平等的。“六经”是法，是解门，《孝经》是行门。
郑玄《六艺论》上说：“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孔子教弟子学习“六艺”。六种技艺，指向不同，但最终目的是为了道，儒家的学习大纲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所学就是道。
什么是道？“率性之谓道”，开展出圣人的心性。孔子担心后人学习“六艺”技能，却忘记了学习的根本目标是道，“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担心后人落实不到根源，因此孔子作《孝经》总会“六艺”、以孝总会礼、乐、射、御、书、数。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孝经》可以说跟“六艺”是平等的。
孔子曾说过：“欲观我褒贬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伦之行，在《孝经》。”看我评论天下诸侯褒善贬恶，体现我的心志在《春秋》上看，看我崇尚人伦的行为就在《孝经》。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孝经》虽居六籍之外，却是与《春秋》互为表矣，跟《春秋》是平等的。
邢昺《正义》上说，“夫子以六经设教，随事表名，虽然道是由孝出生的，可是孝纲未举”，孔子教大家学“六经”，虽然随时都表明道是由孝出生的，可是并没有一本经典是举孝为纲，怕我们对这个道理不明了，于是就为我们立教、讲解《孝经》，这就是举孝为纲，“开明其道，垂之来裔”。这是圣人做《孝经》的目的。
总体来说，《孝经》是“六经”的纲，“六经”的行，“六艺”的总，和《春秋》互表，是道德的根、圣贤的行。“孝”涵盖了整个儒家的学问、整个圣贤学问。孔子讲《孝经》就是为了让我们由孝入道、成圣成贤。这是《孝经》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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