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桥场镇是一个普通的农村集镇，它也是渝东北山区农村中最平凡的一个集镇。其实与其说是“集镇”，还不如说是一个集。因为它并不是一个镇，多年前它是一个乡，后来拆乡并镇，被归属远离八公里外的凤鸣镇政府管辖。小的时候，人们习惯叫它“玉皇观”。当然，现在的人洋气些，都叫它“凤桥街”。
称为街，对于我是有些不习惯的。因为它没有宽大的马路和红绿灯，没有大型的超市和商场，没有电影院和图书馆，没有夜景和霓虹灯……似乎街上应有的，它都没有，唯一能安慰人的是还有银行、邮局、医院和一所已建校近百年的凤桥小学。
哦，忘了还有个广场，就是一个篮球场，一群中年妇女带着老太太和少数的老头跳广场舞的地方。
最后还有一座在“本乡出名”的名山------尖山子。每逢大年初一上午，那些对新年寄予厚望的人，都会拖家带口来爬这座并不算高的山，然后再捡些树枝柴回家，预示着新一年“步步登高和空手出门抱财而归”的好兆头。
再次除了新鲜的空气，似乎再也找不出几样可供我拿出来讲述的东西了。
但即便如此，这里的人们却努力地过着像“街上人”一样的生活。比如广场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每天晚饭后六点钟广场上音乐准时响起。几个会跳的主动站前排，会一点的站中间，不会跳的和那几个老头站后面。当然，广场的四周也围了不少免费的观众。人们在一边指手划脚，品头论足，不是说“前排中间那女的屁股扭得圆”，就是说“后排那个李老头没搞来”。当然也有少数的中年男人直愣愣地盯着中间个别身材不错的少妇，至于想什么谁也不清楚。
当年那个“玉皇观”的时代是没有这翻热闹场景的。那时候除了赶集日的喧嚣之外，平时就剩下小学校园时时传来的朗朗书声。对于这，或许那个退休的张老师感触最深，就是站在后排跳广场舞的那个老头。
对于张老师跳广场舞，我也是前一阵子才晓得的事。也因此，我也特去当了一回观众。他在队伍中，我在围观的人群里，也许他没在意到我。他穿着一身棉绸的休闲服，像城里公园里打太极老人穿的那种。他伴随着音乐，时而伸手时而踢腿，动作与音乐的节奏明显有间隙，明显不那么流畅，甚至显得有些僵硬，但他仍认真地做着每个动作。
看着眼前这个年过花甲的男人，我真不敢相信是他。在我的记忆中，他应该是一个十分威严的数学老师，或者是一个十分负责的班主任，或者下课后他会同几个中年男老师抽抽烟开开玩笑，再或者是放学后赶紧回家去帮村里的老婆挖地浇水种庄稼……他没有时间和精力，也不削于和一帮无事的老头老太太一起跳什么广场舞……总之，那不是他的风格。
二十八前，也就是1990年秋，我转学到凤桥小学五年级二班。张老师就是我的班主任，也是我的数学老师。中年男人，三七分发型，长脸，典型的亚洲黄皮肤，是他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印象。如果不经常穿那身短袖的白衬衣，他更像一个典型的农民。
张老师的数学教得特别好。印象最深的是当你遇到各种复杂的数学行程问题时，他都能够借助划线段图让你茅塞顿开，让你能强烈地感觉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滋味。直到现在，我仍然沿用他的妙招来辅导女儿的小学奥数题，女儿对这种解题的方法也感觉特别容易接受。
那年头的孩子被老师打手心是常有的事。作为张老师的学生，我们同学中无论男女恐怕没一个逃脱过他的戒尺。他那戒尺真是一把木制的尺子，估计专门找木匠做的。尺子上有刻度，三指来宽，大约有一米长。那年月，他既用这把尺子在黑板上划图讲数学问题，又在讲台上“指点江山”，但更多的时候是用来惩戒我们这群不太听话的学生。
张老师多数时间是很随和的。那些年，他应该有三十多岁了，但和我们这群十二三岁的小孩还算合得来。下课后，我们还可以和他开玩笑，甚至做朋友。
张老师是个老烟民，时常看他夹着一支烟吞云吐雾。那时候在我们当地，一般人抽二角三的“文峰”烟，混得体面一点的或按现在说法比较装一点的人抽伍毛多的“神女峰”。夏天，张老师那件白短袖的上衣口袋里装的什么烟，我们一目了然。常有同学说，他在学校口袋里是“神女峰”，回家后就把“神女峰”烟取出来放在“文峰”烟的盒子里。据说，是为了防止老婆看到被骂。但也有人说，他有时在学校没有“神女峰”了，就把“文峰”烟取出来，放在“神女峰”盒子里，让人看着他抽的是高档次“神女峰”。这些都是传言，也不知哪个真，哪个假，但这一度成了我们对他的笑柄。
不过，他的生活过得并不像其他城里老师那样奢华，因为他的另一半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所以，在他放假后必须马不停蹄地赶回农村那个家，帮着妻子耕种收播。到家后，他也成了农民，一样的挑抬挖扛，一样的实践着“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那些年，农村种水稻流行栽小秧苗。栽小秧是个很简单的事，那年代十多岁的农村孩子基本都会，就是把刚从温室里长到一寸多长的小稻谷秧苗一颗颗分种在田里。孩子们也乐意去做，因为栽秧的生活要比平时好很多，然后每人会有一个煮熟的鸡蛋，美其名曰“栽秧蛋”。那一年，我们一班的孩子闹着要去给张老师家栽小秧。他当然很高兴，但孩子们更高兴，可能除了感恩老师的意思外，更想去吃顿好的。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孩子们在张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他家。他的家其实跟我们普通农民家庭真没有一点区别，一样的土砖瓦屋，屋前一块不大的晾晒打谷场。因为担心孩子们饿了，老师安排先下了面条给孩子们垫垫底。这里有个插曲，也一直成了我们对他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个片断。
“孩子们，我们先吃点面条，等会儿我们煮干饭吃好吧！”（干饭指白米饭，土话，为了区别于稀粥）
这样说话，好像显得我们没吃过干饭一样。孩子们这样想着，也窃窃私语地谈笑着。
张老师家的田并不多，没到中午，孩子们就完成了任务。
吃午饭了，屋前打谷场坝上摆了几大桌，桌上尽是孩子们喜欢的肉和菜，当然每个人也少不了一个“栽秧蛋”。当大家都几乎吃饱了的时候，桌上菜还很多，但锅里的“干饭”却没了，只留下一层粘在底下的锅巴。正所谓有个笑话叫：客也吃饱了，饭也吃完了。
但就有个不懂事的孩子，拿着勺子把没有米饭的锅刮得呱呱直响。顿时，多数的孩子愣住了，一边看着锅边的同学，一边盯着张老师，看他尴尬到什么样子。
“哟，有人还喜欢吃锅巴哦！”
张老师笑了，孩子们也哄堂大笑，心想：自己饭不够，还说别个爱吃锅巴。
这一段，孩子们在学校私下议论了好久，也笑了好久，不知不觉便成了我们童年最快乐的回忆。
在那些开心的日子里，张老师带我们全班同学举行了一次登山活动。山，就是离学校不远的那个乡里的“名山”------尖山子。尖山子并不高，但仍能让孩子们居上临下看到“玉皇观”集镇的全貌，包括自己那熟悉的学校，更看到了山的外面还有一座一座连绵不断的大山，也许就在此时有的同学就立志长大后要到重重叠叠的大山外面去看一看，闯一闯。
童年时的开心是常有的，但孩子们的顽皮和不懂事也给老师添了不少麻烦。小学六年级，我们在学校住读。我们每周六下午放学回家，星期天下午回学校。但有一个下雨的星期天，我直到天黑始终没有到学校，可把张老师急坏了。因为学校离我外婆家近，我住校之前都住在外婆家。天黑了，他冒着天雨路滑摸黑去外婆家找我，可是又没找着。回来的路上，有同学看到他急得掉眼泪了。其实那天是我私自在同学家住了一晚上 ，第二天一早才到学校。那次，我被狠狠批评了一顿。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不能理解，他为什么那么急，甚至一个大男人还会掉眼泪，不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吗？直到我的孩子上学后，尤其是儿子上初中住读后，我才理解孩子的安全真正系着学校老师和家长的心。
两年后，我们小学毕业了。我们班50多人，有30多人考进了大家梦寐以求的凤鸣中学。那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要知道当时竟考该校的人数几乎近1000人，但学校却只招了差不多200人，而我们仅一个班就占了那么多名额。为此，凤桥小学火了，我们张老师更红了。
多少年过去了，凤桥小学的老师来来去去换了不少，多数人当这个学校为一个跳板，稍有机会都会奋不顾身地往条件优越的城里挤。而唯有少数的几个老师，从走上教师这个工作岗位直到退休，一直耕耘在凤桥小学，这当然包括我们张老师。他不但教过我，还教过我的儿子。
也难怪，张老师是老了，也是该进入那群跳广场舞的中老年队伍了！我不应该有什么不习惯了，那些似乎刚刚过去的童年毕竟已过去了近三十年，人还有几个三十年呢？老师把最美好的时光已经献给了我们两代人的教育上，我还有什么可说呢？
有的，也许只能是默默地看他跳广场舞，默默地祝愿他健康长寿，天天开心……
（此文献给曾经和正在凤桥小学执教的所有老师，献给所有在农村小学执过教的老师，再说声“老师，您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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