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从匡地能够幸免回到了卫国，住在了蘧伯玉的家中。
但是却引发了一起绯闻公案。
卫灵公那位美而淫的夫人南子，听说孔子来到了卫国，按耐不住好奇心，想要见见孔子。
孔子心里就有想法，他不想见南子。
但是由不得孔子不见，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南子是有权力的，既然要待着卫国，就不能不见。
卫灵公就派人来请孔子说：四方的君子啊，如果觉得和寡人成为兄弟而不觉得被辱没，就来见见我的夫人吧。
卫灵公对于戴绿帽都没有什么感觉，有这种要求也很正常。
卫灵公为什么这么甘心呢？卫灵公为人知人善任，南子虽然私生活不检点，但是政治上是一把好手。
《史记》说：
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
夫子对于此事非常勉强。
到了南子所居之地，南子和孔子隔了一个挂帘。
孔子在挂帘这边，给南子行礼。南子也给孔子行礼，当然孔子是没有看到南子行礼的，但是他听到衣服上叮叮当当的声音。是玉石互相碰撞的声音。
所有史料就只是记载了这些，至于孔子和南子干了什么，说了什么，就不可而知了。
但是孔子对南子的态度还是不错的。
他出来以后，子路就很不高兴啊。绷着脸看着孔子。
孔子说：我也不想见，但是所作所为都是符合礼法的，不得已而见之。
子路不说话，还是那副表情看着孔子。
孔子大喊道：我要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让上天来惩罚我，让上天来惩罚我。
问题在于，子路干嘛生气？
后代的人提出两个可能
其一、南子的淫乱名声闻名于世，孔子去见他，故而生气。
其二、子路认为孔子为了在卫国做官，委屈求全去见南子
其中第二种说法更为可信，因为孔子带着一大批弟子，委屈求全是很正常的事情。
至于第一种，也有人是这么认为的，
男女不交，孔子见南子，非礼也
但是当时见君夫人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但是后世儒生可不是这么认为，他们觉得司马迁的《史记》是侮辱了孔子。
他们说：
欲通齐景 ,不耻家臣。 欲媚夫人 ,帏中交拜 ,且使为次乘 ,俨同宦寺之流 ,过市招摇 ,不顾辱身之丑 ,小人所不为也 ,而谓孔子为之乎?司马迁诬圣，罪在难宽
但是《史记》对于孔子推崇备至，如果是司马迁故意诬陷，这是不太可能的。
话说回来，孔子虽然见了南子，也待在了卫国，却没待多久，他又走了。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卫国一个月以后的一天，卫灵公邀请孔子去郊游。
这个队伍前列是卫灵公和南子，其中还带着一个宦官雍渠。这三个人做一辆车。
孔子就在队伍的第二方列，在他们三个人之后。然后招摇过市。
孔子非常不满，他说：
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
就是说，我从来没见过喜好德行就如同喜好美色一样的人。对于卫灵公的举动非常不满。
孔子曾经说：
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意思就是说，贤能之人往往避世，次一等是回避某个地方，其次是回避难看的脸色和难听的言辞。
孔子一直在避地，如果一个国君不赞成他的主张，他就跑到另一个地方，但是孔子从来不曾避世。他也知道世事混乱，但是他从来不曾去回避它，去放弃这个世界。
从这里更说一深一步，我们可以发现孔子不是哲学家，而是实务家。是一个带有理想主义的实务家。
我们可以看看，同时期的苏格拉底是怎么说的？
因为我可以确信， 如果我真的去从事政治的话，我老早就死掉了， 这样对我自己和任何别人都没什么好处。你们不要因为我说实话就生气， 事实就是： 不管是在你们中间， 还是在其他任何群体中间， 一个诚实的反对国家政治中间的邪恶和不公的人， 肯定都是不得好死的。 从事政治的人要是真的想为正义而战斗， 他如果想多活一会儿，就只能活在他私有的国家里面，在共和国是不可能活下去的。
苏格拉底不愿意去从事政治，也就是他不肯把自己的政治主张真正地实行出来。
为什么呢？因为苏格拉底是一个哲学家，包括老子也是一样。
这看起来似乎是贬低了孔子，但是如果我们能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倾向于实务、倾向于实践。
甚至说出这种口号，认为说，不能实践的学问都是无用。
如果以这个标准，西方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包括科学家就是混吃等死的人。而且提出这个用与无用，本身就荒唐的。
你以什么标准判断有用还是没用呢？
举个例子，一个农民种地，请问，宇宙大爆炸对他有用吗？甚至于说，孔子这套思想于他何用呢？如果我们只是按照有用和没用去衡量某个学说，那么你的思维只能局限于现在。
所以中国的历史是停滞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处于农业文明，那么宇宙如何？各个学科的知识如何？对他无用啊。
所以现代人会问一个问题，学习历史有什么用呢？为什么古代人不会问呢？
不是古代人比我们高明，是因为在古代，历史是必考科目，他是有用的。而到了现在，他成为了大而无用的东西。
所以同样去探讨政治，中国人的政治观却没有任何进步，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回归到已有的政治制度。比如孔子要复兴周礼。
但是，作为哲学家的政治观却不是这样，他必须逻辑的极点出发，比如说，《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要探讨一个城邦是如何一步步壮大的。
这还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思维的差异所致，因为中国人不善于逻辑思维。他只能以一种具象的方式图解世界。根源在于，中国人的汉字，汉字由于其表意的特性，是浓重的表意的成分的。
所以悲哀就悲哀在这个知行合一之上了。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一味强调无用，那就是印度的特点，其哲学和西方哲学不相上下，却不能发展他的社会。
为什么呢？因为印度人对现世没有什么期望，他的哲学全部是为了佐证来世如何的。因此，他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公元前496年，孔子在卫国，因为和卫灵公一起招摇过市，所以孔子厌恶他。所以离开卫国，但是没有多久，他又回到了卫国。
卫灵公跟着齐景公一起反对晋国，于是卫灵公就问孔子说：先生知道行军打仗之事吗？
孔子说：礼仪礼法之事，我还知道，但是行军打仗之事，我不知道。
实际上是孔子反对卫灵公的先军政治。
卫灵公也很聪明，既然你反对我，我就养着你，但是不重用你，孔子在卫国就很郁闷。
到了第二天，和孔子说话的时候，就仰着他看飞雁，不看孔子。
公元前495年，当时邾隐公去鲁国朝见鲁定公。子贡观礼。
邾隐公拿着宝玉给鲁定公，邾国本是鲁国的附属国，结果邾隐公非常高傲，仰着头。
而鲁定公反而很谦卑，低着头。
子贡说：我看这两位国君都要死了。礼，是生死存亡的事情，小从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大到国家的祭祀、丧礼以及诸侯之间的见面来往，都得依循礼法。他们竟然这么随意。仰头是高傲的表现，谦卑是衰弱的先兆。骄傲代表混乱，衰弱接近疾病，而定公是主人，可能会先出事。
结果，这一年，鲁定公去世。
孔子说：端木赐，他的预言能力真准，这事使他成为多嘴的人了。
鲁定公去世以后，鲁哀公即位。
孔子在卫国很郁闷，他就叹息说：
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意思就是，如果有人要用我，一年就有规模，三年就能成功。
此时正值晋国六卿内乱之际，
当时佛肸做中牟宰。赵鞅攻打范氏、中行氏，攻打中牟。
于是佛肸听说赵鞅喜爱贤能之人，所以就叛变了。
佛肸在叛变前，还希望孔子一起去赵鞅那里。孔子接受了邀请，也希望去赵鞅那里实现抱负。
子路就问孔子说：中牟叛变国家，本来是不善的事情。君子不应该和他来往，你怎么能和他一起前往去赵氏呢？
孔子说：但是我总要有个地方实现政治抱负吧。况且，洁白的东西，出淤泥而不染。坚硬的东西，怎么磨都不会变薄。
说完这番话，他就要启程去赵鞅那里。结果听到赵鞅杀死窦鸣犊、舜华。
于是孔子就放弃了计划。
子贡就觉得奇怪，说：您不是说要找个地方实现抱负的吗？怎么现在又不去了。
孔子说：窦鸣犊、舜华这二人是贤能之人，当初赵鞅未发迹的时候，全靠他们才得以从政。但是现在赵鞅却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因此君子见到不义的行为，就应该避开。
孔子于是从黄河边回到了卫国。
对于这件事情，后世儒生又有一番评论，他们说：佛肸叛变，是乱臣贼子，孔子怎么可能会相助他们呢？
他回到了卫国以后，又离开卫国，去往曹国，接着去往宋国。
为什么去宋国呢？
其一、宋国是孔子的真正祖国，孔子的先祖本是宋国人
其二、孔子的妻子，他的娘家也是宋国人
其三、孔子有个学生，叫做司马牛，他是宋国大夫桓魋的弟弟
其四、宋景公和孔子是亲戚
到了宋国，当时宋国最有权势的人，不是宋景公而是大夫桓魋。他是宋国的司马，主管军队。
桓魋深受宋景公宠爱，因此十分跋扈。
桓魋害怕孔子被宋景公所重用，于是派人跟踪孔子，意图谋害孔子。
孔子当时和弟子在树下讲学，于是桓魋派人把树砍断，于是弟子大惊。
弟子就跟孔子说：赶紧走吧。
孔子说：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上天把德行给了我，他能耐我何？
孔子五十岁的时候，说自己已经知道了天命。而此时，孔子已经五十多岁，他更加相信天命
什么是天命呢？
所谓天命，本来是殷商时期的一个概念。但是到了周朝，周人信封德，周人认为天命归于德（以德配天）。因此遵守德，实际上就是回归了天命。因此知天命就是知道德，更是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只有君子通过修身而行仁，才能知道天命。
所以君子要重德，要敬畏天命，但是也要有自强不息的精神。
而孔子这里，更加强调，自己能够复兴周礼，他以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更加偏重于后者的自强不息的精神。愈挫愈强。
于是孔子因为宋国之事，就逃亡到了郑国。
他到了郑国，结果他和弟子走散了。然后呆呆地待在城门东旁。
子贡就四处找老师，然后有一个人告诉他说：我看东门那里，有一个人，他的额头像唐尧、后劲像皋陶，肩膀好像子产，腰以下却比大禹短了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啊。
子贡于是说：那就是我老师啊。
于是他赶往东门，就看到孔子。
他就告诉孔子，那个人的说法，孔子说：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意思就是，他说我的样子，不太像。但是说我好像丧家之狗，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啊。
关键这个郑国人，他除了可能见过子产，像那些人，他们骨头都烂了，他说的绘声绘色。但是那个丧家之狗，却是形似。
公元前493年，卫灵公去世，卫出公即位，这一点我们前面讲过了。
而在这个时候，孔子去往陈国。
对于孔子去往陈国一事，史书记载不一，可以说记载混乱。只能说大致在这个时候。
公元前492年，季孙斯去世，季孙肥继承季孙氏的族长。
在季孙斯去世之前，他曾经哀叹说：若孔子在，则鲁国必然复兴。但是由于我，孔子离开鲁国，真是悔不该当初啊。
当然季孙斯这番话，一般认为是后人的溢美之词。就算孔子在鲁国，也不能让鲁国复兴，这段话在《左传》也毫无记载。
他对自己的儿子季孙肥说：我如果死了，你一定要把孔子找回来。
季孙斯死后，季孙肥就想把孔子召回来。
但是他的家臣公之鱼说：当年先君没有用孔子，已经被诸侯耻笑。现在又返回去召见孔子，万一您又不能有始有终，这肯定又会被诸侯耻笑的。此事还是作罢吧。
季孙肥说：那该怎么办？
公之鱼说：您可以召见冉求回来。
之所以召见冉求，是因为冉求主管经济。无关政治，不会因此削弱三桓的利益。
于是他们派人召见冉求，孔子听说以后，对冉求说：鲁国人召见你，是大用，你可要好好干。
孔子叹息说：回去吧，回去吧。我的故国学生虽然志大才疏，但是文章已经斐然，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培养他们了。
子贡暗地里对冉求说：如果你受到重用，你可要记着夫子还在外面啊。
这一年，孔子迎来了耳顺之年，也就是他已经六十岁了。
那么这个耳顺什么意思呢？后人解释有这么几种说法
1、
耳闻其言,而知其微旨。
就是说，能够听懂别人的弦外之音。
2、
耳顺即舜之察迩言，所谓善与人同，乐取于人以为善也。顺者，不违也。舍己从人，故言入于耳，隐其恶，扬其善，无所违也。学者自是其学，闻他人之言，多违于耳。圣人之道，一以贯之，故耳顺也。
指的是能够听见顺耳之言和逆耳之言，但是心中有一个标准。
这两种说法都要道理，但是后者可能更符合其意。换言之，耳顺包含三点
其一、能够听得见逆耳之言
其二、听到顺耳之言而不会沾沾自喜
其三、心中有自我的价值标准
但是这一点可不容易做到，不是有很多人一到晚年，就犯了一些错误嘛。也就是越到晚年，他们越听不见逆耳之言，越来越排斥逆耳之言。而乐于奉承之语。
当然孔子这个境界也不是一日而成的，他一生之中，受到荣誉不少，受到诽谤也不少。我们前面说，郑国人说他丧家之狗，他完全接受。
他周游列国的时候，被人骂的时候不少。
比如说，有一次，掉队了，然后遇到一个老人家。
子路就问：子见夫子乎？
老人家看了他一眼，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
子路听了，就不敢说话，在一旁立着。
这个老农也很感动，于是就留子路吃饭。
第二天，子路就把这番话告诉了孔子。
孔子大惊，说：这是隐士啊。
于是就去找老农，结果老农不见了。
更有名的一个故事是，鲁国曲阜城有一个老大爷，他讥讽孔子说：
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就是说，孔子是那个明知做不到却还要去做的人吗?
这句话千载而下，被认为是孔子最精准的评价。如果说老子是守成，不愿意和世俗同流合污，于是隐居起来。那么孔子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实务家的结合。
孔子曾经评价老子说：
老子，其犹龙邪。
而孔子则是凤。
曾经孔子到了楚国，有一个狂人，披头散发看到孔子来了，唱到：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凤呀！凤呀！为什么你的德行竟如此衰败？已往的事情不可挽回，未来的事物还来得及。算了吧！算了吧！眼下从政的人物都很危险！
也就是，他把孔子比作凤。因为当事人认为，凤凰只有天下有道之时才出现，现在无道而孔子出，这不是德行衰弱吗？于是他劝告孔子说，何苦呢？何苦从政呢？
所以从这里，我们也能感受到孔子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一个人年轻时候有理想主义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一个人年老以后，依然有理想。面对现实，却不改初心，并且他真的认为他的理想是可以实现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既可以包容逆耳之言，也能承受顺耳之言。那么第三点怎么体现呢？
有一次，孔子问子贡说：你是不是认为我很有知识？
子贡说：难道不是这样吗？
孔子大笑说：不是啊，我只是有个基本价值判断罢了。
那么这个基本价值观是什么呢？子贡也没有追问，还是心有灵犀，这就不得而知的。
但是，有一次，孔子对曾子说：吾道一以贯之
曾子听了，说：对。
其他弟子听了就一头雾水，就问曾子，说：夫子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曾子说：忠、恕而已矣。
所谓忠，中心之意。原意是，氏族部落时期，中心插一个棋子，表示中心。意思是，以氏族行动为先导。后来延伸为，行为诚心尽力。
所谓恕，如心之意。指的是，把别人的心好似自己的心，将心比心之意。也就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但是，忠恕二字，恕要高于忠。因为忠指的是做事诚心尽力，但是不代表尽力所作事情是他人需要的。如果是他人不需要的，那么不是越尽力，越给别人添麻烦。
而恕，则是别人不要的，就不要去做。这样才能终身行之。
后来，忠被专制体制利用，形成愚忠现象。其实，忠不分愚忠还是其他的，如果忠于的对象是某个集体，已经代表愚昧了。
因为任何一个集体，你都不能保证他只做好事，而不作坏事。也不代表现在做好事，而未来也如此。
正是由于孔子具备了一个基本的价值观，通过这个价值观，孔子能够给出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
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中国人讲究价值判断，而西方人讲究事实判断。
所以西方哲学一味地追究那个不变的知识，而认为相对的判断都是意见（指变动，不真实的）。
而中国人讲究的是价值判断，他的价值判断不是天定的，而是以圣人之言所定。
因此，东西方这种文化差异，使得东西方形成了两种认知通道，主要有这么几条
1、中国人的朴素辩证思维非常发达。因为中国人不擅长去追究一个不变的客观标准，而是多因素探讨。因此导致朴素辩证法大行其是。最终形成，这也对，那也对，看似多角度，多方面去看待一件事情，但是最终没有一个确切的标准。只能以圣人之言，帝王之言为标准。
2、中国人擅长微言大义，不擅长逻辑证明。中国人的思想都是宣言式，宣布一个绝对真理。比如孔子说仁和礼，于是后代儒生只敢匍匐在孔子之下，因为孔子没有给出为什么要仁，为什么要礼。孟子后来只是给了所谓的“四端说”（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导致这个问题的探讨被封闭了，因为把问题推到这个答案，已经没法探讨。因此，中国的思想是不可能自行有逻辑拓展的。比如说，孔子说忠恕是他的一以贯之的道，那么凭什么说，这两个是最基本的道德？这种逻辑证明的方式，只有古希腊和古印度文明具有。
3、西方人强调事实标准，于是通过探讨，必须追究那个不变的本体。形成了西方哲学的两个世界的探讨，于是形成了形式逻辑的诞生。然后通过这个线索，最终导出整个哲学的发展。并且由于，他们的探讨是逻辑证明，他人可以通过或继承，或批判的态度，导致逻辑自行具有延展性。这种思维直接导致科学的诞生。
4、最终中国无法诞生科学，因为科学不是宣布真理，而是要有严谨的逻辑证明，并且他不是人伦之学，而是面向自然的。中国人把所有智慧，都用于伦理道德的探讨，但是这种探讨却不是建立在逻辑证明上，而是建立在圣人之言上。后世儒生所给出的论据，都是圣人怎么说。导致伦理道德只能局限在孔子那个水平，而没有新的发展。
公元前489年，孔子时年六十三岁。
孔子因为公之鱼的缘故，不能回国。于是只能暂住在陈国，这一住就是三年。
但是，陈国是个弱小的国家，此时吴国崛起，陈国就处于吴楚两国的夹缝中生存。
孔子在陈国也是郁郁不得志，于是孔子想要出走陈国，前往楚国。
当时，楚昭王伐陈，听说孔子在陈国，于是就派人去请。
但是，孔子这一决定，却使得孔子迎来了最大的一次危机。
从陈国去往楚国，必然要经过蔡国。
陈、蔡的大夫们就商议说：孔丘是一个能干之人，如果他受到楚国重用，那么我们这些能在陈蔡说上话的人可就危险了。
于是发兵围困孔子一行人于陈蔡之间
而孔子在陈蔡之间，却因为所带粮食已经吃完了，而陷入绝境。所以后来人称之为，孔夫子无粮困于陈蔡。
这个时候，孔子在陈蔡之间，既不能回到陈国，又无法去往蔡国。正所谓，前面是危途，后面是绝路。孔子和弟子们陷入如此绝境。
孔子对此已经很淡然，据《史记》记载
孔子讲诵弦歌不衰。
什么意思呢？就是孔子拿出琴来，一边弹唱，一边唱歌。一点忧戚之色都没有。
但是孔子这么高境界，不代表弟子也是一样。
子路性格直率，对师兄弟们说：现在这个时候，老师还弹琴，这符合礼吗？
于是他到了孔子那里，非常恼怒地说：
君子亦有穷乎？
意思就是，难道君子也有困窘的时候吗？
这句话暗含子路的道德观，子路认为，君子是不应该有困窘的时候。
换句话说，就是道德是能给我们好处的。
这句话却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哲学命题，就是伦理道德的意义是什么？
假如说，道德不能给人以好处，那么人们凭什么守道德？
不要小看这个命题，几乎道德哲学的根基就在此处。道德哲学的目的就是解决，人们为什么要行善，而不能作恶。
在神学时代，人们诉诸于神灵，认为道德是神灵所定的，所以人类要符合神灵的规定。这个说法虽然粗疏，但是稳定维护人类近千年历史。
但是当神学褪去，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看各个文明对这个问题的探讨。
在《理想国》第一卷的后半部分，苏格拉底和一群人辩论。此时有一个诡辩家，色拉叙马霍斯插进话来，要苏格拉底给出一个解释。
他说：
头脑简单的苏格拉底啊，难道你不该好好想想吗？正义的人跟不正义的人相比，总是处处吃亏。先拿做生意来说吧。正义者和不正义者合伙经营，到分红的时候，从来没见过正义的人多分到一点，他总是少分到一点。再看办公事吧。交税的时候，两个人收入相等，总是正义的人交得多，不正义的人交得少。等到有钱可拿，总是正义的人分文不得，不正义的人来个一扫而空。要是担任了公职，正义的人就算没有别的损失，他自己私人的事业也会因为无暇顾及，而弄得一团糟。他因为正义不肯损公肥私，也得罪亲朋好友，不肯为他们殉私情干坏事。而不正义的人恰好处处相反。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刚才所说的那种有本事捞大油水的人。你如愿弄明白，对于个人不正义比起正义来是多么的有利这一点，你就去想想这种人。如果举极端的例子，你就更容易明白了：最不正义的人就是最快乐的人；
一言以蔽之，不正义的人，越得到更多的利益，他也就越幸福，越快乐的人。
在《史记 伯夷列传》中，司马迁大发议论说：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
司马迁说，孔子的学生颜回，为人好学，但是早早去世。而盗跖为人极其非常邪恶，却得以寿终。最后他问，他们是遵从什么道德？
按照中国老百姓的话，难道就没有天理了吗？
他接着说：
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到了现在，专干坏事的人，反而能够享有富贵，而累世不绝。相反那些好人，却困厄而死，哪有什么天道？这是什么天道？
在印度文化中，印度人构造一个轮回的思想，而认为，有因必有果，只要造业，就必然受果。如此来构建因果报应，去解释基本的道德。
但是我们知道，在现在，这些构建道德的尝试，都已经褪色了，那么我们的道德从何建立？
一言以蔽之，为什么要行善，而不作恶。难道我们只能靠着法律的命令，但是我们知道，任何制度总有漏洞，绝不可能只依赖法律。
整本《理想国》，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就在探讨，正义是什么？
柏拉图认为，只有通过教育，从小就灌输公民善，而让他与恶绝缘。然后有一个大公无私的统治者，所谓哲学王（类似于孔子所说的君子）执政，各个阶层保持固化的状态，这就是最好的政治，也就是正义。
到了近代，哲学家洛克提出白板说。他认为，人类的所有的认识，是外部世界给予的，犹如一个白板，粉笔的涂抹形成了认识。
这似乎暗含着这么一点，人类一出生是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更可以导出这么一个推论，人性是可以改造。
于是西方兴起了乌托邦思想，认为存在一个乌托邦。他们认为私有制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只有消灭私有制，一切问题都可以解脱。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洛克所说的白板说已经是错误的。因为人类一出生并不是白板，恰恰相反，他们已经有内在规定性。
每一个人，首先要生存，并且他必须把基因传递下去，也就是繁殖。因此，每个人必然有性欲，性欲是人类能够传续的根源。如果我们忽视这一点，认为消灭私有制，就可以消灭这些基本的欲望，这不是很荒谬吗？
因此，这里涉及到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就是道德是可教的吗？我们可以改造人类吗？
首先，我们知道，人类无论花费多少力气，是不可能让一个动物学会某种道德。人类可能可以驯化某些动物。但是绝不可能教会动物学会人类的技能。
这是因为，动物和人是有一个先天的规定性的。同时我们也承认，教育是存在的，因此知识是可以传授的。因此道德也是可以教授的，但是能教授到什么地步？
他不是盲目地，他也是符合某种规定性。
举个例子，一个国家实现了大工业化，工业化必然使得大量的人卷入这个生产之中。那么这个大工业化必然给予人类更多的权利。因此走向自由和民主就是必然的，他不会因为某些人而改变。如果我们假想，教育孔子我们的价值观，孔子是不会接受的。
因为在农业社会，他们无法想象，我们现在的价值观。他们会认为，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是合理的。因为农业社会根本不需要什么自由，因为自由反而混乱整个社会体系。
说明，道德绝不是孤立不变的，恰恰相反，他是被规定好的。他是各种因素的体现，因此我们读春秋战国史，完全可以通过思想去读出当时的社会形态。
因此我们说，人类绝不可能通过自我的能力，越过那个先天的规定性，而去幻想出一个所谓的乌托邦。这也是为什么，人类幻想出各种社会模式，但是能够长久存在的只有一种的原因。
所以，所谓消灭私有制本身就是一个逻辑悖论。因为消灭私有制的操作者，要么他是私有制，要么他是公有制。如果他是公有制，他根本无法集中权力，所以无法操作。如果他是私有制，你又如何保证，他消灭私有制以后，不是创造一个更大的私有制呢？
返回去，我们看孔子对子路的回答。
孔子的回答是，君子固穷。就是说，君子当然有困窘的时候。暗含着，道德并不会给你带了什么利益。
我们常常混淆两个概念，一个是好人，一个是老实人。
我们所谓的好人，实际上经不起推敲。我们只是顺应了社会和父母对于好人的标准，一代代传递下来。我们并不知道，一个人为什么要做好人，而不去做坏人。
如果我们不去思考，当我们遇到一些诱惑或者是危机的时候，我们就会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你没有信仰，你的信仰是虚妄的。
只有当我们能够把一切问题想清楚以后，那种信仰才是信仰。所以我常常可以看到这么一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后面透露出的东西更值得我们思考。很多人，在很多时候是没有思考过这些假丑恶的问题，盲目以为一切都是光明的，过于高估自己。
等到到某个程度，就击溃了自己的所谓的信仰。实际上，一个人应该时刻反思，把一切社会的概念和固有思想抛开，那个得出的理论才是真正的信仰。
通过这个信仰，我们就不可能去动摇所谓的价值观。如果一个价值观动摇了，这只能说明，原有的价值观本身就是虚假的，他要么是洗脑的产物，要么是愚昧的产物。
所以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
甚至他提出，德性就是知识。一个人作恶，全在于他不自知，没有一个人回去抛弃善，而去追求恶。
反过来我们看孔子的思想，
孔子招来子路，对他说：《诗经》说：不是犀牛，不是虎，但他却徘徊着旷野上。难道是我们的大道不对吗？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
子路说：我想是我们仁德不够吧。所以遭此大难，想必是我们智慧不够吧，所以无法逃出困境。
孔子说：仲由啊。假如仁德之人可以得到伸张，那么哪里有伯夷和叔齐？如果智慧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哪里有比干呢？
意思就是，道德本身不能给你得到一个表面的好处，或者世俗人眼中的好处。
孔子叫来子贡，对子贡说：你说说看，我们现在困于此地，你怎么想？
子贡说：先生学说博大，没有人能够容纳先生，先生何不降低要求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道德不能给我们好处，我们何不调整一下价值观，和世俗符合呢？
孔子说：德行操守，不一定会被世俗接纳，如果降低标准求取他人的接纳，端木赐，你缺乏远大的理想啊。
孔子叫来颜回，颜回说：先生的学说不能被各国接纳，那么怕什么呢？不被接纳，才显露出君子本色。学问没有提高，那是自己的耻辱。而先生的大道不被接纳，这是当权者的耻辱，而不是我的耻辱。
孔子说：知我者，回也。
一言以蔽之，如果一个人随意下降信仰的标准，那就不是真信仰。假如一个人认为自己的信仰正确，信仰应该高于自身而存在。
但是我想说的是，当一个人要谨守信仰，至少要对信仰本身有所思考。
孔子后来认为颜回才是最懂他的人，他对颜回有这么一番评价，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孔子也曾经说：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
很多人把这个解读为一个好心态。孔子是这个意思？
当然不是，为什么不怨天，为什么不尤人？
因为自知。正是因为我知道的信仰和理想是什么？我也知道，我的理想很难实现。我也知道，我希望他实现。我更知道，前面的困境。
所以，当我对这些都自知的时候。我对环境的境遇，早有准备，我干嘛要怨天尤人呢？
因此，《论语 学而篇》开篇就是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话说，孔子一行人被困于陈蔡，时间久了，谁都扛不住。
甭管孔子多么淡然，他的身体也日渐衰弱了。毕竟此时孔子已经讲究六十多岁了，可见孔子的身体素质还是很不错的。
孔子困于陈蔡之地整整七天，没吃没喝。颜回冒着生命危险，向周边的村民讨了点米来，把米煮好。孔子正在地上奄奄一息，闻到米香，忽然醒了过来。
正好看到颜回用手抓饭吃，颜回就请孔子吃饭。
孔子假装当时没有看到，就说：我刚刚梦到我的先人，我自己先吃干净的饭然后才给他们吃。
颜回说：不是这样的，刚刚有灰落入锅中，如果把沾了灰的饭给先生吃不好，丢了又于心不忍。所以我才拿过来吃。
孔子叹息说：人们常说眼见为实，看来现在眼见也不真实啊。只有相信自己的心，要了解一个人不容易啊。
最后孔子派子贡，去楚国求救，楚昭王派人迎接孔子，孔子才得以脱困。
在这个时候，孔子还曾经去拜访叶公。
叶公问孔子，怎么治国？
孔子回答说：近者说（悦），远者来。
也就是让境内的人快乐，远来之人就会慕名而来了。
叶公又问子路说：夫子是怎么样的人？
子路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回答。
子路就回去问孔子，孔子大笑说：你怎么不说，说夫子就是这么一个人。他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他这个人，发愤用功，连吃饭都忘了，快乐得把一切忧虑都忘了，连自己快要老了都不知道，如此而已。
楚昭王就和孔子促膝长谈，楚昭王大悦。
要封七百里地给孔子，这七百里地可不得了。战国时期，不是出现过张仪欺楚，搞得楚怀王里外不是人，那是张仪许诺不过是六百里地。就能搅着楚国不得安宁。
但是令尹子西对楚昭王说：大王的使者有好像子贡那样，能说会道吗？
楚昭王摇摇头说：没有。
子西说：那么大王身边有像颜回那样德才兼备之人吗？
楚昭王说：没有。
子西说：那大王身边有像子路那样勇猛之人吗？
楚昭王说：没有。
子西说：那大王有像宰予一样能干的官吏吗？
楚昭王说：没有。
子西说：既然都没有，大王想想看。楚国的先祖被周朝分到此地，号为子爵，当时只有五十里地。这些土地，是周王分给我们的吗？都是列祖列宗筚路蓝缕而得到的。孔丘意图效法周礼，要是孔丘要您回到周朝那种状态，大王该当如何？您现在就看孔子一张嘴，就赐给他七百里地，这多让国内的大臣寒心？您把列祖列宗的争夺过来的土地赐予孔丘，这对得起楚国吗？况且，孔丘旁边那么多能干的学生，对楚国可不是好事。
楚昭王如梦初醒，虽然对孔子很礼遇，但是闭口不谈土地一事。
这年秋天，楚昭王去世。
孔子就暂且住在了楚国，他在楚国遇到了接舆，对他说：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兮，来者犹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接舆只是一个隐士，他在楚国遇到了很多隐士。比如说：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长沮、桀溺两人在楚国耕地的时候，孔子从旁边路过。
孔子让子路去问渡口，于是子路就跟这两个人问路。
长沮就问子路说：那个人是谁啊？
子路说：这是我的老师孔子。
长沮就说：是那个鲁国人吗？
子路说：对啊。
长沮说：那他不知道渡口在哪里吗？
子路又去问桀溺，桀溺问说：你是谁？
子路回答说：仲由。
桀溺就问：那你是那个孔丘的弟子吗？
子路说：是啊。
桀溺说：社会混乱，如同洪水泛滥，谁能改变了呢？你与其跟着孔丘那样的避人之人（意为孔子周游列国，对不采用自己主张的君主，就离开，谓之避人），何不跟随我们这样的避世之人呢？
子路听了，也没法回答，就呆立当场。然后就回来，报告给孔子。
孔子说：我们无法和鸟兽在一起，若不和天下人在一起，和谁在一起呢？如果天下太平，我又干嘛要做这个改造现实的事情呢？
这段话，实际上就是道家人和儒家人的一次谈话。孔子为什么成为中国的圣人，根源也在于此。为什么呢？
在各国文明之中，都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东西。
在古希腊人看来，理性是永恒的。在希伯来人看来，上帝是永恒的。在古印度人看来，解脱是永恒的。
那么在中国人看来，特别是以儒家知识分子看来，什么是永恒呢？
道德是永恒的。
道德要高于任何事物，甚至要高于自己。所以自己要为其奋斗。
这里所说的道德，已经脱离了我们平常说的伦理道德，在孔子看来，道德是永恒追求的东西，即使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我也要去追求。因此孔子说：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这种思想，使得孔子成为至圣大成先师。为什么呢？因为他给出了这么几个思想
1、道德是终极价值，所以要不停追求
2、道德是个体的觉醒，个体的存在，依靠于道德。所以个人应该没有任何理由，就去追求道德。
3、道德具有超越财富、声誉的力量
因此，孔子不可能和道家人一样，隐居起来。但是孔子悲哀就悲哀在这里，他的所有政治思想，全部要依靠君王去实现。他期望有一种道德和政权相结合的明君圣主，比如周文武。
所以他只能避人，而不能避世，这是他的基本价值观。这也导致，他的思想只能是个悲剧，因为能够符合他心目中的圣主，少之又少。
由于楚昭王去世以后，孔子就离开了楚国了。
那么他又要去哪呢？他又返回了卫国。所以说，孔子对于卫国有很深的感情。之所以去卫国，因为当时很多弟子在卫国做官，互相有个照应。
在卫国的第二年，鲁国和吴国发生百牢事件。
当时很多弟子要求孔子出仕做官，而且卫出公也极力希望孔子出山。
子路就问孔子说：卫侯要求您出山，如果您出山以后，您首先要什么事情？
孔子说：正名也。
子路说：您怎么还把这套迂腐的东西拿住不放啊。
孔子说：仲由啊，这怎么能说是迂腐呢？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
所以君子做事，必须首先要正名。君子对于自己的行为，怎么能马虎大意呢？
孔子说这话，实际上说的很对。我们看春秋时期历史，霸主争夺权力，多少要站在道德制高点。
首先，道德制高点绝不是什么虚伪与否。恰恰相反，他在历史上屡次展露出他的有效性，如果是一个虚伪的东西，怎么能这么有效。
那么一个好的道德制高点，必须包含两点
1、切中国内人的生存状态。比如纳粹德国时期，希特勒提出的一整套理论，完全切中德国人在凡尔赛体系下的心态
2、切中国际体系，比如管仲为齐桓公提出的尊王攘夷政策，完全切中当时中原形势岌岌可危的形势。
因此我们看二战时期，日本提出大东亚共荣圈，本身是一个很好的口号，但是硬是给搞砸了。
希特勒的口号，既符合绥靖政策和国内的民族主义，但是由于本身就不正义，也只能灭亡了。
所以外交政策，就看他能不能切中生存形势，如果他的口号说起来好听，实际上对于大部分国家（特别是强国），一点意义都没有，那么这个口号一点意义都没有。比如宋襄公提出仁义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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