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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美国政治：激荡与理想与现实之间》
它所书写的 20世纪 60年代正是现代美国与后现代美国的分水岭。在此之前的美国是 WASP文化居核心地位的清教伦理之国，在此之后则是多元文化主义占据主流；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和政治家总体而言能够得到社会大众的尊重和信任，在此之后则受到严厉批评和严格监督，从总统到国会各种政治机构的信誉一落千丈；在此之前，美国外交相对超脱于国内政治的纷扰，对外战争一度在爱国旗帜下得到不假思索的普遍支持，在此之后外交领域再无特殊待遇，反战反干预的声音此起彼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经历了 1965— 1975年反战（反对越南战争）和反文化（挑战 WASP文化传统）两大运动的洗礼，美国才一变而成我们现在习见习闻的样子。美国进步左翼和保守右翼的分野也是从那个时代延续至今，当前大部分政治、法律、社会、文化争议课题追根溯源也是产生于那个年代。
亨廷顿认为，造成信条激情时期的是美国政治理想与美国政治现实之间的鸿沟。而鸿沟的凸显并不是由于美国人过于务实，而是因为美国人过于理想。
美国人如果放弃政治理想就是放弃民族认同的核心，也就不再是真正的美国人。
经历了里根—（老）布什年代的犬儒、克林顿年代的自满、小布什年代的自欺欺人，而始终不能缓解认知失调引起的挫败感。奥巴马上台似乎带来了开启道德主义追求的希望，但受到金融危机的拖累和政策视角的局限，他在施政过程中甚至无法复制新政式的革新。
许多人质疑种族平权的方式和进度，但是没人想从体制上保护种族歧视。许多人不情愿目睹尼克松被弹劾，但没人愿为政府官员的不诚实和虚伪全盘辩护。争议的中心并不在于应当采用何种原则，而在于应当采用哪些方式实践这些原则。
60年代是抗议的时代，也是重申道德的时代，人们激情勃发，无论是好是坏，都在努力去实现美利坚信条的原则与价值。在20世纪60年代，以及其他历次信条激情时期——18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革命时期，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杰克逊时期，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进步运动时期，美利坚信条的价值都会被唤醒，动员人们挑战现有制度与实践。
通常被称为“进步主义”（Progressive）的理论强调少数富人和多数穷人之间的持续冲突。显然除了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史学家，该理论还得到了大量其他人的支持，因此称它为美国版的“阶级冲突”理论确实更为妥当。
以阶级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从来没能像在欧洲那样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发展起来。中产阶级价值的共识十分普遍，美国政治上的冲突，不过是基本共识框架下有关狭隘的经济与个性问题的争论。
这一时期共识理论的流行，反映出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的成功与社会革命的失败，描绘了美国人的生活富足与丰富多彩，同时也揭示了作为美国外交关系主要特征的冷战的兴起。
由于没有其他意识形态的竞争和挑战，哈慈眼中的美国式自由主义失去了意识形态所需的系统性和清晰性，也没有活力；它变得固化、非理性，绝对主义且疏于思考，时而自相矛盾，时而含糊其词。
霍夫斯塔特曾一语中的地写道：“无须意识形态冲突，美国人也能打得血流成河。”而共识理论并未对此给出解释。
美国政治的历史就是好开头与坏结果、希望与失望、改革与反动的循环往复。美国的历史就是许多团体通过实现美国理想努力促进自身利益的历史。
同欧洲相比，美国的政治理论相对欠发达。美国社会显然没有优秀的政治哲学家和以阶级为基础的、高度系统化的意识形态。
美利坚信条的价值是什么？大量研究以不同方式将其逐条列出，但事实上，所有的分析都包括了相同的核心政治价值：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主，以及基于宪法的法治。
美国是世界上仅有的大部分人口信仰不同新教教派的国家。新教价值增强了18世纪的共和与民主潮流，为美国的政治和社会思想提供了根本的伦理和道德基础。
其他社会的意识形态会在不同价值间做出排序，但是在美国社会，即便在实践中会产生冲突，所有这些价值也要在信条中共生共存。它们不仅共存于美国社会中，还共存于个体公民的观念中。尽管可能每个人对于矛盾价值间的适当平衡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没有人会毫不犹豫地将某个价值凌驾于其他所有之上。
美国的历史上，自由和平等确实并肩前进。它们的发展彼此联结而非彼此反对，所代表的不是敌对社会阶级的政治价值，而是同一个中产阶级内部的对立政治价值。18世纪的自由很快被掺入了19世纪的平等。一般而言，美国人认为自由比平等更重要，但不同的团体看法不同，而事实上所有的团体都同时高度赞同这两个价值
民主规范和信条价值，等等。其中，强调平等和社会流动性的信条规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社会主义的替代品
但是到20世纪60年代初，城市政治生活最为重大的进展，恰恰是移民及其后代用美国社会的传统规范代替了自己的传统规范。“较低阶层的移民已经并且仍在被快速地吸收进中产阶级。这一过程深刻地影响了选民的观点，因为中产阶级一直持有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政治观，新加入中产阶级的成员也会和其他人一样接受这些思想……渐渐地，‘新移民’开始要求候选人不论其出身如何，都应具有新教精英式的社区服务精神和公德”。15后来六七十年代发生的政治事件显示出上述分析的洞察力。
美国民族主义是政治的，而不是有机的。美利坚信条的政治理念一直是民族认同的基础。
作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美国人没有把自己与英国亲戚在种族、语言、文化或宗教方面的差异作为宣布独立的原因。美利坚合众国诞生在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刻——1776年7月4日，它是明确政治原则基础上的自觉政治行动的产物。
合众国的源头在于自觉的政治行动，对特定基本政治原则的确认，以及对这些基础上建立的宪法共识的忠诚。
而在苏联和南斯拉夫，之前已经存在若干可被明确识别的，拥有自身语言、文化、传统乃至领土的民族，它们被灌输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从而创造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两个国家的存在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密不可分。如果共产主义及其政治上层建筑被移除，这些民族仍然会存在，在没有新政治结构的情况下，这将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立陶宛人、乌兹别克人以及其他政治共同体脱离昔日的苏联创造基础，对南斯拉夫境内的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马其顿人也是如此。
历史上反对民族国家的保守贵族主义，在1815年维也纳和会上建立了其最重要的制度实体。他们认为，两个来自不同国家的贵族之间的共同点，要比来自同一个国家的贵族国民与非贵族国民之间的共同点更多。
其他国家经常目睹一代又一代制度的往复变迁。20世纪的德国人已经有了五套截然不同的政治体系。从1789年到1979年，法国建立了五个共和国，外加其他六套不同的政治体系。甚至是当代英国的宪法体系和意识形态构成，也同18世纪晚期有很大区别。在这些社会中，政治体系不断变迁，民族却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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