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妈在看一部电视剧，我因为无所事事，也和她一起看。剧情之穿凿愚蠢，无以复加，为我平生未见。我查到这部剧的导演和编剧，将他们记下来，列入我的永不再看的黑名单。
但在“永不再看”之前，我却对这部剧一看再看，丟也丢不开。每次都在心里骂编剧白痴，却又每次都忍不住再接着看下去。我才发现，愚蠢的魅力有时会比智慧更大。
人并不是由大脑来驱动的，“本能”就是人最基本的能量。人在本能之外还有普遍的心理结构，他们决定人在更深层的程度上是非理性的，或者说是超理性的，理性只是人的工具，虽然它也如工具塑造了劳动者一样的塑造了人。
所以文学艺术的根本是心理学，通俗小说和流行影视剧的生产方法可以据以研究审美心理。金庸琼瑶虽不为“严肃文学界”所接受，但他们的读者数量足以建立一个庞大帝国（我怕我这里将琼瑶和金庸并列，会使金大侠的拥趸愤怒）。他们的成功原因之一即是把通俗小说“摄人心魂”的本事发挥到极致。故事情节要跌宕起伏，离奇变幻，人物关系要盘根错节，山重水复，讲故事的语言却要通俗易懂，富于煽动性。文似看山不喜平，但崇高的喜马拉雅要到高寒的青藏高原才能看到，虽然现代科技发达，但总还是看泰山轻松些，在中国古代人人都知道泰山，几个人知道鸟飞不至的喜马拉雅山？在中国东部平原，有那么一座泰山就够他们欢喜赞叹几千年了。
说得更具体一点。当我看过博马舍的剧本以后，对“误会”“巧合”这类戏剧手法产生了极大的厌恶。这类方法极具破坏性，能在瞬间改变情节走向，用得好，柳暗花明，开辟新天，用得不好则容易把一部戏变成低能闹剧，使观众觉得受到愚弄。
可事实是作者总能立于不败之地。要么你接受了他的逻辑，被他牵着鼻走，要么你感觉受到愚弄，但却无法摆脱，因为你总想看他怎么收场，怎么填上这个大洞，虽然这洞一直扩大，更本没有弥补的希望。他们以各种愚蠢的理由，使主人公受尽迫害，让观众也随之痛苦，这其实满足了读者和观众的受虐心理。
余秋雨说，“中国历史充满了悲剧，但中国人怕看真正的悲剧，最终都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以博得情绪的安慰，心理的满足。只有屈原、杜甫、曹雪芹、孔尚任、鲁迅、白先勇不想大团圆。他们保存了废墟，净化了悲剧。”
我想他说这话，与他研究希腊悲剧有关，所以他所谓的“真正的悲剧”实则指希腊式的命中注定失败但又不息抗争的英雄悲剧。中国人崇拜个人英雄的情结本不像西方那样严重，况且一个团圆的结局虽不能成全英雄，却能成全道德教化的心愿。
其实团圆与否，和观众心理关系不大，那只是完成作者心里的那个理想。如果前面不好，谁看得到尾？既然看到尾了，团圆不团圆又有什么区别，反正已经成了习惯，接着看就是，就是不看，已经到尾了，对看书观影能造成什么影响。
我也看过不少小说电影，却很少记得住结尾，是团圆还是离散都没有印象。结尾只能成全一部作品，却不代表作品的本质。我们的悲剧爱以喜剧结尾，不过是一厢情愿为了教化。
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这话说得太文，用白话翻译上半句：悲剧就是折磨英雄。
人们总以为悲剧比喜剧格调高，实则洒狗血的悲剧比恶搞的喜剧更多，而再坏的喜剧能使人发笑就很不易，洒狗血的悲剧凭祖师传下的套路就能赚下大把眼泪。
《祝福》里写到祥林嫂反复诉说她的那些悲惨故事，“这故事倒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
这就是我们对悲剧的心理，不过不用带什么批判眼光，这是人性里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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