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事变，黄袍加身，代后周称帝，建立宋朝。与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南北对峙，结束了五代十国长达半个世纪的混乱局面。
五代十国混乱局面，是唐中期藩镇势力强大和儒家伦理价值价值体系的崩溃结果。
北宋建立后，政治、军事加强中央集权外，急需理论说明皇权的至上性和不可侵犯性，以重建社会伦理秩序。
这样儒学复兴成为迫切的现实需要。
理学的形成与发展
宋太祖赵匡胤虽戎马一生，但得天下后自己手不释卷，也要求臣下积极读书，且竭力褒扬孔子和儒学，自此形成北宋王朝“重文轻武”的风气。
宋初三先生：孙复、胡瑗、石介
由于《春秋》学的“大一统”和“尊王攘夷”的宗旨，可以服务宋初的政治现实，因此儒生们的研究焦点多集中在《春秋》上。
但孙复的《春秋》学研究延续唐中期怀疑学派思想传统，他舍弃传注，直探经文本义，是儒家经典研究史上的一种“范式革命”。
宋初儒学的基本特征是疑传尊经，学者们号召回归经典，展开了比中唐疑传学派更大的怀疑运动，最后又演化成由“疑传”向“疑经”的根本性转变。
孙复肇始怀疑思潮，范仲淹、欧阳修作为文政坛执牛耳的人物，他们的呼应与支持使这运动开展更迅猛浩大。
与此同时将儒学的忧世情怀与宋初政治现实密切结合起来，开导儒家知识分子学以致用 积极干预政事、议论国事，从而开启了宋儒的自由议论风气。
宋代儒学获得超越汉唐的进步正得益于这种自由的氛围，因为自由议论是学术进步的基本条件。
像欧阳修就大力批评定为儒学标准解释的唐代《五经正义》，刘敞更是将怀疑转为正面研究与详尽论证。
他的《七经小转》首开议论之风，将原先神圣不可侵犯的儒家经典议论一番，使学风转移。
儒家学者从汉唐诸儒的章句训诂之学，转为探求儒学的身心的性命之学，使新儒学体系“宋明理学”开启。
宋初诸儒中， 胡瑗最先探讨身心性命义理之学，他抛开经典传统解说， 结合自身的生命体验重新阐释传统，他开启了宋儒以性命道德之学解说《周易》的先河。
他的“明体达用”修身养性之学作为二程理学内涵继承下去。
石介与孙复、胡瑗一样，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反对佛道二教。同时继承唐中期的古文复兴运动精神，反对轻浮华丽的文风，主张韩愈“文以载道”的思想。
理学奠基者：周敦颐、张载、劭雍
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祖师，提出宋明理学的主题“心性义理”，即性命道德问题。
他吸收道教思想资源的《太极图说》，描绘了简明扼要的宇宙生成模式，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宇宙观、动静观和人生观。
张载关中大儒，形成“关中学派”，他的《正蒙》着重发挥儒学的天道说，建立以气为一元本体的宇宙论。
他提出“穷里尽性”，以及区别“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还提出“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区别。
劭雍的思想贡献主要在对宇宙本原及其演化规律的探讨上，提出“以物观物”的认知论。
理学体系构建者：程颢 程颐
经过周敦颐、张载、劭雍等人的共同努力，宋明理学体系大体形成。
程颢、程颐两兄弟开创洛学是宋明理学的重要学派，且他们摆脱道教影响回归到儒学正宗，其思想理所当然地成为理学正统。
只是两兄弟虽都是理学的创建者，但是他们对于“理”的理解却是同中有异。
程颢认为，理是自认而然的自然趋势，将道视为无始无终的万物主宰，强调“天人本无二”，只要“诚敬存之”，便可以达到“仁”的境界。
“只心便是天，尽之便只性，知性便知天。”理心一体，万物皆在我心中，直接开启了此后的“陆王心学”。
程颐认为“理”重在指客观事物之所以然，认为“有物则有则，一物须有一理”，但“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
二程主张虽没根本冲突，但也差异明显。在“气”和“道”的关系问题上，程颢认为阴阳是道，阴阳者气也，气是形而向下，道是形而向上。
程颐认为理是精神的实体，是宇宙万物的根源，气自理来。
二程又把本体论的问题引入人性论和修养论，就出现著名的命题“天理”和“人欲”的对立。
为强调个体道德对社会伦理的绝对认同，而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化解个体与社会，个体欲望与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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