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逢六二六，怀念毛泽东
一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主席在一次谈话时，针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指示卫生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这一指示是6月26日发出的，因此又被称为“6.26指示”。
“6.26指示”的内容是丰富的。
除了要求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实现转移之外，还对医疗教育、医疗作风、卫生制度的改革等，都指明了方向。
分量最重当属这段话——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毛主席这段颇为激愤的严厉批评，实际上点明了这样几个问题——
1、医疗卫生不能成为精英自我服务、自我享受的领域;
2、为人民服务不是抽象的，农民作为人民的主体，他们理当成为医疗服务的重点;
3、这是一个人民共和国能不能名至实归的政治性问题。解决不好这个问题，人民共和国就会蜕变为老爷共和国。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毛主席的批评对不对呢?他的担心有没有道理呢?
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二
由于“6.26指示”的口气相当严厉，所以人们一般会认为当时医疗卫生工作非常差，其实不然。
新中国成立后，医疗卫生行业是发展最快、进步最为明显的领域之一。
建国后，霍乱很快在我国绝迹;
1955年，鼠疫就基本得到了控制;
1959年，性病在全国范围内基本被消灭;
60年代初，天花宣告灭绝，比天花在世界范围灭绝早了十余年。六零后基本就没有“大麻子”了;
到1965年，结核病的死亡率从建国初期250例/10万人下降到40例/10万人;脊髓灰质炎、麻疹、乙脑、白喉、破伤风、百日咳等传染病的发病率明显下降;
1965年，农村接生员的队伍已经增长到685740人，产妇的产褥热和新生儿破伤风显著减少，母亲和婴儿的健康得到了充分保证。
以人民公社为中心形成的三级农村基层卫生组织网，在改善农村卫生环境，保障农村群众健康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医疗卫生工作的进步，造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是由于死亡率的急剧下降，人口迅速飙升，以至于可以“毛泽东阶跃”来形容。
但相应的农副产品增长率却跟不上人口增长率，加上“高积累、低消费”的工业化政策及帝国主义的围堵，“吃不好”甚或一定时期内的“吃不饱”，成了许多过来人的印象，以至于今天还成为许多人妖魔化毛泽东时代的借口。
三
医疗卫生工作取得了如此明显进步，依然被毛主席严厉批评，这里的原因是复杂的。
一方面，从医疗保健制度的覆盖范围上看，农村与城市仍然很不平衡。
当时城镇职工、干部、教师和大专学生等，只需个人缴纳挂号费、出诊费，其他医疗费用就基本由企业或国家负担。同时，企业还为职工的直系亲属负担医疗费用的二分之一。
但这项制度并没有惠及农村。
尽管党和政府也对农村采取了很多优惠政策，实行了对一些流行性疾病的免费治疗和对贫困户的医疗救助等，但农村基本还在持续着农民自费医疗的制度。
另一方面，从医疗卫生资源的分布和投入上比较，农村与城市相差甚远。
“6.26指示”被传达后，卫生部在送给毛泽东主席和中央的报告中，深刻检查了在这方面工作上的失误——
据1964年的统计：在卫生技术人员分布上，高级卫生技术人员69%在城市，31%在农村，其中县以下仅占10%。
农村中西医不仅按人口平均的比例大大低于城市，而且多数人的技术水平很低。
在经费使用上，全国卫生事业费9亿3千余万元中，用于公费医疗的2亿8千余万元，占30%，用于农村的2亿5千余万元，占27%，其中用于县以下的仅占16%。这就是说，用于830万享受公费医疗的人员的经费，比用于5亿农民的还多。
当然，“6.26指示”的最根本动因，还是反修防修，保持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性”。
进入六十年代以来，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毛主席将反修防修的问题看得越来越重。他深深担心，曾经和人民群众有过血肉联系的执政精英集团，有可能蜕变为凌驾于人民之上单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特殊集团。
医疗卫生部门服务性强，又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因此，毛主席对卫生部门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医务人员的革命化问题尤为关切。
1964年8月10日，他就在卫生部党组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
在他的督促下，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撤消专为高级干部设立的保健机构，取消专职保健医生、保健护士的制度，并向群众开放专为高级干部看病的医院。
在“6.26指示”中，毛主席再次批评卫生部是“城市卫生老爷部”，忽视了对农村群众医疗卫生的关心，留在城市里，坐在医院中，隔断了与基层群众的联系，冷落了人民群众的感情。
四
毛主席对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视是一贯的。以防治血吸虫病为例，最能体现毛主席对人民群众健康的关怀。
血吸虫病在我国由来已久，解放前在长江以南12个省、市、自治区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区域流行蔓延，患病人数达1100万人以上。
血吸虫病的泛滥致使家破人亡，甚至整村、整乡人丧命的情况令毛泽东主席十分焦虑。
在毛主席的指示下，1955年11月，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成立，并在疫区逐级建立了省、市、县、村各级防治机构，制定了四年奋战，两年扫尾，七年消灭血吸虫的规划。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发动开展群众性的消灭血吸虫病运动。
1958年6月30日，当毛泽东主席得知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时，竟夜不能寐，在微风旭日中挥笔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七律·送瘟神》。
这里顺便提出一个疑问：著名导演刘毅然拍摄了反映这段历史的电视连续剧《送瘟神》，不知卡在什么环节了，至今不能在电视台播出，已经好几年了。
五
“6.26指示”的效果是明显的。
以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病床的分布为例，1965年农村只占40%，短短10年后，到1975年，这个比重已提高到60%。全国卫生经费65%以上用于农村。
从60年代中期开始，在毛主席的“6.26指示”推动下，中国农村广泛地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级(县、乡、村)卫生服务体系。特别是以“赤脚医生”为标志的村卫生员，在使农民便捷地获得村级卫生服务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1968年，毛主席又批示推广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的合作医疗经验，到1980年，全国农村约有90%的生产大队(行政村)实行了合作医疗，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级(县、乡、村)卫生服务网络。
这个网络，除了51万正规医生外，拥有146万不脱产的生产大队赤脚医生、236万生产队卫生员、还有63万多农村接生员。
中国农村的这次卫生革命基本上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的目标，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
当然，“6.26指示”落实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1975年，著名导演谢晋摄制的电影《春苗》，真实地向观众再现了“6.26指示”落实过程的曲折与斗争。
六
在城市中下层老百姓(更不要说农村了)也面临“看不起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问题时，重温毛主席的“6.26指示”，意义是巨大的。
“6.26指示”及指示发出后的十年巨变证明，只要精英阶层放弃单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建立一个普惠性的医疗体系是完全可行的。
就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的历史来看，在如何做到使医疗卫生服务惠及全体人民方面，我们有丰富的经验，而最近四十年，在这一领域最需要引起重视的则是教训。
又逢“6.26”，怀念毛泽东！那个最关心我们健康的人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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