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003），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生前一直在纽约大学任教。
本书作者认为英国的小说家奥尔德斯.赫胥黎在他的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中的预言会成为现实：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第一部分：媒介是怎样于无形中影响文化的
一、媒介即隐喻
信息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明确具体的说明，但是我们的媒介，包括那些使会话得以实现的符号，却没有这个功能，它们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不管我们是通过言语还是印刷的文字或是电视摄影机来感受这个世界，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帮我们将这个世界进行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和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
隐喻是一种通过把某一事物和其他事物做比较来提示该事物实质的方法。通过这种强大的暗示力，要理解一个事物必须引入另一个事物：光是波，语言是一棵树，上帝是一个明智而可敬的人，大脑是被知识照亮的黑暗洞穴。如果这些隐喻不再有效，我们一定会找到其他适用的：光是粒子，语言是一条河，上帝是一个微分工程，大脑是一个渴望栽培的花园。
伽利略说过，大自然的语言是数学。他这样说只是打个比方，大自然自己不会说话，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也不会说话。我们关于大自然以及自身的对话，是用任何一种我们觉得使得的“语言”进行的。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
二、媒介即认识论
认识论是一门有关知识的起源和性质的复杂而晦涩的学问。
首先，我想证明，在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话语和现在有很大不同——清晰易懂，严肃而有理性；其次，我想论证，在电视的统治下，这样的话语是怎样变得无能而荒唐的。
媒介是怎样于无形之中影响文化的。
例1：西部非洲的一个部落。他们没有书面文字，但他们丰富的口述传统促成了民法的诞生。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对于法律事实的理解存在共鸣的冲突：一方面，人们仍然相信口头语言的威力尚存，只有口头语言才可以代表真理；另一方面，人们更愿意相信书面文字的真实性，尤其是印刷文字。
例2：一个考生在他的论文中写了一个脚注，想用来证明援引的出处（但他没有引用著作中的引文）。老师都认为这样的证明方式不妥。在学术界里，出版的文字被赋予的权威性和真实性远远超过口头语言。人们说的话比他们写下来的话要随意。书面文字是作者深思熟虑、反复修改的结果，甚至还经过了专家和编辑的检查。书面文字可以长久存在，而口头语言却即刻消失，这就是为什么书面文字比口头语言更接近真理。
总结：
1、一种重要的新媒介会改变话语的结构。我相信电视创造出来的认识论不仅劣于以铅字为基础的认识论，而且是危险和荒诞的。
2、一条被逐渐污染的河流会突然变得有毒，大多数鱼类都灭绝了，游泳成为一种危险。但即使这样，这条河看上去还是正常的，即使河里的生命都已经死亡，这条河还是存在的，它的用途也还没有消失，但它的价值大大降低了，并且它恶劣的条件对于周围环境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我们的符号环境也已经达到了一种临界点。电子媒介决定性地、不可逆转地改变符号环境的性质。
有人相信电视和铅字仍然共存，而共存就意味着平等。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想法。根本没有什么平等，铅字只是一种残余的认识论，它凭借电脑、报纸和被设计得酷似电视屏幕的杂志还会这样存在下去。
3、每一种思想的新工具的诞生都会达到某种平衡，有得必有失。
400年来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印刷术利大于弊。我们现代人对于智力的理解大多来自印刷文字，我们对于教育、知识、真理和信息的看法也一样。随着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缘以及电视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公众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危险的退步。
三、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
1640年-1700年间，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两个地方的文化普及率达到了89%-95%。《圣经》是所有家庭的必读书。
殖民地美洲没出现文化贵族。阅读从来没有被视为上等人的活动，印刷品广泛传播在各类人群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没有阶级之分的、生机勃勃的阅读文化。到1772年时，雅各布.杜谢评论：“特拉华河畔最穷苦的劳工也认为自己有权像绅士或学者一样发表对宗教或政治的看法——这就是当时人们对于各类书籍所表现出来的兴趣，几乎每个人都在阅读。
1842年狄更斯访问美国的时候，他所得到的待遇简直可以同现在我们对电视明星、体育明星和万克尔.杰克逊的崇拜相媲美。
1835年，在美国的15个州中有3000多个演讲厅。英国人阿尔弗雷德.邦恩写了一份报告，他部：“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演讲厅，在辛苦劳作了一天之后，年轻的工人、疲劳的工匠、倦怠的女工都不约而同地涌进拥护的演讲厅。”
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从一开始到19世纪，美国比任何一个社会都痴迷于铅字以及建立在铅字基础上的演讲术。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提醒我们，美国是一个由知识分子建立的国家，这在现代历史上是罕见的。
从17世纪到19世纪末，印刷品几乎是人们生活中唯一的消遣。那时没有电影可看，没有广播可听，没有图片展可参观，也没有唱片可放。那时更没有电视。印刷文字，特别是说明文的线性结构的影响，四处可以感受到。
四、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
亚伯拉罕.林肯和斯蒂芬.道格拉斯之间有七场著名的辩论。1854年10月16日，在伊利诺伊州的皮奥里亚，道格拉斯先发言3个小时，按约定，他发言之后应该是林肯做答复。当轮到林肯发言时，他提醒听众当时已是下午5点，他建议听众们先回家吃饭，然后再精神饱满地回来继续聆听4个多小时的辩论。听众们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一切按林肯的计划进行。
这是怎样的听众啊？这些能够津津有味地听完7个小时演讲的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啊？在林肯和道格拉斯辩论时他们不是总统候选人，甚至还不是美国参议员候选人。但是他们的听众把这样的场合作为政治教育的一部分，他们认为这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且他们早已习惯这种极为耗时的演讲。演讲者在当时非常盛行，特别是在西部各州，在伐木之后的树墩边或任何一块空地上，只要有演讲者，他的周围就会聚集起一群人听他说上两三个小时。
对于他们的理解力，用当今的标准来衡量，那时的听众具有超常的注意广度，其次听众必须具备非凡的理解复杂长句的能力。
印刷术的影响无处不在，到处是论证和反论证、相关文本的批评和对对手措辞的百般挑剔。建立在印刷文字之上的口头语言，具有某种内容：一种有语义的、可释义的、有逻辑命题的内容。如果一个句子不能起到陈述事实、表达请求、提出问题、明确主张或做出解释的作用，那它就毫无意义，就只是一个语法的空壳。所以，流行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美国的话语以语言为中心，意义丰富、内容严肃。
1890年，广告被看作一项严肃而理性的事业，其目的是用文字形式传播信息、发表主张。广告需要的是理解，而不是激情。
19世纪90年代，语境遭到了彻底摧毁，首先是因为插图和照片的大量侵入，后来是因为无主题语言的使用。广告成为一种半是心理学半是美学的学问，理性思维只好移师其他领域了。
18世纪和19世纪的阅读同今天的阅读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那时的公众人物被人熟悉，是因为他们的文字，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外貌，甚至也不是因类他们的演讲术。想到那些人就是想到他们的著作，他们的社会地位、观点和知识都是在印刷文字中体现的。但如果想想那些近年来成为公众人物的总统、律师、科学家，首先进入你脑海的是一个图像、一张图片上的脸，而至于他们说过些什么，你可能一无所知。那个时代大多数人都能够阅读并且也参加了文化对话。对于这些人来说，阅读为他们和外部世界的联系提供了纽带、同时也帮助他们形成了对于世界的认识。在书本里，这个世界是严肃的，人们依据理性生活，通过富有逻辑的批评和其他方式不断地完善自己。
对于印刷机统治美国人思想的那个时期，我给了它一个名字叫“阐释年代”。阐释是一种思想的模式，一种学习的方法，一种表达的途径。所有成熟话语所拥有的牲，都被偏爱阐释的印刷术发扬光大。
五、躲躲猫的世界
电报对于印刷术统治下的话语定义进行了三路进攻，遭到攻击后的话语内容无聊、表现无力、形式散乱。电报的主要力量来自它传播信息的能力，它只适合于传播转瞬即逝的信息。而书籍就是收集、细察和组织分析观点的绝好容器。写书、读书、讨论书的内容、判断书的内容、价值都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写书是作者试图使思想房屋并以此为人类对话做出贡献的一种努力。
自从摄影术被确定下来以后，就一直被作为一种“语言”。摄影是一种只描述特例的语言，在摄影中，构成图像的语言是具体的，摄影无法提供给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观点和概念，除非我们自己用语言把图像转换成观点。摄影本身无法再现无形的、遥远的、内在的和抽象的一切。它无法表现“人”，只能表现“一个人”
所有这些电子技术的合力迎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躲躲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突然进入你的视线，然后又很快消失。这是一个没有连续性、没有意义的世界，一个不要求我们也不允许我们做任何事的世界，一个像孩子们玩的躲躲猫游戏那样完全独立闭塞的世界。但和躲躲猫一样，也是其乐无穷的。
电视为电报和摄影术提供了最有力的表现形式，把图像和瞬息时刻的结合发挥到了危险的完美境界，而且进入了千家万户。电视是新认识论的指挥中心。没有什么人会因为年幼而被禁止看电视，没有什么人会因为贫穷而不得不舍弃电视，没有什么教育崇高得不受电视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任何一个公众感兴趣的话题——政治、新闻、教育、宗教、科学和体育——都能在电视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们的文化对于电视认识论的适应非常彻底，我们已经完全接受了电视对于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无聊的东西在我们眼里充满了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
电视的认识论已经悄无声息地进入了我们的生活。
第二部分我们的文化是如何被娱乐的
六、娱乐业时代
电视具有娱乐性这个事实实在太苍白了，绝对不会对文化造成任何威胁，也不值得我为此写一本书。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现，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在电视节目进行过程中，是不允许说“让我想一想”或“我不知道”或“你刚才说……是什么意思”，这样的话语不仅减慢了电视节目的节奏，还造成一种不确定或不完美的印象。思考无法在电视上得到很好的表现，在思考过程中，观众没有东西可看。思考不是表演艺术，而电视需要的是表演艺术。这就是为什么80分钟的讨论节目非常具有娱乐性，就像塞缪尔.贝克特的戏剧一样：主题是严肃的，而意义是无法理解的。当然，他们的表演是非常专业的。
电视是我们文化中存在的、了解文化的最主要方式。于是——这是关键之处——电视中表现的世界便成了这个世界应该如何存在的模型。娱乐不仅仅在电视上成为所有话语的象征，在电视下，这种象征仍然统治着一切。就像印刷术曾经控制政治、宗教、商业、教育、法律和其他重要社会事务的运行方式一样，现在电视决定着一切。
第七章、“好……现在”
“好……现在”常被用于广播和电视的新闻节目。目的在于指出我们刚刚看到或听到的东西同我们将要看到或听到的东西毫无关系。这个表达方式让我们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这个由电子媒介勾画出来的世界里不存在秩序和意义。
电视台选演播人员，每个人都必须有一张“可爱”“可靠”的脸。如果在电视上，可信度代替了事实而成为检验讲述是否可信的决定性因素的话，那么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就不必关心事实真相，而只要努力让自己的表演达到最佳的逼真感就可以了。例如：有的人看上去像在撒谎，事实上说的却是实话；或者更糟糕的是，有的人看上去像在说实话，其实却是在撒谎。
所有的电视新闻节目的开始、结束或中间都要插入一段音乐。这足以证明严肃的公众话语和娱乐之间存在的分界线已经荡然无存。音乐和新闻有什么关系？这可能是和在戏剧和电影中使用音乐的道理是一样的——制造一种情绪，为娱乐提供一个主题。
其他的几个特点也验证了新闻节目是一种为了娱乐观众而上演的表演，例如每条新闻占用的时间平均为45秒。事实上，电视新闻并不想提醒观众某条新闻有严肃的内涵，否则观众在新闻热播完后必定还要继续思考，这样就会妨碍他们观看下一条新闻。其实，观众并没有什么机会分出几秒钟进行一些思考，因为电视屏幕上的图像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图像的力量足以压倒文字并使人的思考短路。
当新闻被包装成一种娱乐形式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起到了蒙蔽作用。电视新闻节目提供给观众的是娱乐而不是信息，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不仅在于我们被剥夺了真实的信息，还在于我们正在逐渐失去判断什么是信息的能力，无知是可以补救的，但如果我们把无知当知识，我们该怎么做呢？（这一部分让我想起名人做广告，就是因为老百姓相信名人，看到认识的人在推销就信以为真）
八、走向伯利恒
宗教组织目前拥有并管理着35家电视台，每家电视台都有自己的宗教节目。为了写这个章节，我看了42小时的宗教节目，得出两个结论：
1、在电视上，宗教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被明白无误的表现为一种娱乐形式。在这里，宗教不再是具有历史感的深刻而神圣的人类活动，没有仪式，没有教义，没有传统，没有神学，更重要的是，没有精神的超脱。在这些节目中，传教士是头号人物，上帝只是配角。
2、宗教之所以成为娱乐是由电视本身的倾向决定的，而不是因为这些所谓的电视传教士存在缺陷。
也许有的东西是可以复制的，但我们始终要问一个问题：复制过程中会丢失什么？答案可能是：一切赋予教育重要性的东西。
例如：在某些地方不能吃东西或闲聊，必须戴上无檐便帽或在适当的时候跪下，按要求无声的静默。但在看电视宗教节目时，我们通常不会遵守这些规范。不论电视上是在播宗教节目还是在播电视剧，我们都不会改变在自己的客厅、卧室里进行的活动，我们吃东西、聊天、上厕所等做任何事情。
如果我说基督教是一种苛刻而严肃的宗教，我相信我没有说错。但是，当它被表现得轻松愉快时，就变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宗教。
真正的危险不在于宗教已经成为电视节目的内容，而在于电视节目可能会成为宗教的内容。
九、伸出你的手投上一票
就像电视广告为了起到心理疗法的作用而必须舍弃真实可信的产品信息一样，形象政治为了同样的目的也必须舍弃真实可信的政治内容。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历史在形象政治中发挥不了重要作用，因为历史只有对于那些相信过去能够滋养现在的人才有价值。卡莱尔说，历史不仅是一个世界，而且是一个鲜活的世界，虚幻的反而是现在。
历史学家卡尔.肖斯科的观点非常切中要害，他说：现代人对于历史已经变得漠不关心，因为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实用价值。
电视在损害了学生的阅读自由之后，却仍然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电视不是禁止书籍，而是要取代书籍。
我们的文化部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作者）式的，而不是奥威尔（《1984》作者）式的，它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不断地看电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使信息简单化的一种媒介，它使信息变得没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语境，也就是说，信息被包装成为娱乐。在美国，我们从来没有缺少过娱乐自己的机会。
十、教学是一种娱乐活动
教室是一个社交场所，而电视机前的那点空间却是私人领地；在教室里，老师可以解答你提出的问题，而电视机屏幕无法回答任何问题；学校注重语言的发展，而电视提供的只有图像；在学校里不听老师讲课可能受到惩罚，而不看电视却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在教室里，娱乐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在电视上，娱乐本身就是一种目的。
三条戒律：
1、你不能有前提条件：电视是不分等级的课程，它不会在任何时候因为任何原因拒绝观众。换句话说，电视通过摒弃教育中的顺序和连贯性而彻底否定了它们和思想之间存在任何关系。
2、你不能令人困惑：任何信息、故事或观点都要以最易懂的方式出现，因为对于电视来说，最重要的是学习者的满意程序，而不是学习者的成长。
3、你应像躲避瘟神一样避开阐述：在电视教学的所有敌人中，包括连贯性和让人困惑的难题，没有哪一个比阐述更可怕。争论、假设、讨论、说理、辩驳或其他任何用于常说的传统方法，都会让电视变成广播。所以电视教学常常采用讲故事的形式，通过动感的图像伴以音乐来进行。
十一、赫胥黎的警告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赫胥黎告诉我们的是，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云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
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在美国，奥威尔的预言似乎和我们无关，而赫胥黎的预言却正在实现。
奥威尔预言的世界比赫胥黎预言的世界更容易辩认，也更有理由去反对。我们的生活经历已经能够让我们认识监狱，并且知道在监狱厦门即将关上的时候要奋力反抗。
如果我们没有听到痛苦的哭声呢？谁会拿起武器去反对娱乐？当严肃的话语变成了玩笑，我们该向谁抱怨，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抱怨？对于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我们能有什么救命良方？
有很多次，有人让我到电视上去宣传我写的关于反对电视的书，这也是同样的讽刺。这些就是电视文化的矛盾。
为我们提供纯粹的娱乐是电视最大的好处，它最糟糕的用处是它企图涉足严肃的话语模式——新闻、政治、科学、教育、商业和宗教——然后给它们换上娱乐的包装。
我的解决方式也正是赫胥黎提出的。我无法超越他的智慧。他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一样相信，我们正处于教育和灾难的竞赛之中，他不懈著书强调理解媒介政治和媒介认识论的必要性。
最后，他试图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读后感：也许作者的观点有点危言耸听，但好象我们正处于这样的被电视影响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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