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6年,打到四人帮之前,知识分子们几乎都被打倒,他们带着各种各样的帽子,有的被下放,有的被劳教,有的被折磨致死。
这样的环境,连生存都无法保障,如何进行研究工作?
知识分子的现状——《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之七数学之王的遭遇
苏步青教授是科学家,被誉为“数学之王”,他在微分几何学和计算机几何学等方面,都有突出贡献,在“文革”期间,他被打成“卖国贼”,并被下放劳动。
那时,他已年过七旬,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被搞得残缺不全,仅剩的几十名专业人员,也都被拆散了。
文革结束后,他回到上海,看看空空如也的教室,瞬间就垮了。
他被邀请参加科教座谈会,在会上,他指出,现在人才匮乏,研究中断,无法继续搞研究的问题。
邓小平当时批示,把其他研究人员找回来,立即购买研究器材,并保证研究人员,必须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放在研究工作上。
这样一系列的安排,令苏步青教授看到了希望,他没有了后顾之忧,又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学研究中去了。
知识分子的现状——《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之七桥梁专家的境况
李国豪教授,是著名的桥梁专家,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任同济大学副校长。
文革期间,他被冠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关进牛棚审查。
他受到监管,不能自由行动,当他听说邓小平让他去参加会议时,竟不住嚎啕大哭,十年的委屈,终于可以宣泄了。
这十年来,他吃苦受罪,就是盼望着这一天,盼望着,能再一次走上工作岗位,为国家、为人民做事啊!
知识分子的现状——《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之七光学奠基人被迫害
王大琍,教授是我国光学界主要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特别是在镭射技术,遥感技术,计量科学,色度标准等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中国光学之父。
他也长春光学机械研究所的教授,他被邀请参加会议,却一直联系不上,原来他被看守所关押了,目前,只有邓小平才能救他出来。
这样伟大的科学家被投入大牢,这是中国的耻辱,也是科学界的耻辱。
后来,王大琍直接被警车送往北京,参加座谈会,会上,他谈了光机所的情况。
四人帮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特务集团冤案,在光机所,被隔离审查的就有216人,还株连北京、上海、辽宁、黑龙江等地科学教育界,几千人都受到影响。
邓小平下令,这个案子要抓典型调查,集中解决,为整个冤案平反,并要依法严办,绝不姑息。
这几句话,引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这些科学家,多年来受到压迫,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如果,没有人帮他们翻身,那他们的工作就将无法继续。
知识分子的现状——《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之七数学家身心受到摧残
著名数学家陈景润,一直住在锅炉房里,搞研究工作,锅炉房内环境很差,又因受到长期折磨,陈景润积劳成疾,他病倒了。
这次,科教会他参加不了,邓小平知道他的情况后,认为,像这样的科学家,应该是中国的珍宝,国家要把他们当做国宝一样珍藏起来。
他立刻下令,立即把陈景润送到医院治疗,被恢复他一级研究员待遇。
知识分子的现状——《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之七教育部长被致死
原教育部长周荣鑫,因主持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而被打倒,并被致死,到现在,仍死的不明不白。
邓小平下令,让方毅和刘西尧做详细调查他的死因后,作出恰当的结论。
朱荣鑫是在1963年出任国务院秘书长,后来成为周恩来的助手,文革期间,教育界受到严重破坏。
教育部长一直迟迟没有定下来,当时,江青推荐北大的迟群担任此任,而周总理和邓小平联手向毛泽东推荐周荣鑫。
毛泽东权衡再三,认可了这一推荐,1975年1月,朱荣鑫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上任之初,周恩来和邓小平分别找他谈话,鼓励他大胆讲话。
所以周荣鑫在整顿教育界时,发表了一系列言词犀利的讲话,为中国知识分子,所受的迫害鸣不平。
对两个估计不满,还起草了一个直送党中央国务院的教育工作汇报提纲,他的这种敢于摸老虎屁股的做法,震慑了“四人帮”。
他们把周荣鑫看作是周恩来与邓小平安插在教育界的马前卒,在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后,开始揪斗周荣鑫。
在整整四个月期间,他们对周荣鑫进行批斗,达50多次,在最后一次批斗会上,周荣鑫当场昏厥,最终不幸去世,年仅59岁。
知识分子的现状——《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之七既然已经查明真相,那就平反昭雪,恢复名义,并以中共中央名义,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隆重的追悼会。
邓小平亲自出席追悼会,他与李先念、王震、古牧,并排向周荣鑫遗像三鞠躬。
这件事的平反,进一步澄清了俩个估计,是四人帮的污蔑,他们根本不能代表毛主席的想法。
邓小平强调,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主席关于科学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
应当肯定,建国以后,17年或者28年,我国的科学教育战线是红线,不是黑线,我国知识分子,总体上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
邓小平说,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中央要专门组织调查,对两个估计进行研究,尽快做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知识分子的现状——《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之七调查两个估计的形成过程
“俩个估计”,出自1971年四人帮搞的全国教育工作纪要,就以纪要的形成入手,查阅当时的资料,采访参加会议,当事人这样可以把“俩个估计”来历说清楚。
原来,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文革期间,关于高等教育指导性文件。
它是当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产物,当时会议开了三个月,经过18次反复讨论和修改,最后由张春桥、姚文元定稿。
再后来,毛主席圈阅,于当年8月13日上了中央红头文件。
知识分子的现状——《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之七但是这份《纪要》是如何形成的,却始终是个谜,这两个估计,到底是谁首先提出来的呢?
参加座谈会的一位金主任说,他知道事情的原委,他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当时毛主席的原话。
毛主席在1971年6月,指示对17年不能估计过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好的,是要革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反对社会主义的,坏的是少数,很少数。
真相终于浮出水面,四人帮泡制了两个估计,与毛主席1971年对文革前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的情况的估计,完全相反。
四人帮当时严密封锁了毛主席的指示,却编照出了另一套说法,这就彻底为推翻两个估计,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当时,新华社记者把调查过程和结果,写成内参,交给了邓小平。
邓小平看完《内参》后,他找来当年为毛主席翻译的女工作人员,她们最近核对了毛主席历次谈话内容的工作。
所以,邓小平想从她们这里得到一些情况,她们向邓小平介绍了,毛主席关于教育路线的一些谈话内容。
证实了毛主席对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肯定,邓小平听后,他站在窗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情况都搞清楚了,确实是四人帮篡改了毛主席指示,精心炮制了“俩个估计”。
看来,这个案子可以翻过来了,而且马上就可以翻。
知识分子的现状——《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之七这些受到摧残的科学家和教育家,身心受到摧残,如果再不给他们正身的话,就会一辈子名誉扫地,没有自尊可言。
这是正本清源,这个悬在知识分子头上的利剑,历经七年之后,终于放下来了。
知识分子可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了,也可以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了,这是大快人心的好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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