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三，一大早，我端着妈妈煮的八宝豆粥骑着门槛吃，隔壁家的二婶子拎个桶，过来我家水井里打水。二婶子乐呵呵地逗我：“你妈给你买新衣了没？”不等我回答，二婶子又冲我妈笑着说：“这年呀，就是娃娃们的年，我们过什么年，过难哩！”妈妈也笑：“快点过，快点过，天天洗洗涮涮，累死个人！”
二十三，糖瓜黏；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炸豆腐；二十六，炖羊肉；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印象中，过年的序幕，从腊月初，就已经拉开了。小孩子自然是欢喜的，街上时不时地响着爆花炮的声音，响着年猪被杀时的叫唤声，响着老头老太太互相调侃着又活过一年的说笑声。妈妈们脚上像长了轮子，成天在厨房里飞转，花馍、糖包、油果、各种扣肉扣菜的香味混在一起，吊着馋嘴娃的胃。爸爸们也不落下，再陈旧的墙壁，现在也刷得雪白。屋里边边角角打扫干净，然后带上娃娃们去祭祖。旧去新来，总有些事，需要在老祖宗面前念叨下。
那时候物质贫乏，小孩一件新衣，多半要穿三个新年的——买的时候特意买大许多，第一个年，卷着袖口穿，到年初四，立马脱下来，洗干净叠好；第二年拿出来穿的时候基本刚好，还是过完三天年马上脱下来；第三年，穿在身上，袖口短得像八分袖，不过应该是最高兴的时候了，终于不用到年初四脱下这“新衣”了。我老家桌面的玻璃板下还压着一张这样的照片：我穿着短了一大截的“新衣”，剪着短短的妹妹头，站在爸爸妈妈面前咧着嘴巴笑——那时候，快乐，简单到一件半旧的衣服，简单到一块舍不得吃的糖果。
而我心里对过年，好像很小的时候就有了抵触，或者说，惧怕。记忆中，每年的年三十晚上，到正月十五前，家里总有好几次争吵。现在想来，每次的缘由，无非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是因为钱吗？不全是。那个年代，真正有钱的，有几家呢？我见过吃不起肉的人，见过买不了衣的人，见过虽然窗户破旧，但仍然贴着喜庆的窗花的人，见过买不了玩具，就给小孩用浆糊粘风车的人，他们，脸上挂着真实的笑，心里藏着火热的爱，在北方的隆冬里，如同雪地里的红梅，发着傲人的光。
过年，与其说是财力、人力的考验，不如说是家庭关系的考验，爱与理解力的考验。七大姑八大姨唰地将这张考卷摊到主妇面前，亲里乡间，迎来送往，礼数与周全，客套与心思，密密地涂抹在笑脸里。过年，也让小孩子们懂得世故人情里什么是亲什么是疏，不要看人儿小，谁心中没有一杆秤呢？
过年，如同一出大戏，从腊月一直唱到正月十五。元宵夜，汤圆一煮，小孩们肚皮吃得溜圆，然后央着父母去镇上看花灯去。不看花灯的，就抱了柴火，烈烈地燃起来，一个个排着队从上面跨过去。据说，从火堆上跨过去的人，来年一定福气旺旺，运气旺旺。等柴火燃完，灰烬还来不及完全冷却，就有人顾不上烫手，抓起一把来迎风一扬，“啊，开春要多种小麦少种大豆！”于是在一片嘻嘻哈哈中，年，悄无声息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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