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普通读者

壹

我的书架上，有三套《平凡的世界》。

第一套，是20多年前我初中二年级时买的。

这套书已经被我翻烂，封面卷曲，书页上零星的饭渍、各种颜色笔画出来的横线，甚至还有自己十三四岁时写下的感悟，那时候的文字肯定比狗屁还丑，唯一的好处是思想还没有变得邪恶。从1994年开始，我就在持续不断地读《平凡的世界》，上大学前，大概读过20遍的样子，阅读路遥的次数和时间，仅次于金庸，这让我后来想起来就有些懊恼，那么多时间花在了这样一部励志小说上，对不起很多好书，这就是一个人的局限，不是喝王八汤长大的，只能慢慢攒力气，慢慢明白世间的事情。

第二套，是大学里买来的。第一套在中学阶段已经翻烂，便买了第二套《平凡的世界》。当时在一所不入流的师范大学里读中文系，学校虽然烂，好在图书馆还没有烂到掉渣，可以尽情读书，花花肠子和坏心思都在成长。

博尔赫斯、卡尔维诺、莫迪亚诺、福克纳、村上春树、菲茨杰拉德这些人一个个从面前经过，我在慢慢发现《史记》的很多好处，王小波也越读越欢畅，隐隐然觉得，周作人的文章，好像比他哥哥写得更好。

虽然如此，一年中，只要有时间，我还是会翻翻《平凡的世界》，在需要感动的时候，仍然会感动，这说明我还不是那种不可救药的同志。但那种逢人就推荐的热情没有了，我发现，这部小说正在帮我分辨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和背景，那些跟我一样，曾经或者正在热爱《平凡的世界》的同学，大都是在农村或小村镇里成长，借着读书的机会，一步步走进更大的城市里的，一群凤凰男。

这些人，在成长的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面对更大的城市带来的压力，玻璃心无处不在，里面装满敏感和自尊，这样的人对待生活的态度很认真，可能会极其努力，为了证明自己，面目甚至会狰狞，为人处世也就会更实际。他们揣着自尊，却很容易沉默，内心充满热情，却怕身边的世界不接纳自己。他们有自己对待世界的态度，用力生活，以期改变固有的命运。他们中的典型代表，是潘石屹这样成功的商界大佬，2015年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上映时，潘石屹曾经表达过他对小说《平凡的世界》的热爱，并声称他是借助这部小说赐予的力量，不再追求别人欠他的几百万的债务。对始终没有赚到高额稿费的路遥来说，不知道这个消息会让他感慨多久。

《平凡的世界》为他们提供了对生活的理解，为他们提供了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他们来说，《平凡的世界》就是一本青春期励志读物。

他们太有感谢路遥的必要了。在《平凡的世界》里，路遥用一个庞大的故事告诉他们，像孙少平一样努力，抗争、读书，生活会给你应有的回报，一点点剥除自己农民身份的机会，还有一个很虚妄，却很诱人的女朋友在等着你成长。

孙少平和田晓霞的爱情，是《平凡的世界》的读者最高潮的一部分内容，不只因为他们跨越阶层的勇敢的爱情，还因为这样的故事会激发阅读者的渴望。这种渴望，是乡村青年对美丽、善良、有思想的城市女青年的渴望和幻想，是他们在对城市女青年产生冲动时，最好的文字的安慰，这样的故事告诉他们，会有一大把这样的好姑娘，等着一个“掏碳的丈夫”来爱她。在这部小说中，路遥为这些内心充满挣扎的青年提供了安慰，甚至用田晓霞这样的形象，完成了对他们的客观上的勾引。这让我们当时对生活充满了渴望，但这股劲头过去，一旦我们开始反思这些问题，很多破绽就露出来了。

和一个大学同学聊天，谈到《平凡的世界》，我问她对田晓霞的感受，她说：假。她是在城市里长大的，毫不讳言自己读不下去《平凡的世界》。这时，你会突然意识到，他们不需要这种安慰。

大三的时候，一个大四的师兄去出版社面试，被问到最近读过什么书、最喜欢什么书的时候，他脱口而出：《平凡的世界》。几位面试的领导脸上掠过一些不悦，一位领导喃喃地说：“又是这本书，大学生就不能读点别的像样的书吗？”

大学几年里，我们越来越喜欢聊别的人和别的书，大家都熟悉《平凡的世界》，却又都不太愿意太多谈到这本书，它显得越来越陌生，也有了越来越多的疑惑。

《平凡的世界》曾经感动过很多人，可是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它对我已经完全失去了这个能力。

第三套，是工作后买的。一整套《路遥全集》。

这时，我几乎已经不再读《平凡的世界》了，买这样一套精装本的全集搁在书架上，更像是在缅怀青春。到了这时，会感觉陈忠实的《白鹿原》要比《平凡的世界》更加真实。

这套全集里，我翻检着读得最多的竟然是路遥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读者文摘》曾选摘过这本创作随笔，某种程度上，显示着路遥的作品和这本杂志精神气质上的某些重合——青春励志，有些鸡汤的味道。

贰

青春期过去，作为那个时间段篇幅最长的一本青春期励志读物，《平凡的世界》注定要从我们的阅读视野里淡出。在淡出之前，我需要一些关于路遥的细节，填充到青春期漫长的关于路遥的阅读史中，让自己跟路遥，以及他的《平凡的世界》有一个交代，那些在读《平凡的世界》时产生的疑问，也需要一一厘清。从这个角度看，厚夫的这本《路遥传——重新开启平凡的世界》，算一个说得过去的选择。

作者厚夫是路遥的老乡、后辈，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陕西省作协副主席，一位体制内的作家。

老乡和后辈，决定了他写这本传记的优势：他和路遥有共同的成长环境，也就有了相似的思想路数。这样的传记作家，显然更能理解传主。一个圈里的大牲口，虽然自己没有身边这位体量大，但大家在一个槽里嚼过草，多少是了解他的路数的。

因为熟悉，厚夫在这本传记中能够提供足够详实的资料，让我们一点点补全《平凡的世界》之外的细节。例如，孙少平的原型是谁？田晓霞是怎么从路遥脑子里诞生的？她的身上，到底汇聚了多少个北京女知青的身影？路遥的成名之路，坎坷在哪里，他借助文学向上攀爬的过程中，到底有哪些很实际的诉求？这些问题，厚夫写得很仔细，在《路遥传》中，他对路遥有一种细致的了解和充满温情与崇敬之情的同情。

与此同时，这种亲近和熟悉，却又带来另一种效果：极度的崇敬。一般来说，这种情绪不大应该出现在传记作者对传主的感情中，一旦有这样的感情参与，传记就开始变味了。例如，在传记中，提到路遥的婚姻状况时，作者就会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偏向。

《路遥传》中记载，路遥最初和北京女知青林红恋爱，也因此把难得的招工名额让给林红。林红离开后，迅速和路遥分手。随后，路遥又与另一位北京女知青林达恋爱，当有人试图劝阻路遥，认为还是找一个农村的婆姨才能好好过日子时，路遥说：“哪一个本地女子有能力供我上大学？不上大学怎么出去？一个人想做成点事情，就得设计自己。”事实正是如此，与林达结婚后，林达倾尽全力供路遥读大学、搞创作，这种状态完全是路遥预期的。

这是现实中路遥对待爱情的态度。对一个一心想跳农门、离开农村的青年来说，他目的明确，务实得让人有些惊讶。作为传记作者，厚夫显然对路遥最终的婚姻状态不满意，传记中，曾不露声色地指责过林达对路遥照顾不周。在讲完路遥的这个关于婚姻的态度之后，厚夫给出的评价是：由此看来，路遥是一位相当理智并有着超常自控能力的人。

这样的描述，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为了最终的文学成就，路遥的每一步人生道路，都有必要性和合理性，而不论某些行为是否与路遥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对人生和感情的表述相悖。贾平凹在怀念路遥时，把他描绘成因为干渴倒毙在路边的夸父，厚夫显然是接着这个思路，在传记中不断修补和完善路遥的形象，把他变成了一个为了理想事业献身的英雄。如此，在英雄身边，就需要有为英雄献身的配角，他们不能过多要求个人的自由和幸福，需要为了英雄的伟大事业，奉献自己的生命和精力，甚至是尊严。在这一点上，厚夫是敬爱路遥的，却不够尊重林达。

发现了一个极度理性（或者说极度功利）的路遥，算是厚夫的这本《路遥传》的贡献之一。从这本传记中，我们能看到，7岁时，路遥就明白了为了能上学，必须接受过继给大伯的现实，从此以后，路遥的每一步路都走的异常坚定而实际：想要离开农村，只有上学；为了保证能上大学，需要从知青中寻找对象；发现自己诗歌方面的劣势，就毅然开始小说创作；为了神圣的文学事业，他会长期隐瞒自己的病情，为了让病情不影响自己竞选陕西省作协主席，他在病重的情况下，选择离开西安，隐瞒病情，转而在延安静观事态发展。

这是我们想知道的那个路遥。把他头上光环的电拉掉，只看看阴影里路遥的样子。

这里面有一个极力想靠近权力的路遥。他想得到更多权力的眷顾，有了权力，就可以补偿他对家庭的缺憾，小说中的孙少平从农民变成矿工，得益于自己的高干子女的女朋友，孙少平的原型，路遥的弟弟王天乐，却是由哥哥路遥一手安排，从揽工的汉子，变成矿工，变成记者，一路疾走，摆脱了农民的身份和境遇。

这里面也有一个窘迫的路遥。他要为多拿一点稿费一稿多投，也会在功成名就之后，为了路遥文集能尽早付印出版，四处求人订购，以凑够套数。两次赴京领奖，两次身无分文，两次找弟弟为自己凑一点上京的路费和在京活动的经费，路遥在火车站狠狠地骂“文学是个球”“诺贝尔文学奖在我眼里算个球”。那些他梦寐以求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给路遥带来荣耀，也带来了更多的屈辱感，他只想获得更大的成功，用这些成功祛除之前的灰暗。这是路遥的无奈和矛盾，在这一点上，倒是他的弟弟王天乐想得更透彻，他说：大哥，我认为文学是无比博大的，但是我恨它，我会恨它一辈子……

这本传记里，厚夫始终站在一个修缮路遥形象和为路遥辩护的立场上，为了辩护，他提供了详细的资料，却难得地让我们看到了更真实的路遥。然而，一旦入手就想要辩护，传记就会蜕变成一本充满辩解口味的个人奋斗史，只想着罗列理由和借口，厚夫最终把这本可能深入探析路遥内心成长的书，变成了一本“路遥是如何奋斗并成功逆袭”的文学创业史，很多可以用力探讨的地方，作者都轻轻带过。

比如，厚夫会愤愤不平地说：路遥在还没有去世的时候，对他的遗忘和忽略就已经开始了。他也看到了文学史对路遥的忽略，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里只字未提路遥。陈思和的《当代文学史》里只分析了《人生》，对《平凡的世界》只是一笔带过。但面对这个问题，传记里只是在辩护，也仅有辩护，甚至缺乏有力的辩护。作者只是摆出足够多的数据，想向人们证明，路遥的书仍然有很多人在读，评论家和文学史家们对他的疏忽，是一个错误。

路遥在写小说的时候，自觉地把自己的接受群体定位在城乡结合部，把目光投射到城市化进程中农村青年的个人境遇。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只要城乡转变还在继续，只要阶层差异继续存在，我们就能够预见，《平凡的世界》就一定还有大量的读者，因为他们需要安慰，需要一种更虚幻的力量。但这不足以说明路遥的作品就可以获得文学史上更重要的地位，他的成功，究竟有多大程度政治上的考量和对青春期青年内心的安慰。这些问题，都被想要辩护的心情给冲淡了。

对于曾经的《平凡的世界》的读者，进入中年之后，对这本小说不理解的东西慢慢增加，对真实的路遥的理解渐渐变多，我们最终认识的路遥，到底该是一个“平凡的世界”里，有些文学才能的农民作家；一个贾平凹嘴里的政治家；一个曾经打动我们这个阶层的读者，还会继续打动这个阶层青年的励志小说作家；还是一个可以在文学史上最终找到自己位置的文学大师，这需要每个人在心里衡量。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借助这本《路遥传》，在一个合适的时候，与自己精神阅读史中的路遥和他的《平凡的世界》作别。这本传记之后，路遥，注定从我的阅读中翻过去了。